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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概要】王羲之在会稽召集的兰亭之会，因为留下了《兰亭序》这卷“天下第一行书”，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文人雅集。自永和九年（353）到元祐元年（1086），历经七百余年的又一个春天，北宋首都开封城西的王诜宅第，也出现了一场集合当世名声最为显赫的文人的聚会。这场聚会不仅诞生了一幅由顶级画家李公麟亲笔绘制的《西园雅集图》，还有米芾的书法诗文。影响深远的是，“西园雅集”这一绘画主题在后世得到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竟至形成一套绘画传统。

在《无尽藏｜大唐“兰亭”诡事录》一期中，我们讨论过与“兰亭雅集”有关的扑朔迷离的历史，一件看似并无疑义的作品，实际上也存在一些经不起推敲的细节。事实上，在不少研究者看来，由于李公麟原作的失传，“西园”与“兰亭”一样笼罩着重重疑点，以致有人提出西园雅集一事从未发生。本期文章即围绕“西园雅集”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图 |（传）[北宋] 李公麟《西园雅集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左右滑动赏画

西园雅集：兰亭之后的又一盛会

“西园”的主人是当时北宋的当红驸马王诜。他是宋初开国功臣王全斌的后人，世居河南开封，自幼好读书，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名满京城。与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当时文化界名流颇有往来，自视甚高。《宣和画谱》卷十二称王诜：“所从游者皆一时之老师宿儒……其风流蕴藉，真有王谢家风气，若斯人之徒，顾岂易得哉！”宋英宗欣赏他的家世与才华，将女儿蜀国长公主下嫁于他。

为了此次聚会，王诜专门邀请李公麟来现场作画。李公麟被誉为“宋画第一人”，同样出身名门，也中过进士。不过在官场未能得意，反而扬名画坛，成为王诜的座上宾。《宣和画谱》载：

（李公麟）尤工人物，能分别状貌，使人望而知其为廊庙、馆阁、山林、草野、闾阎、臧荻、占舆、皂隶。至于动作态度、颦伸俯仰、大小善恶、与夫东西南北之人才分点画、尊卑贵贱、咸有区别，非若世俗画工混为一律。贵贱研丑止以肥红瘦黑分之。大抵公麟以立意为先，布置缘饰为次，其成染精致，俗工或可学焉，至率略简易处，则终不近也。

文人们在诗文书法之外，也开始用绘画表达个性和态度，绘画不再只是记录的工具。李公麟擅长人物画，继承了顾恺之和陆探微的风格。他的画不仅形似，还能通过人物的动作和表情传达出他们的性格和地位，达到神形兼备的境界，远超一般匠人。文人画发展到他这一时期，标准已从“形似”转变为“得意”。

图 | 李公麟像

李公麟的书法和诗文也很出色，有“晋人之风”。《宋史》称他“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自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测款识”，在金石学方面亦颇有建树。宋代文人虽在朝堂上受困于党争，但私下里仍然尊文重道，不以立场不同而轻人，故王安石和苏东坡这对政治上立场不同的“宿敌”同时都是李公麟的好友。

图 | [宋] 李公麟《五马图》局部，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这场在王诜宅邸“西园”举行的北宋顶级聚会，王诜一共邀请了十五位好友，包括“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张耒、秦观、晁补之、黄庭坚；“宋四家”之一的米芾；从日本来到中国求法巡礼的圆通和尚，著名的修道高士陈景元，大藏书家王钦臣，词人李之仪，制墨高手郑嘉会，画家蔡肇、刘泾，还有就是以上提及的大画家李公麟。

图 | [宋] 刘松年《西园雅集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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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有米芾的详细记录，使《西园雅集图》中的重要内容得以被后世画家再现。释文首先说：

李伯时效唐小李将军为著色泉石云物、草木花竹，皆妙绝动人；而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

米芾首先简单介绍了这幅画的作者李公麟，说他模仿唐代小李将军的画风，描绘泉水、山石、云雾、草木、花竹等景物，技艺精湛动人。而他画的人物形象清秀，各具特色，充满了竹林七贤般的风度和意味，没有沾染一丝世俗的尘埃。

