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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笔下的老保管，是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我们生产队的一位实物保管员，他叫石金生(1928.7——2008.7，中共党员）。村中也只有这一户石姓人家，听说是外迁到本地的，因为人耿直厚道，大公无私，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在我心里他能被称得上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全村人的心目中口碑都是极好的。

 我记忆中的老保管是个黑红色脸膛的汉子，个头不高，可能是因为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缘故，有点驼背。外八字脚，经常总穿着一身老蓝色粗布衣衫，肩上搭着一条长方形抓绒毛巾(应该是便于擦汗)，还有一个旱烟斗挂在腰间。他的做事风格是：走路快如风，说话如洪钟，干活如刀切葱(快速利落)，他是个直性子爱暴躁。也许就是因为这些特点，在近三十年中大家总推选他作为生产队里的保管员，还担任过多年的生产队长。

 那还是人民公社的年代。基层工作是由县——公社——大队三级集体管理，小队是最基层的单位。土地集中使用，集体劳动，集体分配是当时的农村生产模式，也就是所为的大锅饭(并非是在一个锅里吃饭）。所以有一个大公无私的生产队保管员尤为重要。因为全队里所有的生产资料：农药、化肥、粮食、种子、饲料等都归保管员一人管理保存，集体仓库一把大铁锁的钥匙他要随身携带着，以备不时之需。“文革”后期，派性斗争的余毒久聚不散，在农村反映也很尖锐。“造反派”与“老保派”相互拆台，相互诋毁，相互提防，打架斗殴时有发生。而老保管却能独善其身，两派人员都能拥戴他。

 然而，千万不要以为当了集体保管员就有多么的风光无限，高高在上，权力就可以随便支配了。听村上的老人们说：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盛行，很多基层领导为了迎合上级的浮夸政策，毫无根据的向上级汇报吹嘘农村亩产能达到数千斤甚至上万斤。当上级工作组派人检查落实粮食数量时，有些生产队就在仓库里围起巨大的粮囤，粮囤的下面铺上厚厚的稻草麦糠之类，然后用凉席或被褥覆在上面，最后再铺上一层小麦来充数。而我们队的石金生保管员却没有主张作假。当上级工作组巡视到我们队仓库时却看不到有粮囤，只看到几袋预留的粮食种子，就有些气急败坏，命人要把种子也带走，老保管拼命护着种子，据理力争的说：“种子是留着来年种庄稼用的，不能带走！”工作组就把老保管本人带走了。

 老保管农业经验很丰富，按节令种植与收获都能把握的很好，农田管理也很有诀窍。他曾经指导我怎样锄地，告诉大家“六月草半打倒，砍断不如埋住好”的经验。他身为保管员，分发东西是他最大的麻烦事。无论是分粮食还是分柴草，都是由他掌握大称的。比如红薯、萝卜都是要在原来种植田地里即时过称分给每家每户的，细粮和柴草是要在打谷场上分给各家各户。经常是分完东西都已经是披星戴月了，老保管只能忙完最后才顾上搬运自家的东西回家的，这种情况下没少受到家人责怪。

 老保管很多时候是很严厉的，他不苟言笑，以至于我们常常看到他就有点怕。但他有时也温和的。清楚的记得：在我十三岁(读四年级）那年暑假的一天，老保管看见我就把我叫住了，他面带笑容的说让我跟他走，然后把我带到了队里的养驴棚门口对我说，这头小驴驹四五个月大了，因为母驴缺奶，小驴驹缺少营瘦得很，你暑假没事就放这头驴驹吧，每天给你记4个工分。我听了心里又高兴又有顾虑。高兴的是自己也能挣工分了，忧虑的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胜任，小驴尥蹶子(liaojuezi)不知道能不能控制得住，还担心万一自己把驴放死了负不起这个责任的。老保管看我犹豫，就和颜悦色的给我讲了放驴的方法技巧，还说“你要是把这驴驹养胖了可是有奖励的哦！我打消了顾虑，欣然接受了任务。暑假结束时，小驴驹真的被我养肥了，老保管在群众会上还表扬了我，并且在后来的几年里每逢暑假，老保管总要交给我一头小牛或者驴驹让我放养——放养就是每天牵着它到野外吃青草，及时让它喝水，不让渴着饿着了。

 每当回忆起那几年为集体放牛、放驴的暑假生活，总觉得充满着无比的快乐和幸福感，十分怀恋那段日子。那里面也蕴含着老保管对我关切爱、鼓励、信任和期望。它承载着我少年时代的美好印记。把这些叙述出来，仍觉得言犹未尽。我想让后辈们记住：我们村曾经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保管，他为集体为群众呕心沥血，做出过很大贡献。聊以寄托我对老保管(二伯伯）深切的怀念和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