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写于2022年,当时未能发布。稍后马陈兵先生推出《人中吕布:中国养子文化史(先秦至南北朝)》一书(三联书店2023年版),是这一主题前所未有的专著,书中也专门讨论了刘封其人其事。不过我们讨论的理路不同,各有侧重。今仍发布我的原文,并将马先生的论述附录于后,以便读者参考。

从历史比较看刘封之死

——君主继承中的养子问题

在朋友圈见到一个《纪念刘备托孤1800周年学术论坛征稿启事》的帖子,一笑之余,倒是想起一桩值得讨论的事。我对刘备乃至三国史素无研究,但以前读《资治通鉴》时留意过一事,跟刘备“托孤”不无关联,正不妨藉此机缘写出来,聊充一篇征文。
图片白帝城托孤堂今貌
章武二年(222),刘备为报关羽之仇,率军亲征孙吴,被陆逊打得大败,次年死于白帝城永安宫。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一幕,因小说和戏曲的放大效应,也因白帝城作为旅游名胜的加持,成了世人熟知的历史场景。在中国史上,刘与诸葛的关系,本身就是君臣际会的典范,其以“三顾”始,而至此以“托孤”终,可谓有始有终,在政治史上实为稀有的事例。
“白帝城托孤”这一场景里,刘备对大臣之信,诸葛亮对君主之忠,千古一时,二者的形象皆堪称完美。令人扫兴的只是,“托孤”的“孤”,却只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就结果来说,“托孤”是可算是失败的。
还有一点,“托孤”作为一个悲情的叙事,实际上掩盖了一个阴暗的叙事
“托孤”这件事,本来要复杂得多,可以追溯到两年前,即黄初元年(220)。
图片影视作品中的刘封

据《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九载,“蜀将军孟达屯上庸,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协;封侵陵之,达率部曲四千余家来降。……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刘封。上庸太守申耽叛封来降,封破,走还成都。初,封本罗侯寇氏之子,汉中王初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之为子。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汉中王因此际除之;遂赐封死。”这段记载,是从曹魏立场述的。刘封和孟达共同镇守当时的“东三郡”,是蜀魏争斗的前线。两人有隙,孟达遂率众降魏,并联合魏军攻击刘封,而刘封寡不敌众,自然是情有可原的。但刘封有个特殊之处,他并非普通将领,而是刘备的养子。刘备“初至荆州”,是在建安六年(201),当时他年已四十,尚无子嗣,收养刘封显然是当作政治继承人的;可是,几年后,嫡长子刘禅出生,刘封作为“备胎”的地位顿时变得尴尬起来。而到了刘封打败仗这个时候,刘备年近六十,刘禅年方十三,所谓“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表面的意思是刘备若然去世,刘封凭其军政上的资望,恐怕难以驾驭,而真正的潜台词,应该是指刘封有可能对刘禅不利——应该就这一点,刘备才会接受诸葛亮之议,将刘封赐死的。显然,刘封死非其罪,他其实死于诸葛亮和刘备的疑忌,是相当冤屈的。

两年前杀掉了刘封,等于是为刘蜀的权力继承清除了“多余人”,将政治舞台打扫干净,这才成就了使天下后世为之感动的“白帝城托孤”一幕!可以想象,如果刘封尚在,必成为蜀国一个特殊的权力重心,诸葛亮未必就能大权独揽,而蜀国的政局也会变得更为微妙。那就是另一部三国史了。

