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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汉学家盐谷温（1878-1962）是中国文学史、俗文学，尤其是小说研究的重要开创者之一。他的著作出版后被翻译到中国，如《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于大正八年（1919）由日本东京都大日本雄辩会（日本讲谈社的前身）出版，其中小说部分的中文节译本——《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中华书局），最早出现于1921年。[1]

全书节译本，由陈彬龢翻译，名为《中国文学概论》（北平朴社，1926年）。至于全译本，也是接受度最高的中译本，是孙俍工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讲话”的中译本在中国文学史学界引起不少震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学界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

至于“讲话”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的关系，更是中国小说研究史、中日学术交涉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对于盐谷温中国小说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黄霖、顾越曾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2]，但更多是环绕着“讲话”和“史略”的关系而展开，较为重要者有香港陈胜长[3]、日本学者植田渥雄[4]，以及赵京华[5]、蔡祝青[6]等学者的论文。

本文拟从盐谷温中国小说研究中的西方学术影响的角度考虑，揭示其有别于西方和中国学者的特点，说明他在沟通东西学术上的价值与意义。

盐谷温出身日本汉学世家[7]，曾求知于多位日本学术名家。[8]除在研究院师从森槐南（1862-1911）外，盐谷温所接受的教育极少涉及中国白话小说，甚至可能在他远赴德国留学前读过的白话小说也屈指可数。

因此，盐谷温从事中国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研究，可能更多地出于他的个人学术兴趣，以及受当时中国研究会的官命指示[9]等主客观因素有关。

（一）盐谷温的求学经历与学术养成

明治三十二年（1899），盐谷温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文学科学习，明治三十五年（1902）毕业。汉文学科共分经、史、文三个小班，盐谷温所在的是史班。

汉文学科的讲师，史班有那珂通世（1851-1908），文班有盐谷青山和森槐南。森槐南讲授的课程，除唐诗外，还有《西厢记》和汉唐小说。[10]他是最早在日本大学讲堂讲授中国小说、戏曲的讲师，被称为“明治时期词曲的开山”[11]。

盐谷温毕业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专攻中国文学，师从森槐南学习词曲、小说，盐谷温称他为自己“中国戏曲小说的启蒙”[12]。

盐谷温或许在课堂上听过森槐南讲述中国小说，但这恐怕只仅仅为他打开接触中国小说研究的大门，而没有实质开启他的中国小说研究之路。盐谷温后来研究中国小说，完全在其师后另开格局，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也为日本的中国小说研究掀开新的篇章。

明治三十九年（1906）9月，盐谷温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是该校“支那文学讲座”科目最早的教员。

同年10月，盐谷温赴德国研究中国文学，先到慕尼黑大学学习德语，一学期后转赴莱比锡大学，随孔好古（August Conrady, 1864-1925）学习汉学，停留约两年半。

明治四十一年（1908），盐谷温赴英国剑桥大学拜访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盐谷温从孔好古的神话学研究中吸收了一些德国汉学研究的新成果，并应用到后来的中国小说研究上。[13]

另一方面，德国的汉学研究方法，以及将小说、戏曲等口语俗文学置于核心地位来观察中国文学和历史中的“国民文学”观念，皆对盐谷温后来研究中国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此外，盐谷温也受到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德国葛禄博（Wilhelm Grube, 1855-1908）的《中国文学史》的启发，促使他日后撰写了包括“讲话”在内的一系列中国文学史著作。

德国留学结束后，盐谷温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秋季到达中国，开始新的留学生活。他先在北京居住一年，期间结识了王国维，并获赠《戏曲考源》《曲录》等著作。其后转赴长沙，师从叶德辉，学习戏曲。[14]大正元年（1912）8月，盐谷温回到日本，结束了他长达六年的海外留学之旅。

盐谷温的留学生涯对他的学术养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德国时期，他接触到当时西方汉学界的名流人物，学习到先进的汉学研究方法，加上他个人的汉学造诣和家族的汉学传统，使得他的中国文学研究，无论是研究对象和领域，还是研究视角和手段，皆有别于传统的日本汉学家。