图 | 《西园雅集图》局部 苏轼等

接下来介绍出现在雅集图中的人物。为首的是东坡先生苏轼，他戴着乌帽、穿着黄色道服，正提笔挥毫；旁边戴着仙桃巾、穿着紫色裘衣，坐着观看的是王晋卿（王诜）；戴着幅巾、穿着青衣，坐在方凳上凝神而观的是丹阳蔡天启（蔡肇）；李端叔（李之仪）扶着椅子定睛注视；后面侍立着晋卿的家姬，戴着云环翠饰，侍立在旁，流露出自然而然的富贵风韵。

图 | 《西园雅集图》局部 苏辙等

周遭有盘曲茂盛的孤松，并有凌霄花攀援缠绕，红绿相间。松树下有一张大石案，陈设着古器和瑶琴，芭蕉环绕一旁。苏子由（苏辙）坐在石磐旁边，戴着道帽、穿着紫衣，右手倚着石头，左手拿着一卷书正在品读；黄鲁直（黄庭坚）则是那个戴着团巾、穿着茧衣，手拿芭蕉扇仔细观看的人物；李伯时（李公麟）幅巾野褐，拿着横卷，正在创作陶渊明《归去来图》；晁无咎（晁无咎）披巾青服，抚肩而立；张文潜（张耒）跪坐倚石观画；郑靖老（郑嘉会）戴着道巾、穿着素衣，按膝而俯视，后面有一童子拿着灵寿杖侍立一旁。

图 |《西园雅集图》局部 陈景元等

另有一组场景，描绘的是两人坐在古老的桧树下，其中一个戴着幅巾、穿着青衣，双手交叉在袖中侧耳倾听，这是秦少游（秦观）；另一个戴着琴尾冠、穿着紫色道服，正在弹阮的是陈碧虚（陈景元），正和秦观交流音乐。

图 |《西园雅集图》局部 米芾等

米元章（米芾）自己戴着唐巾、穿着深衣，仰头在石头上题字；藏书家王仲至（王钦臣）双手交叉袖中，抬头仰观米芾。

图 |《西园雅集图》局部 圆通大师等

树林深处，只见一个头发蓬乱的顽童，捧着古砚站立；后面有锦石桥和竹径，在清溪深处蜿蜒，翠绿的树荫茂盛浓密。穿着袈裟的圆通大师坐在中间，正坐在蒲团上讲《无生论》；旁边还有一个戴着幅巾、穿着褐衣，专心聆听大师讲经的信众，这是刘巨济（刘泾）。两个人并坐在怪石上，下面有湍急的激流在大溪中奔腾而去。

相比之下，刘松年的版本非常接近原版人物，与米芾的描述几乎一致。而马远的版本则有他独特的风格：他将画卷从院外的小溪和翠绿的小路开始，家仆们从船上下来，忙碌地运送聚会所需的物品。苏轼独自出现，带着小童过桥，挥毫写字的人换成了米芾，人物从十六人增加到十八人，伺候的小童也多了几位。

图 | [宋] 马远《西园雅集图》，藏美国纳尔逊·艾金斯美术馆

马远没有拘泥于李公麟的画法，从北宋到南宋，从开封到临安，技法上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马远生活在南方，擅长画南方山水，细致刻画一草一木。他被称为“马一角”，喜欢在画面边角布局人物和山水，再加上南宋特色的大斧劈皴法，使整幅画显得苍劲有力，刚柔并济。

图 | [元] 赵孟頫《西园雅集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后世的画家基于米芾的记述，对《西园雅集图》的“二创”屡出新意。赵孟頫绘有《西园雅集图轴》、陈洪绶绘有《雅集图卷》，此外，唐寅、钱选、仇英、尤求、程仲坚、丁观鹏、石涛、华喦都绘有“西园雅集”主题的画作。正如米芾所说：

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嗟呼！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辨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资，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后之览者，不独图画之可观，亦足仿佛其人耳。

像这样汇集当世文学、诗词、藏书、金石、书法、丹青、僧道等等名流的文化盛宴，实在是人间难得的“清旷至乐”，它凝聚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终极理想追求。

图 | [明] 陈洪绶《雅集图卷》，藏上海博物馆

或许正是因为“西园雅集”和《西园雅集图》描绘的场景过于完美，后世有不少学者都表示不敢相信，于是围绕这幅画展开了连篇累牍的研究，试图说明这幅画纯粹出于想象。其中最具话题性的是由美国俄勒冈大学美术史系教授梁庄爱伦（Ellen Laing, 1933—）撰写的，题为《理想还是现实——“西园雅集”和〈西园雅集图〉考》（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 88,1968）的文章。她的结论振聋发聩、惊世骇俗，首先就否认了“西园雅集”的活动不曾存在，纯属“子虚乌有”，从而推导出《西园雅集图》的创作也纯属想象出来的文化乌托邦。至于“西园雅集”这个主题为何在中国画史上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成为传统人物画的一个重要母题，梁庄爱伦只能解释为“因为某些特殊的社会政治原因从中作梗”，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

