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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榆生致胡适书札一通考释

曲晟畅

龙榆生（1902—1966）

龙榆生是现代词学大家，此前学界多强调其“彊村传人”的身份。但从龙榆生《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苜蓿生涯过廿年》等文中可以看出，他早年与胡适有过交往，并在治学上受其影响。对于二人的交往，只在龙榆生的个别论文中有所提及。胡适方面则迟至1960年4月18日《云谣杂曲子》的短跋中方才明确提及龙榆生（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增补版）》（第9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5年，第3242—3243页），因此一直未有二人早年交往的直接证据。笔者在中国历史研究院检得龙榆生致胡适书信一封（馆藏号：0864-004，凡三纸），可以填补二人交往的史料空白。

书信原文：

这封书信较长，涉及内容较多。现按照书信行文次序，依次分析。书信开头提及二人早年的学术交往，龙榆生表示1931年前后经夏敬观介绍，拜访在极司非而路（即今万航渡路）居住的胡适。据胡适1928年12月1日的日记，夏敬观在写完音韵学著作后，一定要请胡适写序批评，而且是“每星期日必来谈，十分诚敬”（《胡适日记全集（第5册）》，联经出版社，2004年，第456页）。夏敬观的态度必然影响到龙榆生，因此龙榆生早期论文中对胡适颇为推重，《唐宋诗学概论》等书对胡适的观点多有引用。胡适对龙榆生的学术影响，笔者已有论文讨论。（参见曲晟畅、朱惠国《“整理国故”运动与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的写作缘起》，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点击篇名查看。）

胡适日记中的夏敬观来访

继而谈及本次写信的原因，是龙榆生在《文学杂志》上看到常风的《新文学与古文学》的论文。常文的结尾表示该文是受到朱自清《古文学的欣赏》的启发写成。朱文是强调阅读和欣赏古文学的方法，常风在此基础上重新讨论新文学与古文学的关系。《新文学与古文学》开篇承认新文学的发起是从抨击“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开始，但常风认为新文化运动者们在建立新的同时，也不曾忘记旧的，如“整理国故”运动，因此“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运动。它包含着思想与文化的革新”（《文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47年8月）。而思想文化上的趋新，从戊戌变法之后就开始了，知识分子认识到需要有文字改革，于是有梁启超的新民体、黄遵宪的新诗歌；文学方面也开始重视小说戏曲的力量，如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常风认为：“新文学在这两点上可以说是完全承继着维新运动的。”对于古文学的处理上，常风认为只是创作上用白话取代文言，中文系的课程仍旧要研习古典诗词歌赋，“新文学开始时钱玄同氏毒骂当时的老古董’桐城谬种’’文选馀孽’，而直到三十年后的今日，任何大学的中国文学系的课程里纵然没有标出’桐城学派’，或《文选》，显然是把《古文辞类纂》与《文选》两部书中选的诗文更详细、更合理地分成若干课目来讲授与研究”。因此新文学的发展并没有阻碍古文学的研究，反而是在“整理国故”的方法下，学者进行了更系统地研究。常风并不认为新文学与古文学是断裂的，二者“都是把我们这个民族在某一个时空中的活动与生命，内在的与外在的，用美丽的形式记载下来，给后世的人一个连续的生动的文字图画”。因此，新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与传统文学并非是决然的对立，在功能、理论方面，二者有很多共通之处。