（二）盐谷温的中国小说研究及其影响

明治四十一年（1912）9月，盐谷温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概论”，并讲授以元曲为中心的“中国戏曲讲读”。

大正六年（1917），盐谷温在东京文科大学作六次夏季公开演讲，笔记于大正七年（1918）12月修订，大正八年（1919）由大日本雄辩会出版，名为《支那文学概论讲话》。

“讲话”分为上、下两篇，共六章，全书共540页。小说部分的章节论述最为详细，共193页，占全书约36%。可见在盐谷温治学之初，中国小说研究即已成为他的学术重心。

大正九年（1920），盐谷温以《元曲之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升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专注于小说、戏曲的研究。

1924年，盐谷温在日本内阁文库发现《古今小说》四十卷、《喻世明言》二十四卷、《二刻拍案惊奇》三十九卷（附《宋公明闹元宵杂剧》一卷），以及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后，在大正十五年（1926）的《斯文》第八编第五至七号上连续发表了《明の小说〈三言〉に就いて》，又在《改造》第八编第八号中发表了《明代の通俗短篇小说》。

随着“讲话”中译本的出现，盐谷温在中国声名大噪，中国学者对盐谷温的关注度大增。[15]

另外，盐谷温发现了宫内省图书寮（即宫内书陵部）所藏的元人杂剧《西游记》六本，他将原文连载于昭和二年（1927）的《斯文》第九编第一号至第十编第三号，并于昭和三年（1928）通过东京康文社印刷所将其印刷为单行本。

昭和三年，盐谷温访华，途经上海，曾与鲁迅有过交涉。据《鲁迅日记》1929年2月23日：“晚往内山书店……遇盐谷节山，见赠《三国志平话》一部，《杂剧西游记》五部……赠以《唐宋传奇集》一部。”[16]

盐谷温对此事亦有记载，《中国小说の研究·序》云：“迩来数游禹域，一夕于上海与鲁迅氏相会，就本书（“讲话”）清谈数刻，交换所见，不觉移时。”[17]其中既见盐谷温对鲁迅的推崇，亦见中日学者对于学术的平等讨论。

孙俍工在翻译“讲话”的同时，还翻译了盐谷温在《斯文》上发表的《论明之小说〈三言〉及其他》《宋明通俗小说流传表》，作为附录，收入1929年版“讲话”的中译本。

昭和十四年（1939），盐谷温于东京大学退休，昭和十七年（1942）成为名誉教授。[18]盐谷温在学生内田泉之助的协助下，开始着手对“讲话”一书内容进行全面改定，改为《支那文学概论》。

《支那文学概论》在原有六章中的第一章《音韵》后，增设《文字》作为第二章，而把第七章《小说》部分独立出来作为下篇，还在昭和二十四年（1949）将下篇改名为《中国小说の研究》单行发刊[19]，可见中国小说研究在盐谷温心中所占的份量。

《支那文学概论》于昭和二十一年（1946）出版上篇，昭和二十二年（1957）出版下篇，由东京弘道馆发行。

盐谷温的中国小说研究不仅为日本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开拓了领地，也因他一开始即使用有别于日本传统汉学的眼光与方法，开创出一条全新的中国小说研究之路。

盐谷温的成果一出，中国学者群相译介，以期吸收其发现之新材料，借鉴其研究之新方法推动小说研究的范式转移。

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的撰写，是西方文学史观浸润影响下的结果。最早的中国文学史问世于19世纪中叶，1853年，德国学者萧特（Wilhelm Schott, 1802-1889）撰写了《中国文学论纲》。

1880年，俄国学者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出版了《中国文学史纲要》，接着才是翟理斯和葛禄博（Wilhelm Grube, 1855-1908）的《中国文学史》。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学者撰写文学史著作蔚然成风，可是对中国小说并无较为完整的论述，甚至还视小说为“诲淫盗”，认为论述小说为“识见污下”。[20]

