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党政军要员600余人聚集重庆市的中央大礼堂，举行庆祝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10周年纪念会。为一个财政部长任职10周年举行这样规模的庆典，别说在国民政府的历史上空前绝后，在中国历史上也少有。蒋亲自与会并发表一段陈布雷为他起草又经他修改的祝词：
“度支之任，经治国用，遭时艰虞，厥责弥重...冉二十载，鬓发已苍，继是戮力，为国龙光。”这应该是对孔从1933年开始继宋子文任财务部长以来，尤其是抗战开始后财政工作予以相当肯定了。这十年历经“剿匪”，福建事变及两广事件，全面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远征印缅等等 ，财政虽然万分吃紧，却基本满足所有重要的用支需求。孔的理财能力和手段不可谓不高。孔祥熙传记里据他自己的回忆，在1944年他离职的时候，在抗战中坚持已经七年的国民政府的银库里还存有9亿美元和6000万两黄金。
孔自己在庆典上也为其十年财长生涯成功之处做了总结，其措施大体为：
1．废除苛捐杂税，以苏养民生；
2．实行关税改革，整理内外债，以树立国信；
3．建立国家金融机构，以奠定金融基础；
4．实行法币制度，以统一币制；
5．创办直接税，以开拓税源；
6．施行主计制度，以执行预决算；
7．推行公库制度，以稽校收支；
8．改正国家财政收支系统，以期达到平衡预算之目的；
9．举办田赋征实，以调节军粮民食；
10．举办专卖事业，以创造国家资本，调节社会供应。
孔所说的十项措施，很多是抗战前就已经实施，并开中国有史以来现代化财政管理之先河，的确为抗战作了很好准备。如以前笔记18里总结的币制改革和央行建立，以及关税改革及1936年开始的直接税改革等。本文只着重分析在战时发挥巨大作用，但也给战后带来巨大副作用的几条经济措施。而这些措施都毫无例外的有隆厚的战时计划经济色彩。它为迅速集聚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迅速发展壮大了国有资本，但间接压榨挖空了民间财富，变相挤出民国前期繁荣的私有资本和私营经济，为战后国民党政权迅速垮台埋下隐患。
首先最重要的当属田赋改革。明朝以前，田赋多以实物征收。嘉靖年间实行了“一条鞭”法后，停止征收实物，改为货币征收，田赋第一次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但无论实物税还是货币税，在国民政权建立以前，都由中央政府征收并纳入国库，无地方和中央之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片国土沦丧，沿海富庶产粮地区几乎全部落入日本手中。加上战争对生产的损害，军队数量的增多，大量人口的内迁，都使大后方的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同时，由于粮食供应日趋紧张，不少大地主奇纷纷囤积粮食以求高价出售。原田赋又以征收货币为主，征来了法币由于不断贬值，实则买不到实际需要的粮食。田赋改革因之势在必行。
于是孔祥熙将1927年以来划归各省的田赋税重新由中央政府掌握；同时将明嘉靖以来实行了数百年的货币税恢复成实物税。田赋改革具体落实严格监督并立刻取得了成果，实物征收一年强似一年。如田赋改革的1941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征收稻谷及其它粮食4500多万担，超额10．39％，1942年征收6600万担，1943年征收了6400万担，1944年征收了5400万担。4年累计征收粮食2．3亿担，基本上满足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的需要数量。
但农民未得到好处，因实物征收而粮价上涨的收益全入于地主之手，粮价上涨而地价愈高，自耕农愈少。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的兵役制度，使乡、镇及保甲长乱抓壮丁。从1937年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共抓壮丁275万人，且几乎全是贫苦农民。兵役和抓丁的结果，造成农民劳动力枯竭。在8年抗战中，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除1938、1939年两年丰收外，农业生产总量非但没有增长，反而一天天萎缩。如《农报》统计，1941年大后方比战前撂荒了842万亩耕地。1943年至1945年，四川省的冬季作物面积从6000万亩减少为5700万亩。下层农民在这项改革中被压榨更多，加之抓丁，直接导致大后方基层对国民政府的信心比之抗战初期丧失大半。
其次是实施重要生活用品专卖制度，以增加政府收入。盐铁的专卖制度古已有之，但这次将其扩大到了更多老百姓日常生活之用品，核心包括盐，糖，烟，火柴四大类产品。专卖制度为摆脱财政困境带来了一些好处，但由于它是以政府独占生活必需品的经营权，就必然造成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掠夺，以及对生产的严重破坏。
