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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的经验突出体现在对某类案件的背景知识充分，能够快速识别证据的内容与纠纷的起因，甚至从碎片化的事实中感知到隐藏的脉络，进而从容快速地进行发问与调查，厘清当事人行为的逻辑线索。但如果面对相对陌生的新类型案件，就有可能对堆砌的行业术语、复杂的交易关系感到困惑。在此情况下，法官应保持谦虚、慎重的态度，放慢调查的节奏，在办案中学习，可以由远及近，由表及里的发问，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先着重了解案件涉及的背景问题，让各方在一个基础的框架下进行充分论述，夯实后续专业问题的审查基础。诉讼参加人也应对案件所涉的事实背景、行业特点有充分了解和准备，而不是在事实调查阶段急于进行法律观点的阐述，要有配合法庭查明客观基本事实，共同保障诉讼有序进行的能力与素养，用清晰的条理与简要的语言回应法庭对背景知识的询问。

除了金融、知产、海事等专业性突出的领域，事实上，在大量普通案件中，专业性背景依然不可或缺。

所以，越是专业性事实复杂的案件，背景知识的调查铺垫就要越充分，为准确理解当事人的诉求与争议实质打下基础，这一步骤看似与诉请并无直接关系，但实际上是最容易获得当事人真实客观陈述，确定基础共识的阶段。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是证人，在面对法庭直接针对案件具体争议的询问时，都不免产生紧张情绪，在内心进行利弊得失的权衡，但如果仅仅是陈述案件的背景情况，则最容易达成基础的共识，一般不会产生误导陈述的动机。因为，行业背景、基础技术知识的客观事实，无法凭空捏造，即使出现陈述偏差，法庭也能够通过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专业机构核查得到印证与反馈。背景调查的阶段，更多体现为协商式的对话，而不是对抗性的辩论，但并不是漫无目地，随意扩展的。

因此，从举证说明的角度，诉讼参与人应注重背景参考资料的准备，这些材料可以是公开的规范性文件，也可以是具有公信力的新闻报道，或是申请在相关领域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证人作证，更重要的是能够用有条理、简约的语言，准确、概括地进行描述。

比如，在SEO技术案中，一方申请了网络搜索引擎平台的技术工程师出庭说明了算法原理，解释了众多技术概念。在竞业限制纠纷中，法庭通过询问行业背景，得知了网络安装企业是由上游大型电信企业按年度招标确定，而安装工人则一般固定在某区域内工作，根据招标结果与该区域中标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相关技能培训实际上由电信企业统一安排。有了这些背景知识的铺垫，法庭就可以启动对关键事实的深入调查，但专业性事实可能涉及较多易产生误解的细节问题，仍需要循序渐进，避免过于笼统的，以法条概念发问的方式。因此，可以采取“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将抽象的问题分解为多个具体的节点问题，逐次固定的共识，层层剥开含糊不清的地带，使调查方向与真正的分歧点自然展现。

《民事证据规定》第85条第2款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该规定蕴含的法理是要求法官运用日常生活思维去解释复杂问题。在知产、金融、环境资源等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审判活动中，已经采用了专家陪审员、技术调查官等制度，辅助法官查明专业性事实，但归根到底，法官是对案件事实最终负责的主体，只有理解了其中蕴含的逻辑关系，才能得出裁判理由与结论。因此，要善于借助专业力量，运用类比思维，通过对话、释明、总结，引导当事人、专家进行陈述，使复杂、带有专业习惯的话语系统转换为能为一般人理解的常识逻辑关系。

从另一角度而言，任何专业问题在具体案件中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权利义务的最终认定相关，法官需要理解的并不是所有的基础原理，而是要做好总结归纳，把繁琐复杂的专业问题，概括为易于理解的逻辑结论。

因此，面对专业细节问题，法官不宜简单用概括性思维进行酌定，而是需要尽量运用现场勘察、专家咨询等多种方式进行分解式调查，要善于理解、认真倾听当事人、专家的陈述，并运用日常生活语言进行“翻译”回应，进一步征求当事人意见，询问其是否认可法庭的理解，有序推进庭审。这一过程应当是互动式的：听取专业说明—归纳总结释明—核对征求意见。随着调查深入，基础共识得以明确，许多不合理的主张自然会显得难以自圆其说，关键事实争议也就得到了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