日本方面，在“讲话”出版前，日本汉学界甚少注意到中国的小说和戏曲，如笹川种郎（1870-1949）的《支那小说戏曲小史》（1897年）、《支那文学史》（1898年），古城贞吉（1866-1949）的《支那文学史》（1902年），久保天随（1875-1934）的《支那文学史》（1903年），儿嶋献吉郎（1866-1931）的《支那文学史纲》（1912年）等，虽对中国小说有所论述，但也非常简略。

这一现象与日本学者向来重视中国诗文作品，轻视小说、戏曲的传统是相一致的。古城贞吉曾说：“士君子非无作传奇小说之意，而竟不为之者，性情卑劣之徒执笔墨，（士君子）耻于颓波浊流间争论断肠。自古以来此类著作大都摈弃于文学之外，由是观之，岂偶然哉。”[21]针对这种情况，盐谷温指出：

1923年10月，鲁迅也提到：

所谓（中国小说史）“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既指西方学者的著作，恐怕更多是指盐谷温等日本学者的作品。

至此，或许可以发现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中国文学史以至小说史的撰写，先是由西方汉学家所开创，中经日本学者的努力，最后回归至中国学者。

内田泉之助曾指出，盐谷温在撰写中国文学分体史，特别戏曲、小说史方面功不可没，其“多前人未到之境，筚路蓝缕，负担着开拓之功不少”[24]。

盐谷温的小说、戏曲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开创性意义，并对当时的中国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以至小说史撰写的过程之中，日本学者对中国学者的影响更显重要。

盐谷温深受西方学术的影响，他在“讲话”的《自序》提到，自己在德国时跟西方学者学习文学研究法。而《支那文学概论·自序》提到的“语学”，也是盐谷温受西方学术影响的一个重要观念。“语学”，即“语文学”。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学必须先进行翻译，盐谷温曾说：“法国学者中有巴赞、茹理安、德尼等，翻译了诗曲、小说，我对此吃了一惊。这毕竟是对于中国语学研修的结果。这是纯文学方面的工作。面对在日语中都还没有见到适当翻译的《西厢记》《琵琶记》等的法语翻译本，实在感到汗颜。”[25]

盐谷温的“讲话”即从语文学入手，对中国文学进行讨论。在第一章《音韵》部分中，盐谷温用了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来谈论中国语音的特点。

这一做法不仅是在此前的日本汉学著作中没有出现过，即使在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也不曾有过。在“讲话”的内容中，自《第一章》开始便引用了德国汉学家、语言学家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的《汉文经纬》（Chinesische Grammatik, 1881）中的相关内容。盐谷温之所以会有关于语言学的知识，应是受孔好古的启迪。[26]

盐谷温既是一位日本学者，又受到了西方学术的熏陶，在他的中国小说研究中，往往会见到一些跨国族的文学比较研究，如“讲话”的《神话传说》部分一开头就提到：“无论哪一种国民，在太古草昧之世都是有神话传说的。印度这样，希腊这样，自然中国神话传说也是很多的。”[27]

随后他以《楚辞·天问》《淮南子·天文训》中的太阳运行神话，与古代希腊雕刻中的日神赫里奥斯驱马车从海而出的日出之图，意大利名工累泥的底画里天女导赫里奥斯的马车前进的光景进行了比对，得出“东西的天体神话不期然而然是一轨的”[28]结论。

在谈论《汉武故事》中的西王母故事时，又以意大利画家洛马诸所画的《阿波罗与缪斯的舞蹈》进行了比较。这种研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平行比较法。

与此同时，盐谷温也谈到中国小说的一些跨国族的影响，如《神异经》对日本曲亭马琴（1767-1848）小说的影响，《飞燕外传》《游仙窟》对日本名著紫式部（973-1014）的《源氏物语》的影响，尤其是对《水浒传》在日本的传播、翻译和仿作进行比较详细的论述，并称“学界的奇迹”[29]。

“讲话”中的文学比较研究，学者已有较为充分的论述[30]；然对盐谷温的另一重要论文《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之交涉》（支那文学と国文学との关系，以下简称“交涉”）[31]，缺乏足够的重视，以下略作讨论，以进一步说明盐谷温的文学比较研究的特点。

1936年7月，日本外务省着手筹建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馆”）。1936年12月5日，北馆于北平王府井大街九号人文科学研究所内举行开幕典礼。[32]

