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说·第156期
关于上海1943年路名大改造的系列，笔者将在未来继续，连续多期大家想必已经有点厌倦，想看点别的。这两期就来聊聊一本小书。
其实与这本小书的相遇纯属偶然，当我想要找一些老上海的痕迹时，我总会搜索上海+某个年份，而1935年这个年份为我叩开了这扇门。这本书最初出版于1936年，但尘封了快一个世纪之后，给一位在中国任教的美国教授无意之中激活了，也是我那次无心的搜索，使得它来到我的眼前。
1935年，一位名叫露丝·黛的美国妇人，乘船来到万里之遥的上海与她的母亲和继父团聚。老夫妇俩已经在这座中国沿海城市居住生活了六年有余。在母亲六年来的一封封信笺中，露丝早已对上海心驰神往，如今终于能一窥真容了。
这趟难得的中国之行是在1935年的三四月间，前后六个礼拜，她在当中还去北平（现在的北京）走马观花了一番。待她回到家乡美国之后，就把她的经历遭遇，她眼中的中国、中国人结集成册，出版成书。当然，书的内容颇为小众，因而只印行了200本，这当中大部分都进了各个大小图书馆成了书虫们的食粮。有的则被送给亲朋好友成了家里的摆设…… 所幸这书还不至于失传。
根据书的引言前两段，笔者大致获得了上面的这些信息。
而这本小书能得以在约九十年之后重版刊印，主要还是拜一位名叫Andrew Field的历史学家的发掘。他也是这本书再版引言的作者。Field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方面的教授，他在引言中接着说道，
“六十年后，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样子，我那时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手头上正在为一个博士论文答辩的题目做着研究。那个论文是关于上海历史的，说的是上海在爵士时代（注：1920-30年代，因当时爵士音乐风靡西方世界，上海因为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深受西方文化的直接影响。）迷乱的夜生活。我在纽约市图书馆里查资料时，恰好发现了露丝的这本书。我对那个年代还挺痴迷，常常抱着纽约市图书馆大大的黑面索引目录本找书，但凡对上海在1920或30年代，也就是这座城市历史上最辉煌年代的生活，有着独特视角的书，我都不放过。我一条一条地看图书索引，只要看到合我胃口的，我就跑去图书馆前台点名要那本书，等图书管理员替我取来。然后我就在宽大无边的阅览室的一张小书桌上，一点一点地啃那本书。纽约市图书馆庞大的藏书中，我的确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书，让我对上海的过去有了不少新的认识，但露丝的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冲击尤甚，因为露丝·黛女士叙事非常细致入微，对于旅途中经历的人、地、事均是如实描写，不加掩饰。”
纽约市立图书馆的一个阅览室（2014.7）
Field博士称她的这本书为“一扇窗户照见一个失落的世界”（It was a window into a lost world）。他甚至不厌其烦地将她整本书均纳入他的研究素材库之中。
露丝·黛虽然只是一个游客，但菲尔德博士认为她对于上海1935年的那些人事物的独特观察和描写将会历久弥新。但就在他准备为这本书重版再印撰写引言之际，他才意识到，除了这本书之外，人们对露丝·黛女士知之甚少，因此他也谐趣地写道，“我不得不戴上我历史学家的帽子”。开始拼命地寻找蛛丝马迹。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专业人士就算是付梓之前的临时抱佛脚也是有模有样的。他通过书中回忆的细节，以及调查当年出版的报刊资料，如老上海的大陆报，波士顿的环球报，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报等，对露丝和她的家庭的生活有了比较细致的认识，对于她为什么要去上海，为什么她的母亲和继父会在上海那么久，以及为什么露丝能如此高质量地记载下中国之行地点点滴滴。
凭借菲尔德博士的考据，我们知道了露丝女士出生于1892年，生于波士顿，出生时名叫露丝·范·布伦·雨果。她的生身母亲和父亲是珍妮·范布伦·妮·萨利斯伯里和乔治·B·雨果。父亲有可能是法国伟大的文学家维克托·雨果的后人(此处应该是菲尔德博士的调侃，因为雨果并没有一个叫乔治的儿子)。她的父亲是在酒厂工作，也是一位波士顿民众运动的出色领袖，他甚至当过马萨诸塞州的雇主联合会的主席。她的母亲也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1890年毕业于迪堡大学（DePauw University，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 Green Castle市，为一所优秀的私立文理学院，排名在全美靠前的位置）。而露丝的母亲最终以岩石园林的设计和建造专业成名。