常风《新文学与古文学》

龙榆生受到常风论文的启发，联想到文廷式的《纯常子枝语》，该书有很多“文字改革和文学革命的理论”。《纯常子枝语》是读书札记，包括经学、史学、诸子、宗教、天文历法、礼制、翻译、掌故等。“汪水云”即汪精卫，《纯常子枝语》的刊刻过程，以及汪精卫的推动作用，学界已有详细研究，兹不赘述。（参见何东萍《谈〈纯常子枝语〉之出版》，载《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1期；陆有富《文廷式〈纯常子枝语〉的文献价值论略》，载《历史文献研究》2014年第1期；陆有富《文廷式〈纯常子枝语〉61册本考论》，载《文艺研究》2023年第3期。）通览全书，文廷式对文学革命的论述较少，对语文字改革的论述较多，后者集中于刻本《纯常子枝语》的第12卷、第13卷、第25卷。文廷式对时局的焦虑，也映射到语言文字上。他认为：“惟直行之气长，故中国文字五千年不变；横行之气博，故西洋文字七万里可通。”（陈开林《〈纯常子枝语〉校证》（第3册），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1年，第608页）虽未明言横排书写优于直排书写，但言语间已有艳羡之意。文廷式对语言文字的关注，一是传统小学的影响；二是古代史书中对少数民族的记载，使得他关注少数民族的语言；三是中外交流涉及到翻译；四是宗教典籍的翻译。（如“中国通行之语音，自以金陵、洛下为近正。然世俗谓之官话，则不知始于何时。英人艾约瑟以英文著一书，名《官话活法》，谓’各省土音尚存古音之一二，而所行官话较土白尤为新创。考中国古音者，当讲求各省土音’云。此说甚得声音之理。又法兰西人巴性未入中国，亦法文著《官话活法》一册，其言云：’自古以来，中国文理与俚言二者并行，撰书则只以文理，而各处皆有方言。逮至元代，始有官话通行各省。’所谓’元代始有官话’者，殆即指周德清《中原音韵》之书乎？”见陈开林《〈纯常子枝语〉校证》（第5册），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1年，第870页。最早研究中国语言的是处于传教目的的传教士，他们的成果反过来影响中国学人对语言文字的认识。）文廷式熟悉同文馆的西学著作，从中了解到欧洲各国的语言变化，他表示：“波兰之既分也，则俄罗斯、日耳曼并禁其本国言语。希腊之将复也，则自本邦至突厥结社曰希的里阿，而以希腊语教子弟。盖种族之分，由于言语。言语不亡，则其种族未为澌灭也。”（第368页）这使得他跳出音韵、训诂，从实用、国家命运的角度审视语言文字。

日本学者重野安绎提及有人想要废除汉字，或是限定现有文字数量，以便于表达。文廷式认为：“使吾中国之文字语言畅行于五洲，而惟思变古易俗。”一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做增删。即“删除重复之字，而增添专门之字。如矿学、化学之类，其名目字，近译之书已颇增矣。此即孳乳所宜生也。然专门之字，不习其学者即可不识其字，故虽增添，而未尝不简易也。”（第800页）文廷式设想的是删除旧有重复、冗杂的汉字，增加新字，以满足新学科和翻译的需要。新字亦属专用，不会增加普通民众的识字负担。文廷式并不主张完全造新，而是希望由旧而新：“国书用蒙古字为底本，犹日本文字用中国为底本也。凡造新字，行用必依旧文，始易通晓也。”（第378页）文字的简易、实用、易懂是文廷式文字改革的核心诉求。

《纯常子枝语》民国蓝印本

二是强调文字的简易。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问世以来，当代学者已然认识到欧洲国家俗语取代拉丁语的过程，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作用。文廷式通过《万国史记》《西学考略》等书，了解到了这一历程：“数百年前，拉丁文尚通行，彼时虽俗务用土语，而律例、格致、星学诸书，各国仍以拉丁文传之[……]迨明末时，印书机始兴于西国，因而刊在方言，学校以方言授读，衙署以方言理讼，而习拉丁文者渐少，即士人撰述亦印以本国之文。”文廷式虽未将此与“民族国家”相连，但联系到了富国强兵。如他引述《万国史记》：“法国文书[……]至王弗朗西斯时，学士始用国语，改定文法，使人易晓。自是兵法、律令、政治、学术俱大进。”文字的简便易行，民众也更容易理解律法及一般知识，国民素质的提高无疑是富国强兵的先导。薛培榕《东藩纪要》记载了朝鲜以谚文替代汉字，更为简便，文廷式表示：“余谓国家欲使妇孺蠢愚皆知文字，必宜求一简易之法无疑也。”（第355、360、369页）因此他心中文字改革的方向便是简单易懂。

三是语言的拼音化、拉丁化。文廷式记述：“美国印甸士番部土人素无文字，因为传教者所化，遂另创一种新字，字数仅八十五，而其用无穷。”从这表述可以看出，此类必是表音文字。又如：“西国有铁路，昔亦以铁字和路字二字合成一物，今则别有一字代之。余谓中国文字将来亦必设一简便代法，方能有益民事。”对于简便之法，他认为：“或以音统一切字，或以记号代一切文法。”《纯常子枝语》中引述《古教会参》对腓尼基的记述：“其国之文学，用字母二十有六，运用最便。初，埃及、中华诸国群尚六书，点画繁杂，学之固甚难。即巴比伦之尖棦文，亦然。自腓尼基文行世，省工亦复省心，巧妙异常，始行于以色列、希利尼、罗马，继而传遍西方。故英、法、美诸国至今无异文。”腓尼基符号是字母文字的始祖，欧美诸国均使用此类表音文字。在学习西方的心理下，必然会引起文廷式的羡慕。古代拼音也有成例：“国朝修《西域同文志》，每以两音合写成字，即用词例，实即西人之拼字法也。”（第350、351、367、355、384页）传统的反切与拼音近似，学人容易接受。而当时已有拼音试行：“西人某思得简捷一法，俾中国田夫野老皆能握管写信。其法以字母二十四，另增九字合之，得三十有三，仍以拼字之法，将华语书以西字，联环杂合，音无弗备。余谓字母增减，各家不同。合之天竺谓三十六，合之欧逻为三十三，固亦无不可也。”（第732—733页）可见文廷式对此类拼音并不排斥。记号之法则以德国为例：“德国有代字法，其语言字句虽长，另有暗记，可以一点或一画一钩一曲各等手法为一句。见其所记，即知何言。”（第251页）此类近似于速记法。文廷式反复提及“简便之法”，并非是要废除汉字，而是对现行文字做简化以便于普通民众的接受，增强传播力度，进而推广政令，富国强兵。