北馆成立目的在于，“向中国学者、学生等人士介绍日本自然科学发达程度、最新发明发现、人文科学及其他日本事情；收集近代各方面的科学研究精华，供其阅览研究；发布关于本邦近代科学及其他内容的讲演、电影；配备有关北平本地风俗习惯的学术书籍。”[33]

其主要任务是，“增进中国人对日本实情的理解，强化日支两国国民精神之谅解”；“积极联络驻日中国人留学生，观察中国学界及中国人思想动向。”[34]

其根本目的是，强化对中国文化的楔入与渗透，及促进所谓的“日支文化提携”，“交涉”一文应是出于这个目的而被收录的。

在“交涉”中，盐谷温把日中两国的交通分为四期来观察两国文化的交流内容：

“交涉”的主要内容涉及六个方面，包括：

① 音读和训读。概述汉籍传入的原因，《论语》对仁德天皇的影响，以及训读的重要性。

② 真名和假名。概述《千字文》对日本国字的影响，音训并用、使用假名的原因，以及假名与汉字（即真名）的关系。

③ 汉诗和和诗。概述《文选》对长歌中的“反歌”的影响，唐朝各时期与皇朝之比较，各时期文风，以及对《万叶集》的长歌和《古今集》的短歌的影响。

④ 唐人传奇和物语草纸。概述唐传奇的文体并对其分类，以及与物语草纸之对比。

⑤ 元明戏曲和能狂言。概述歌舞和近代戏的起源，宋杂剧、金院本、元北曲、明南曲的演变和发展，以及元明戏曲和能狂言之关系。

⑥ 明清小说和江户文学。概述小说的起源、小说的分家、《三言》的源流，以及对德川以前的国文学之影响。

就具体篇幅而言，仅“元明戏曲和能狂言”及“明清小说和江户文学”两节就占了近六成，所以其余四节，仅为简单概述。

在最后一节中的小说部分，盐谷温列举了多篇江户文学作品与中国小说的关系：

盐谷温通过详尽的列举，点明中国小说的题材对江户时代前日本小说的影响，即日本读本小说和“翻案文学”的出现。

他主观上强调了中国小说对江户时代前的日本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客观上指出了中日文学之间的交流和碰撞，还侧面地展现了当时社会环境下的日本人对中国小说的热情。

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清小说作品传入日本，为日本的文学爱好者开启了新的大门，也促进了读本小说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古代文学向近代文学发展的开始。盐谷温的这一段话可见当时日本小说界对中国文学的重视，也证明了江户时代日本文学之所以能够取得的重大发展，离不开中国小说的滋养。

日本文人在创作读本小说时，对中国明清小说的翻译、介绍及仿效，使中国的文学作品从原本单纯的“语言文字教材”演变为提供日本市井阶层学习、消遣的文学作品，反映了日本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摄取和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养分的特征，体现了日本式“拿来主义”。

但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将文化学习的重心由中国转至西方国家，经历半个世纪的学习，日本小说界已将欧美小说“菁萃渔尽”。或许出于这一原因，盐谷温殷切地盼望日本小说界可以将目光再次投回新发现的中国小说，以期使当时“萎靡的我（按：此指日本）小说界中，开一新生面”[36]。

日本汉学家盐谷温是中国小说研究的重要学者，他不仅开创了重视中国小说研究的先河，也是较早完成中国小说史写作的学者。盐谷温的研究和著作对中国学术界影响颇大，甚或可以说早期中国学者所撰著的中国小说史，均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

通过对盐谷温中国小说研究的审视，可以发现其受西方学术的影响甚为明显，这应是盐谷温在德国等地留学时，接受现代西方学术熏陶的结果。

另一方面，盐谷温的中国小说研究注重用文学比较的方法，从文学普遍性的角度讨论中国小说，尤其着意于中国小说与日本文学的关系。这些特点既不同于早期西方学者的中国小说研究，也有别于后来中国学者的相关著作。

因此，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盐谷温的中国小说研究既是沟通东西学术的转接点，也是别具自身特色的学术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