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蒙古高原北部，既包括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全境，还涵盖了俄罗斯境内的唐努乌梁海地区、贝加尔湖与额尔古纳河附近地带，及哈萨克斯坦东北部的科布多地区。这片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域，都曾是中国领土。
外蒙独立问题始自清末。《大清会典》规定蒙古王公享有内部自治权；且严格禁限汉民移居蒙地。
1901年，清廷启动新政，解除蒙地封禁，放垦蒙地，移民实边以及行省制改革。其中放垦蒙地和行省制改革对蒙古王公贵族利益损害最大。图为20世纪初期的外蒙古王公图片。
清廷治蒙传统，以羁縻抚绥为方针，因俗而治。具体手段包括封王联姻笼络蒙古王公贵族。图为20世纪初期的外蒙公主图片。
外蒙古人多信仰佛教，蒙古佛教是以西藏佛教为典范，大部分的蒙古佛典皆系译自西藏佛典，仅有少数为蒙人自己的著作和注释书。图为20世纪初期的外蒙古僧侣。
佛教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图为20世纪30年代，聚在曼祖什尔寺门前的人们。这座寺庙建于公元1733年，是一座佛教寺庙，位于首都乌兰巴托市东南方39公路通往祖伦县公路旁边怪石林立的花岗岩山谷处。
外蒙古佛教的最高领袖称为哲布尊丹巴。辛亥革命爆发后，1911年12月28日，哲布尊丹巴八世宣布外蒙古从清朝独立。他出生在西藏东部康区地方，4岁时被选定后和父母一起去了蒙古。图为年轻时的哲布尊丹巴八世。
哲布尊丹巴八世宣布外蒙独立后，任日光皇帝“额真汗”，改元“共戴”。1912—1913年，在库伦（今乌兰巴托）甘丹寺建了一座名为Megzid Janraiseg的两层建筑，以开阔哲布尊丹巴八世的视野。甘丹寺是一座西藏风格的喇嘛教寺庙。图为1913年左右的甘丹寺。
宣布独立之前，为抗衡清廷，1911年7月29日，外蒙王公杭达多尔济率领由车林齐密特、海山等人组成的外蒙古使团由库伦出发，秘密出访沙俄，请求俄国承认外蒙独立。图为杭达多尔济（中）率人在圣彼得堡。杭达多尔济是外蒙古独立的首倡者，独立后出任首任外务大臣。
沙俄以俄方在蒙古有利益为由，向清廷提议由其居间调停中蒙问题，承诺让蒙古放弃独立，改为地方自治，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条件是中国必须承诺在外蒙不驻军、不殖民、不设行政机构，并允许俄国在外蒙修筑铁路等。图为1911年，外蒙古首相塞恩努瓦永汗那木南撒仁（中）访问俄国。
1912年1月15日，清廷拒绝了沙俄的调停要求。2月12日，清帝退位。孙中山曾致力于将外蒙古的独立归入辛亥革命各省独立的范畴。袁世凯态度为：“库伦独立，前清并未允行，中华民国亦断无允准之理”。图为1914年，外蒙古首相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到圣彼得堡寻求保护。
1915年，袁世凯执政期间，《中俄蒙条约》在恰克图签订，《协约》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承认外蒙古系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俄两国承认外蒙官府的自治权，不干涉其内政。图为签完协议后，各方代表合影。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苏俄声明：“外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当时的民国总统徐世昌下令取消外蒙“自治”，派徐树铮率兵驻防外蒙。1919年11月，“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在库伦成立。图为徐树铮。
好景不长，过了没几个月，段祺瑞政府下台，徐树铮被通缉，中国军队撤出库伦，外蒙局势再陷动荡。图为外蒙王公与北洋政府军人合影。
军阀们打口水仗的同时，1921年3月19日，牧民出身的苏和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蒙古人民党，组建了“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独立，并同蒙古上层王公势力展开激战。图为辛亥革命前后，察哈尔都统欢迎外蒙诸活佛汗、王公、贝勒、贝子、喇嘛之摄影。
为了取胜，临时政府向苏联求助，5月，苏联红军入蒙参战，7月占领库伦，迫使蒙古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该政府公开表示“不打算同中国发生冲突，但它声明，不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图为1920年8月，中国蒙藏院招待外蒙王公全体。
1921年11月5日，苏联政府正式承认蒙古为完全的独立国家。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是苏赫·巴托尔成立的。1919年底苏赫·巴托尔逃过徐树铮军队的追捕进入苏俄境内，积极寻求莫斯科的支持和援助。图为苏赫·巴托尔。