四是对于标准语的呼吁。文廷式认为：“各省案牍之字，均多妄造。即通行之字，亦有用之与本义悬殊者。若夫名称之舛异、言语之讹谬，尤难悉数。同文之治，岂宜如是哉！”秦朝一统后实行“书同文”，对推动国家强盛有积极作用，文廷式亦是从此出发。此外，翻译也需要同一名称：“译音无定字，自古已然。然及今，通商之国遍及寰区，文字既殊，语音尤变，则凡地理、名物、度量，皆当定画一之字，以便翻译而无歧误。此当以令甲行之者也。”（第270、381页）文廷式希望通过政令的方式统一用语，也是呼吁实行标准用字。学者使用各地方言进行翻译，更不利于交流：“今闽、粤所译泰西书籍，与津、沪语异者，不胜枚举。故余亟欲整齐画一，以便观者。”（第733页）

传统学术典雅繁杂，下层民众更需要通俗易懂的文化。钱大昕表示“三教之外，别有一教曰小说”，刘献廷也认为“小说为易于感人”，文廷式继而说：“倭人著书，称许施耐庵，至列诸圣哲之中，皆以其有关风气故也。”尤其近代以来学术日繁，普通民种更难理解，文廷式预言了小说的兴起：“小说之体必将盛行，而故书雅记恐太半束之高阁矣。”（第367页）

文廷式身处戊戌变法前后，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关注增多，故《纯常子枝语》多纪录西方的宗教、哲学，以及少数民族的语言符号，以及日、俄、朝等外国语言文字。文廷式熟悉外国语言文字的发展过程，出于普及大众、富国强兵的考虑，他认为文字改革应向简化、实用、统一用语的角度发展，甚至为了方便一般民众，可以考虑拼音化、速记符号等简要识字办法。文廷式对中国的政教抱有信心：“凡事皆用中，无过不及，即最文明之政教也。中国之称为中者，殆在此乎？愿与天下之言政教者共明之。”（第948页）因此他不会主张全盘废除汉字或全盘拉丁化。文廷式并不一定清楚文字改革的“现代性”意义，但他的主张，以及对小说文体的重视，确实是现代文字改革、文学革命的先声。

重新回到龙榆生与胡适的书信。龙榆生提及文廷式的书信刊于《同声月刊》，是文廷式与于式枚的往来书信，以“芸阁先生书牍”之名发表于《同声月刊》第3卷第7期、第8期（1943年）上。这些书信确如龙榆生所谓“文白并行，庄谐杂作”，提及很多晚清政局之事。

书信的最后，龙榆生简略交代了自己的情况，所留地址是苏州。常风的文章是1947年发表于《文学杂志》第2卷第3期，龙榆生是1948年2月5日解除特殊状态，离开苏州，回南京居住、看病（张晖《龙榆生年谱（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54页），因此此信只能写于1947年11月23日。

《龙榆生先生年谱（增订本）》

如果将常风的论文与龙榆生的书信合并考察，可以发现学人对新旧文学关系的重新思考。常风的论文是从新文学走过三十年的契机上，重新回顾新文学的源流。龙榆生受常风启发，从文字、文学革命的角度发掘《纯常子枝语》的意义，也照应了常风所谓的新文学接续着维新运动的观点。龙榆生致胡适的书信虽是在特殊时间所做，但可以看出四十年代后期，学者从新文化运动强烈的“趋新”风尚中走出，更为全面地审视新旧文学的承续关系。

（北京大学夏寅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刘永瑞兄帮助查找书信，特表感谢！）

值班编辑：浅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