如孔祥熙因为民众压力不敢再提高食糖价格，因而也不敢提高甘蔗收购价格，只能强行命令甘蔗和食糖照限价出售。中间商一见无利可图，便纷纷囤积压货，于是黑市发生，百姓买不到平价糖，只能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到黑市上去买。而蔗农限价下售出后都不够成本，加之甘蔗属于时令产品，不易囤积，结果种甘蔗的老百姓受到很大损失。史料记载，当年的四川省主席张群一次乘车从成都到重庆。内江等地的蔗农得知消息，将甘蔗砍下来，在公路上铺了一里多长，以阻挡汽车前进。制糖业的业主和工人上千人自发聚集起来，向张群请愿，结果闹得张群狼狈不堪。
近四项专卖为国民政府国库带来了22．7亿元的收入。和田赋一样，国库富足了，但百姓做了巨大牺牲，专卖制度难以维持。在众多民怨下，的从1944年夏天实行了2年的食糖专卖终于废止了。1945年2月，国民党政府又废止了盐、烟和火柴的专卖，改为征税。
第三，是支持大量内迁工厂设备。最初沿海工厂内迁是上海爱国工商界人士发起的，国民党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并投款56万元做为拆迁补助费，而且所经车站、码头、关卡一律免验免检放行。工厂拆迁到内陆后，在征地建厂中，又给了很多支持，如提供低息贷款，免收附加税等等。随着战事加剧，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下令拆迁武汉工厂。各工厂不论大小，凡对敌后军需民生有用者一律内迁。一时间，“车轮滚滚，马达轰鸣，大大小小沿江而上的船舶，成为一条条车龙船龙，蜿蜒在从武汉至重庆的长江水道及两侧。仅不到一年，上海、武汉两市就内迁工厂300余家。同时江苏、无锡、常州、南京、九江、芜湖、郑州、许昌、太原等地也都迁出不少工厂。”
沿海工厂的主要机器设备拆迁内陆，极大推动了大后方工业的发展。由于沿海工厂的大量内迁，许多报国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也纷纷涌入大后方。
1937年到1942年，大后方的工厂数目由200多家发展到1000多家，固定资产由2000多万元上升到10亿多元，扣除通货膨胀后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大后方猛然增加的人口和独立的市场为后方工业提供了良好发展条件。
但也是这一时期出于战时需要国家资本迅速扩张，民国前期繁荣的私营经经开始被扭转。自1939年国民政府确立“国营为中心”的战时经济体制，例如为集中资源应对战争，国民政府通过《非常时期农工矿工商管理条例》等政策，将47种重要物资纳入统制范围，国营企业垄断军工、能源等核心产业。国家资本迅速扩张对民营企业形成挤出效应。民营工厂企业遭遇限价、征购等政策。至1944年官营工业产值占比从1940年的25.2%升至35.9%，私营工业则从74.8%降至64.1%。重庆迁川工厂联合会的数据显示，1940年大后方工厂达871家，但到1943年停工减产的超过270家。
有意思的是，孔祥熙在自己的十周年纪念会上谈自己理政心得有三。一曰“政重于财”。“以往搞财政的人，往往是迷于财而忘了政。殊不知财政财政，财是为了政，政好财自来，政劣财便穷”。二是“民重于官”。“一切税源的启发蕴税，只要藏富于民都可酌量宽大，一切征收对象，最好是有钱者多出，无钱者少出。驭吏严、驭民宽，方能财茂双源”。三是“事重于人”。每用一人。只要其人对事务能负担得起，操守足于伏众，不管是仇是亲，识与不识，都应用之。
言犹在耳，尝到战时计划经济甜头的国民政府以此手法富足国库，却不经意间榨干了后方民众的财富。战时计划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依靠管制可以快速积累财富，也在战后迅速不可避免地滑向官僚资本与腐败。内战随之而来，毫无纠错时间。在道义上失去民心，经济失去活力，导致取得近代以来最大的对外军事胜利后四年内便丢失政权，令人扼腕。孔祥熙于纪念会次年（1944年）因贪腐传闻失宠也被迫离职，财长重新由他的前任宋子文担任（孔贪腐一事正式史料从没证实，其在辞职后政府调查中也无证据证明其真实存在贪腐）。不管怎样，这位民国时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财长虽没有他的前任和后任宋子文那样锋芒毕露，也因时代局限对战时计划经济手段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副作用缺乏足够认知，但其十一年在财经领域的勉力经营的确帮助中国在抗战前后克服了巨大时艰。这一点就算众多当时和他有过节的国府军政人员都心知肚明。
前任财长宋子文在那次纪念会上主动发言：“本人以往也曾把任财政部工作，深知抗战财政有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困难。因为平时财政办理不善，其失败仅是负责财政责任者个人，战时财政办理不当，那就不是个人的失败或政府的失败，而是全民族国家的灭亡。因此在抗战六七年当中，孔兼部长担当艰巨，为国家辛勤奋斗，卒能克服一切困难，使抗战经济能平稳发展，不但军事需要不虞匮乏，就是经济建设也能齐头并进...”就连那位著名的军统头子也特制了一个又大又高的算盘送来，算盘的横梁上烫了一行金字：“民国铁算盘，理财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