依据苏赫·巴托尔的设想，蒙古必须寻求民族独立，脱离中国，同时取消封建农奴制和贵族世袭特权，并大力争取苏恶的支援。苏赫·巴托尔被选为实际的最高领袖和军事战争部长，乔巴山为其副手。图为乔巴山（左）。
蒙古人民军的前身是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牧民游击队。1921年3月1日召开的蒙党一大决定合并全部游击队，并建立武装力量的领导机构——蒙古人民军司令部。苏赫巴托尔为总司令，乔巴山为政治委员。图为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早期的人民军。
1924—1934年间，在苏联的帮助下，外蒙政权建立了空军、炮兵、坦克和通讯等军兵种。图为20世纪20年代，蒙古人民军在训练。
1935年起，日本关东军驻海拉尔的部队以及兴安骑兵部队，不断在中蒙边界地带进行挑衅。人民军在苏联红军帮助下先后击退日军。图为人民军在室内学习。
1939年5月至9月，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国军与苏、蒙军几十万人，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争。以苏联朱可夫上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乔巴山元帅为领导的苏蒙联军联合抗日。图为朱可夫在战场。
诺门坎之战，历时135天。双方投入战场兵员20余万人，大炮500余门，飞机900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死亡数万人。最后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
日、俄双方此后在二战中一直维持和平状态。1941年4月13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同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 “蒙古国”，两块中国领土成为苏日友好的交换条件。蒋介石授意王世杰发布声明：“《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在二战中，外蒙尽最大努力帮助苏联红军。据统计，1942年2月，蒙古人民共和国向苏联捐赠了250万图格里克、300公斤黄金和10万美元，并用这笔资金在苏联生产了T34、T70等型号的坦克53辆，组建以“革命蒙古”命名的坦克旅。图为蒙古国领袖乔巴山在坦克上。
从上世纪20年代一直到40年代，外蒙古成为事实上的苏联卫星国。图为蒙古人民军向苏联红军赠送武器。
中国政府不承认外蒙古“独立”，但国内军阀混战，谁都顾不上管边界问题。等到抗战爆发，大半个中国陷入水深火热，举国抗击的头号侵略者是日本，外蒙古更成了被“遗忘”的土地。图为蒙古人民军援助苏联红军的照片。
直到1945年雅尔塔协定之前，中苏就外蒙问题没有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交涉。1945年2月8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召开雅尔塔会议，为了换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之一是“外蒙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予维持”。
1945年6月12日，苏联彼得罗夫大使会见蒋介石。6月15日，蒋介石正式收到《在雅尔塔会议中之秘密协议书》。他在日记中写道：“悲愤不知所止，甚恐此备忘录尚非其雅尔塔卖华之全文，然仅此者亦己足置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图为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向蒋介石递交国书。
1945年6月27日，行政院长宋子文率团前往莫斯科谈判，蒋经国陪同。此前一天，蒋介石提出对苏交涉要点九项。其中关于外蒙问题，蒋介石指示：“外蒙地方中国愿准其为自治领，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图为宋子文到达莫斯科机场。
在谈判中，斯大林非常强横和傲慢，“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宋子文拒绝签字并提出辞职，王世杰代表中国签署了这份条约。同意“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蒋介石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投票结果显示，共计49万选民，98%参加投票，一致赞成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承认外蒙古独立。图为20世纪40年代的外蒙牧民。