《资治通鉴》对刘封事件的叙述,史源自然是《三国志·蜀书·刘封传》,以下再看《三国志》的始文本:“刘封者,本罗侯寇氏之子,长沙刘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还攻刘璋,时封年二十余,有武艺,气力过人,将兵俱与诸葛亮、张飞等溯流西上,所在战克。”此外,在刘备的死对头曹操眼中,也是有刘封这号人物的,据《三国志》裴注引《魏略》:“太祖在汉中,而刘备栖于山头,使刘封下挑战。太祖骂曰:’卖履舍儿,长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黄鬚儿来,令击之。’乃彰。”可知刘封实非平庸之辈,更非阿斗所能比拟,当群雄逐鹿之际,他本是更合适的继承人,只是,刘备自然没有那么大的度量,愿意将皇位传给养子而非嫡子。而刘封这一边,又看不出对嫡子刘禅有何不满,至少,他对刘备是忠心的。孟达在降魏后,专门写了一封劝降信给刘封,略云:“或有恩移爱易,亦有谗间其间,虽忠臣不能移于君,孝子不能变之于父者也。势利所加,改亲为仇,况非亲亲乎!故申生、卫汲、御寇、楚建,禀受形之气,当嗣立之正,而犹如此。今足下与汉中王,道路之人耳,亲非骨血而据势权,义非君臣而处上位,征则有偏任之威,居则有副军之号,远近所闻也。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信中所列举的申生、卫伋、御寇、楚建,分别是春秋时晋、卫、陈、楚诸国的太子,但都落得被杀或被逼叛逃的下场。孟达的意思是:历史上那些嫡太子都时常成为政治上的牺牲品,何况您跟刘备原本非亲非故呢?有了阿斗当太子,谁不知道您的位置高处不胜寒呢!可是,“封不从达言。”结果,孟达的话遂完全应验:“……封既至,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封死,使自裁。封叹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为之流涕。”孟达,本来字子敬,因避刘备叔父之讳改字子度。刘封临死前叹息:真后悔没听孟达的话啊!而从刘备“为之流涕”来看,他对于杀刘封还不无愧意,则此事的主谋确是诸葛孔明无疑了。

应该说,刘备的“私心”和诸葛亮的“机心”,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我陆续注意到,中外历史上颇有可供参照的事例。

先看朱元璋杀朱文正一事。朱文正在私,为朱元璋之侄,跟他是血缘最亲近的臣属,在公,是朱明开国的大功臣,在最危殆的陈友谅一役中作用至关重要。以这样的身份,却为朱元璋借故入罪,鞭挞致死。顾诚先生在《朱文正事迹勾稽》一文里指出,朱文正之死,表面上是由于恃功骄纵,违法不羁,但根本原因是“朱元璋已生了七个儿子,年纪幼小,朱文正在朱元璋内心里已成为主要的猜忌对象”。这看法完全合乎情理。而朱文正作为侄子兼将领的角色,正与刘封约略相当。

最典型也最闻名的,应是丰臣秀吉杀丰臣秀次一事。秀次本是秀吉的外甥,秀吉在自己长子、次子皆病死的情形下将他立为养子,更让他继承了关白(相当于丞相)的要职。但秀吉第三子秀赖出生后,他对秀次便不再信任后来更将秀次流放,最命他切腹自裁。不仅如此,就连秀次的妻妾及所生子女凡三十余人,不分老幼,也悉数公开处斩。其株连之广,杀戮之惨,令人发指——仅从这件事来看,丰臣政权为德川氏篡夺,就不那么值得同情了。事实上,使秀次在,德川家康未必就能欺他孤儿寡母,唾手而得天下呢。(按:董康译有《丰臣秀次传》、《记秀次切腹事》、《秀次被诛家族名册》,附于其《东游日记》,在中文世界似为最详细的记事。《名册》有云:“……凡戮三十余人,河流皆赤,监刑者[指石田等]绝无矜愍之容,咸知此辈皆谗人也。是夜,洛街市遍粘匿名揭帖,云:‘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关白家犯罪,当依关白家之例行之,斯为正理。今日狼籍若此,下侪齐民毋乃非正道欤!噫!因果之说,尚希注意焉。’……其后,石田三成战于关力原,一败涂地。幸而逃入山野,饥病交迫,遂为逻者所得,械送京师,斩于四条河原,枭于三条河原。因果之说,询不诬也。”这是说,石田三成奉秀吉之命将秀次妻妾儿女斩杀于京都三条河原,而自己终亦枭首于此。)