露丝女士本人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的基础教育是在波士顿郊外富人云集的栗树山社区中著名的女校布林梅尔学校成的。只不过后来合并为Brimmer and May School的名校在当时还是两间学校，露丝女士就读的是Miss May的学校，但她并没有就读大学而是在23岁的芳龄，也就是1915年嫁给了一位哈佛大学1914届毕业生摩根·葛洛夫·戴。戴先生也是西马萨诸塞州重镇斯普林菲尔德的戴氏豪族的成员。婚后夫妇二人育有两子，但短暂的甜蜜时光之后，1925年露丝女士的生身父亲在斯普林菲尔德去世了。母亲后来也改嫁给了在迪堡大学认识的校友，也就是后来和她一起远渡重洋去上海的克利夫兰博士。
斯普林菲尔德市旗
克利夫兰博士可是本文诸位主角中最有名望的人了，在迪堡大学毕业后，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时年35岁。随后他去纽约大学担任教职，又帮助当时的纽约市长麦克利兰整顿市政，清除弊政，颇受好评，后来他甚至得到华盛顿的垂青，在塔夫脱总统任内（注：塔夫脱任职于1909-1913）担任经济与绩效委员会主席约两年（1911-1913）。经过一段时间的从政之后，克利夫兰博士又回归学术界，54岁的他担任波士顿大学美国公民权研究的教授（一说为系主任）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他与曾经的小师妹再续前缘。
1929年，克利夫兰博士受邀请参加一个美国专家团，去大洋彼岸的中国，为当时刚刚北伐成功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把脉经济，把受战争创伤的国民经济给稳定下来。据作者说，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原本几个月的访期一再延长，而克利夫兰博士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去就是整整六年，好在续弦的妻子一直带在身边，不至于对故国太过牵挂。
1931年，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给克利夫兰博士派活儿了，还是个大的。宋子文任命他为盐税课实际负责运作的副长官。 这还是美国人第一次在外国担任如此重要的角色，很快他就实现了年度盐税收入达到8500万美元，并在1933年将其提高到1.6亿美元的水平。
Frederick Cleveland 晚年肖像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克利夫兰博士也很快发现日本人在长春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窃取了260万美元的盐税收入。这也作为给国联的报告的一部分来指控日本人的侵略行径。当然，克利夫兰博士在工作中也目睹了国民政府的种种腐败行为，但他对此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作为一名美方的专家受到了极高的“礼遇”，虽然黛女士的见闻录中很少写到她继父的工作，但从她接触的人士的社会层次，和参与的活动来看，她在中国一路上都得到了优待。
然而，1930年代的美国，对于一本女性作家写的东方叙事，似乎没有真正的兴趣，根据菲尔德教授所称，他只找到两条像样的书评——可见当年并没有什么水花，而在报纸媒体上一直称她为摩根—黛夫人，从没提过她的名字露丝Ruth，可见当时舆论对于这本书的兴趣也仅限于猎奇。可想而知，除了少数将其纳入收藏的图书馆还能为其续命，但这本书的命运多半是被遗忘和尘封。
令人唏嘘的是，书中人物的命运似乎也在1935年后归于平静，克利夫兰博士1936年回到了美国，结束了人生中最后一次冒险，并且也与续弦夫人分道扬镳，最终在1946年去世。而露丝·黛的母亲则活到了1956年，享寿89岁。但露丝本人却仅在8年之后也撒手人寰，仅活到了71岁。
书的开头这样写到：
“我突然醒来，感觉什么奇怪但有趣的事情将要发生。日光从船舷的窗户洞里照进来，这船多半是要停了，动也没怎么动。耳边只剩下湿墩布扫过船甲板的沙沙声，间或有某个中国男孩在走廊里吧嗒吧嗒蹦来蹦去的脚步声。我才想起来，我们这船预备是今天下午抵达上海的。我赶紧跳下船，扒到舷窗洞口，此时才是黎明拂晓时分，一轮红日正从一片熏黄色的，浮在土黄色的海水上的氤氲之中升起。我在舷窗边驻足良久，久久地辨认着那边远处模糊的陆地，那就是我要去的中国吧。”
下期沪说，我们继续来读这本1935年的上海游记。
本文参考菲尔德博士为本书再版所撰写的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