上世纪50年代，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宣布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就此作出沉痛检讨。1955年12月，蒙古申请加入联合国，蒋介石坚决投出了反对票。图为20世纪40年代外蒙古的文艺表演，乔巴山成为这个国家的核心。
1950年，毛泽东出访苏联，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这份条约也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蒙古“入联”是在1961年。这一年，迫于国际压力，台湾当局没有参加大会投票。图为上世纪50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访华时，北京站的欢迎人群。
延伸阅读
蒙古的苏式灾难
1911年12月29日，外蒙古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1919年取消自治，唐努乌梁海和外蒙重回中国。1921 年6月，苏俄重新占领了唐努乌梁海。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理，相当于香港面积的2048倍还多，比台湾岛面积大4.7倍。这块土地被苏俄霸占后，民国一直未承认苏俄霸占的合法性。1944年斯大林勒令图瓦即唐努乌梁海宣布“自愿加入”苏联。
苏联不满足图瓦，又乘机殖民外蒙。1921年，牧民苏赫巴托尔、乔巴山等人在苏联的扶持下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将蒙古最高活佛哲布尊丹巴扶上皇帝宝座，成立君主立宪政权。然而三年后，人民革命党就把傀儡哲布尊丹巴下药毒死，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库伦改为乌兰巴托，意即“红色英雄城”。从1921至1992年，外蒙实际上已是苏联的“不加盟共和国”。由于外蒙表面上未纳入苏联，所以它成为世界上继苏俄之后“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
一、经济方面的苏式灾难
强行引入苏联模式，用血腥手段推行“牧改（似土改）”和集体化。
1928年，在清除了“丹巴道尔吉右倾集团”、将1.8万名党员中的5306人开除出党、苏联向蒙古发出限期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大改造的最后通牒之后，集体化牧改全面展开。
蒙古是畜牧经济，百姓的生活完全依赖于畜养的牛羊。一个牧民至少需要25头羊才能维持生存，按此计算，一个5口之家，畜养125头羊是赤贫下限，要达到二三百头才能维持基本温饱。而草原上雪灾、瘟疫、狼灾频繁，如遇灾害，即使是所谓的“封建主”也有可能一夜之间一贫如洗。然而，红色政权可不管那许多，先是荒谬地进行阶级划分：所有家庭，财产值12头羊的，贫牧；值12－48头羊的，中牧；值48－60头羊的，中富牧；值60头羊以上的，富牧；而拥有500头羊以上的，一律划为封建主。
按当时的市价，一头母羊的价格大概是50蒙图（蒙古货币），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拥有能维持基本生存的几十头牲畜，就是“反动阶级”中富牧了，财产要被充公，同时还要遭受政治歧视，不准使用水源和草场，政府要征收惩罚性重税，在政治上更是被打入只能“老老实实认罪”的最底层。而贫牧们也没高兴几天，不久苏联的集体农庄模式在蒙古全面推广，所有的牲畜都充公到集体牧场。政策执行到最极端的时候，一个家庭只能留下300图的财产（相于当6头母羊），不论家庭成员数量有多少，完全不顾牧民死活。
1928年10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制定了没收封建主财产、排挤外国资本、节制国内资本的政策。蒙古主要是没收华商的全部财产，对不支持蒙古独立的中国人就地枪决。1923年蒙古有商行2332家，中国商行占1440家，俄国私营商行166家。苏联命令全面排华，禁止偿还一切欠中国商家债务，连民间私债都不允许还；对华商征收重税，严禁华商贩卖贵重物品，宣布旧卢布作废，导致中国商家大批破产。华商所剩物资，苏蒙当局强行以1/10的价格购买，1930年代初，库伦华商从2万锐减到2千，并禁止华商华工出入境，也不许新人入境。1918年时，外蒙还有华人10万左右，到1963年时，统计显示为“无”。这使得蒙古的经济远远落后于时代。蒙古的商店，里面除了白酒、盐和蜡烛，空空如也。
1930年，乔巴山给苏联的报告中说，经过第一阶段的“充公战役”，共没收了520万蒙图的财产（那时的蒙古总人口才60多万）。但斯大林对此很不满意，令其发动更猛烈的第二次“充公战役”。到1932年春，几乎把蒙古大草原像用梳子梳刮了一遍的人民革命党总共聚敛了1000万蒙图的财产，而这显然还是不能令苏联满意，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最后一块能够挤出油水的地方——寺院。
左起：G.布么成德、Ch.苏荣扎布、J.拉格瓦苏荣、泽登巴尔、乔巴山、D.丹巴。