图片秀次妻妾儿女处决图
可是,另一方面,也要承认,诸葛亮、朱元璋、丰臣秀吉的猜疑心理,又不是没有“道理”的。若不像诸葛亮、朱元璋、丰臣秀吉那么心狠手辣的话,的确又可能导致另一种悲剧,这的例子也不少见。
在四世纪的北朝后赵时代,后赵开国皇帝石勒有侄石虎,其人勇而残暴,战功赫赫;石勒未听从臣下的进言除去石虎,其死后,石虎果然将继位的石弘废黜,随后将石弘及其兄弟杀戮净尽。而石虎的“故事”,又在自己后代身上重演了一次:石虎羯族人,他有汉人养子冉良,其子冉闵自幼勇武,石虎待之如亲孙,后来屡立战功;等到石虎死后,冉闵先后拥立石虎之子石遵、石鉴为帝,而废黜之,最后更灭绝石氏,自己创立了冉魏王朝。
在六世纪的南朝齐梁时代,萧衍曾将其侄萧正德收为养子,至嫡子萧统(即后来的昭明太子)出生,又让正德回归本宗;后来萧衍篡齐称帝(即梁武帝),建立梁朝,正德欲为太子而不得,遂叛逃北魏。次年正德复返萧梁,萧衍待之如初,但正德不改异心,与侯景勾结反叛,最终篡位做了皇帝。
在十五世纪的日本室町幕府时代,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长子早夭,遂将其弟足利义视立为养子,打算让他继承家督之位。不料此后义政又生子义尚,义尚集团更诬陷义视谋反,随后双方各与守护大名(诸侯)联手,遂造成了长久的“应仁之乱”,终使室町幕府因之衰亡,日本进入了长期动荡的“战国时代”。
此外,还可举一个奥斯曼帝国的事例。近阅法国阿兰·布隆迪所著的《地中海世界一万五千年》一书,里面提到一事:十八世纪初,在奥斯曼帝国的属地突尼斯,侯赛因·本·阿里兼“贝伊”(奥斯曼帝国官称,意为“首领”)和“帕夏”(也是奥斯曼帝国官衔,相当于英国的“勋爵”)的称号于一身建立了一个新贝伊王朝。也是因为没有子嗣,侯赛因先是指定侄子阿里为继任者,但随后跟女奴生下三子(为避免“外戚”之祸,奥斯曼人有从俘虏中择妻的传统),遂又改嫡长子继承“贝伊”之位,而将“帕夏”之位给予侄子作为补偿。后“帕夏”阿里逃往邻国,并在邻国军队的支持下攻占突尼斯,驱逐并杀死了叔父侯赛因;但二十年后,侯赛因之子卷土重来,阿里得志一时,终被反杀。
从石虎、冉闵、萧正德、足利义视、阿里这一连串的例子来看,在君主继承人年幼无依的情况下,养子(或侄子)一旦羽翼丰满,确有机会颠覆正统,或造成动乱
由此,回过来再看刘封问题,就更容易理解了。
从表面迹象来看,当然无法断定刘封将来一定会对刘禅构成威胁;但从政治走势来看,刘封的确是对刘禅的一个潜在威胁。易言之,刘封作为一个将来时的政治变量,其行动是无法预测的杀他可能是“错”的,但不杀他也可能是“错”的。因此,诸葛亮、刘备选择了杀死刘封,就属于一种没有证据的“先发制人”,一种血的“预防犯罪”(prevention of criminality);但从政治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立场来说,只要能杜绝刘封威胁刘禅的可能性,杀他就是“对”的,就是合乎权力逻辑的。
如孟达对刘封所言势利所加,改亲为仇,况非亲亲乎!为了权力,亲生儿子都可以杀,何况不是亲生的呢?
但诡吊的是,孟达看刘封的事如此透辙,但轮到自己的事一样变得迷糊。孟达降魏后,又反过来跟诸葛亮暗通款曲,及致司马懿大军杀到,诸葛却按兵不动,让孟达白白送死——田余庆先生在《蜀史四题·刘封与孟达》中认为诸葛这一招等于“借刀杀人”,其手段称得上是“诡谲”了。
总之,在刘封和孟达前后两件事上,诸葛亮之所为,可谓之”,可谓之“权谋家”,而绝非一个光明磊落的君子。这样,就可以说,诸葛的本来面目,绝非如世俗印象中的那么完美,他也有着阴暗的一面。诸葛的政治手段,与其说近于儒家,毋宁说近于法家,在他“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儒家精神背后,也隐藏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式心理。

附:马陈兵《人中吕布》论述刘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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