图 | [明] 唐寅《西园雅集图卷》局部，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她为何会得出如此颠覆性的结论？首先，这些人同时出现在一个特定场所，未免过于魔幻。参加雅集活动的“十六位著名的政治家、文人和艺术家”于“某年”的“某天”到王诜“在开封的西园雅集，他们吟诗、作画、弹阮，一同观赏书画作品，相得甚欢”，在她看来这根本不可能。其次，她说不同文献资料记载的参与者有出入，有的记载中以陈师道代替了郑清老，有的材料中李之仪、晁补之和郑清老的名字换成了王巩、元冲之和公素，有的材料中李之仪、郑清老的名字又分别被钱勰、陈师道所替代，等等。再次，“西园”二字在其他书里看不到，无论在与会者的文集中，还是汴京的地方志、园林史上，都没有提到王诜的“西园”。既然雅集的所在地既得不到落实，雅集活动本身就不能成立。最后，梁庄爱伦认为，当时人尤其是当事人的文字中都没有提供有关这次活动的任何材料，直至12世纪中期以后时过境迁，才出现了这方面的记载。

图 | [清] 石涛《西园雅集图卷》局部，藏上海博物馆

我们不难看出以上论证的漏洞。这些人在某时某地同时出现，固然有其“超现实”的可能，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雅集活动真实发生过的依据。王诜牵头的雅集活动在当时是远近闻名的“文人局”，《宋会要》《宣和画谱》《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均有明确记载，沉迷于聚会甚至成为日后政敌攻击他的把柄。即便并不存在某次聚会能一次性集齐上述提及的参加者，但仍可将米芾描述的画面场景理解为李公麟的艺术处理，而非据此断定雅集纯属虚构。

再者，鉴于《西园雅集图》可能综合了多场聚会的相关人物，后世记载中存在人名出入的现象自然也就不难解释。即便是现代的一场聚会，经过时间的流逝，回忆起来的内容也可能有所出入。至于以“西园”之名进行质疑，则更显偏颇。文人对地点的命名本就充满了象征、隐喻、泛指，一地多名实属常见，又怎能仅从名字入手就否认一个地方从未存在过？如果梁氏稍作查证，便能发现不少文人都在诗文中记录过王诜的园宅，只不过未直接冠以“西园”之名罢了。李公麟将此画作命名为“西园”，或许正是出于对顾恺之《清夜游西园图》的仰慕，借此典故颂扬文人雅集之风流。

最后，不可忽视的是背后的政治因素——“西园雅集”的参与者多为旧党中人，为避免给政敌留下攻击的把柄，他们在诗文集中对此类活动往往讳莫如深，仅作含蓄提及，这也是不难理解的现象罢。

图 | [明] 仇英《西园雅集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西方艺术史家的结论下得过于激进，不过因此引发的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也确实证明李公麟的画与米芾的题记存在一定艺术处理的成分。

如今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在元祐至元丰年间，王诜经常邀请一些对新法持异议的艺术家和文人前来私家园宅相聚，这些文化界名流宴饮、挥毫、赏画、吟诗、弹阮、题石、讲经、修道……相得甚欢。之后，作为与会者之一的画家李公麟便选取其中十六人合绘于一幅之上，并将其命名为《西园雅集图》。或许由于政治的原因，这幅作品并未被大肆张扬。

南宋以后，新党失势，旧党复辟，此图才公开地得到传播，成为人们追慕崇尚的话题。也许是李公麟本就创作了不止一幅，也许是后人传摹时发生了变动，于是后世流传的《西园雅集图》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形制和风格。至于李公麟的原作，则早就湮灭难寻了。

宋人清旷之乐，后世风流难再，与其费尽心思地考证雅集是否真实存在，不如不置褒贬地将之看作一种浓缩的文人理想。艺术的魅力不在“真”而在乎“美”，如果这幅场景和主题能给后世观者创造出足够的审美体验，那便完整了它的艺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