1930年，因“财产充公”政策造成全国范围内的饥荒，“强迫僧侣还俗”更是火上浇油，引发人们的普遍愤怒，于是几十名活佛和王公联名写信请求中华民国政府和班禅帮助，驱除苏蒙政权，事发后这些人全被处死。到1931年，仅3个月内又逮捕了5191人。由于饥荒、愤怒的蔓延，1932年，约7千多个家庭，3万多人朝着戈壁和边境四处逃亡，其中500多个家庭在南戈壁省越境到内蒙时遭边防军射杀。
共产国际驻外蒙代表引用导师们的语录训导蒙古人：“我们杀的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越多，就越有利于有我们的革命事业”。1932年春天终于在外蒙西部爆发最大规模的武装抗暴，继而蔓延到中部和东部，甚至有大量的蒙古D、团员参与，他们扔掉D证团证，加入暴动，打出驱除“傀儡政府”，反对“集体化”的旗号，捣毁基层政权和集体牧场。蒙D只得向苏联紧急求援，苏军携带飞机、坦克等重型武器入境参与镇压，最终才将暴动平息。
牧民因抗拒集体化宰杀牲畜，外蒙损失约750万头牲畜（占当时存栏数的1/3多），以前残存的一点自由手工业和商业全被摧毁（中国和其它国家商人、工人被驱除殆尽），外蒙的粮食、物资匮乏到极致，致使外蒙欠下苏联2950万卢布外债。当时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的“满*洲国”欣欣向荣对苏联形成压力；斯大林只得“纠左”，命令外蒙推行“新经济政策”疗伤，意即发展私有制来缓解经济困境。但外蒙的经济大衰退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后期。
二、政治方面的苏式灾难
早在斯大林大清洗前，蒙古就已在苏联契卡的操刀下开始了残酷的清洗。
1922年8月，人民革命党创党元老、政府首任和继任总理查格达尔扎布和鲍陀以及40多名干部被以“反革命集团”罪逮捕并被处决。1923年2月，党魁苏赫巴托尔离奇暴毙，人民革命党立即借此掀起一股席卷整个蒙古的“反右”浪潮，一大批德高望重的王公、僧侣和学者遭到逮捕和枪杀。1924年8月，接替苏赫巴托尔的丹增由于在内外政策上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发生了一点儿分歧，共产国际代表竟然命令人民革命党将其领袖逮捕并立即枪毙，随后又把赞同丹增观点的一批人打成“反革命集团”悉数处决。
1928年底肃清掉党主席为首的“丹巴道尔吉右倾集团”。1929年，又进行了一次“党风大整顿”，18000党员中，有5306人被开除。
由于1932年暴动，必须找出替罪羊。于是，时任总理吉格吉徳扎布被悲催地选中。1933年，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吉格吉徳扎布在家中被乱枪打死（蒙古的总理好像是最找死的角色），然后凭空冒出一个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鲁浑贝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此案317人被捕，56人被枪决，被枪决的人中竟然还有一名孕妇，这开创了蒙古处死孕妇的先例，以后处死孕妇就不足为奇了。
1934年，斯大林召见人民革命党主席根登，要求他尽快完成消灭10万僧侣的任务。根登打马虎眼。1936年初，在再一次受斯大林召见的招待会上，斯大林又当众训斥他，他终于借着酒劲大骂斯大林：“你这个血腥的格鲁吉亚人，你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红沙皇！”然后夺过斯大林的烟斗，狠狠地摔碎在地上。于是，一个“根登反革命集团”顺理成章地诞生，根登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枪决。和根登一起前往莫斯科的人民军总司令德米德被逮捕并在押解途中离奇死亡，他的父亲、兄弟甚至怀孕的妻子娜察也被杀死。只有1万多人的蒙古军队中，187名旅以上军官被捕，51名中央委员有36人被处决，1000多名为了活命而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的军人，只有6人得到赦免，其余全部枪毙。没有人能够挺得过克格勃的酷刑，这些酷刑包括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不让睡觉等，只要你不“招供”，这些酷刑就没完没了。门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一个，这位老兄为了保命，把所有认识的人都咬成反革命同谋，因此受到格外“优待”，小命得以残喘到1941年，才被送到莫斯科处死。
为了大清洗的顺利展开，斯大林调派3万苏联野战军进驻蒙古，蒙古负责大清洗的内务部，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员是经验丰富的苏联克格勃。同时，斯大林点名乔巴山为内务部部长，并给他送去4支步枪和3万发子弹作为礼物，其中含义不言自明：你必须大开杀戒，否则这些子弹就是送给你的！
十月政变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逃入外蒙。斯大林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外蒙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士几乎未留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每次枪决“反革命”时，干部必须前往观看。新任总理阿玛尔比较敦厚，眼看着自己昔日的战友被一个个杀掉，观看时经常会眼含泪水。这一切被苏联专家看在眼里，感觉到阿玛尔以后会成为一个障碍。于是，“阿玛尔反革命集团”应运而生。1939年，阿玛尔被捕，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名义上的蒙古国家元首、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多格桑木。阿玛尔被押送到苏联受审，在那里，他受尽了各种非人的酷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狱中，他遇到了负责清洗他的人，蒙古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扎布，不过，鲁布桑巴布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他的狱友——他被清洗后不久，鲁布桑巴布又被乔巴山清洗。斯大林并没有立即处死阿玛尔，而是特意选在两年后的1941年7月10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建党日那天将其枪毙。
在对政界进行大清洗的同时，对宗教界的清洗同时展开，而且规模更加庞大和血腥，“喇嘛反革命集团”遍地开花。1938年8月，指导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向斯大林报告说：“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座变成废墟，8.5万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一名内务部成员在1962年回忆说，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因此每周都要有一两次集体处决，尸体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
乔巴山大规模的屠杀了所有知识份子和独立思考的人，至少有10万人被屠杀（官方的数字），而研究人员认为至少有20万人被屠杀。但蒙古在苏联人帮助下“独立”时，其人口总数不过70余万。若统计蒙古在1921到1941年间死于红色风暴中的遇难者，大略可认为，蒙古丧失了20%的人口。其惨烈程度相比苏联，毫不逊色。
大清洗时从受害者那里收缴来的财产堆满了内务部仓库，肃反干部们可从中“揩油”，悄悄塞入私囊；仅克奇科夫所知的一次，仓库管理者海默维奇就给了乔巴山和克鲁伯奇克3.4万蒙图。1939年2月，乔巴山从苏联返回外蒙，送给前妻的钻石吊坠就价值1.5万多蒙图。
三、文化方面的苏式灾难
禁止崇拜成吉思汗。从1933年开始，人民革命党在全国禁止崇拜和祭祀成吉思汗，任何场所不准悬挂成吉思汗画像，被称为“蒙古人圣经”的《蒙古秘史》也被打为禁书。1936年，学者扎姆兰诺出版了《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书中涉及到成吉思汗，这位只是如实记述蒙古历史的学者立即被逮捕并被送往苏联古拉格集中营。1962年，成吉思汗800周年诞辰，人们以为时日已久的控制可能会有所松动，于是一名工程师大胆地设计了一座纪念碑，将其矗立在成吉思汗的出生地。这一举动得到了蒙古中央委员会书记奥其尔的支持，奥其尔还下令发行了一套绘有“苏鲁锭”图案的纪念邮票。对此，苏联《真理报》立即刊文，警告蒙古政府，怒责奥其尔犯下了“严重的不忠罪行”。这位书记立即被苏联解除一切职务，判处终身流放，并最终被一个据说是“精神不正常的人”用斧头砍死。随后，纪念碑的设计者马赫巴尔、秘密研究禁书《蒙古秘史》的考古学家珀理和参与纪念活动的一大批学者、作家、诗人、歌手被逮捕、流放和秘密处决。
1941年3月25日，蒙古政府废除蒙古文，改用俄文！决议同时规定，孩子们从小学起，必须学习俄文。学校的教材和参考书，必须使用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籍，讲授课程，必须用俄语。
苏联老大哥还采取的是古老的长线策略——姻亲。泽登巴尔，青年时期在苏联留学时经人推荐，得到斯大林的赏识，回国后立即扶摇直上，入党仅一年就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三年后就成为国家元首和党魁记。原因：他娶了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的女儿为妻。于是，为了升官，娶苏联女人之风开始在蒙古盛行。而娶了苏联女人的人，仕途大多如安装了火箭。那些嫁给了蒙古人的苏联女人，包括泽登巴尔的妻子，都仍然保留苏联国籍，定期到苏联驻蒙古大使馆“汇报工作”——这就如同在蒙古官员身边安插了一个个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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