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帝国统治下的普通罗马人对其父辈的众神几乎没有兴趣。每年他都会去几次神庙，但只是出于习惯。他耐心地观看人们以庄严的队列庆祝宗教节日。但他认为对朱庇特、密涅瓦（智慧女神）和涅普顿（海神）的崇拜是相当幼稚的，是古朴的早期共和时代的残余，对于一个精通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和其他伟大的雅典哲学家著作的人来说，不是合适的研究课题。
这种态度使罗马人成为非常宽容的人。政府坚持所有的人，罗马人、外国人、希腊人、巴比伦人、犹太人，都应该对站在每座庙宇里的皇帝的形象表示一定的外在尊重，这就像美国总统的照片会挂在美国的邮局里一样。但这仅是一种礼节，没有任何更深的意义。总的来说，每个人都可以荣耀、尊敬和崇拜他属意的任何神灵。因此，罗马充满了各式各样奇怪的小寺庙和教堂，用于供奉埃及、非洲和亚洲的神灵。
当最早的耶稣门徒抵达罗马开始宣扬他们关于人类博爱的新教义时，没有人提出反对。街上的人驻足聆听。罗马，世界之都，一直都充斥着四处游荡的传道者，每个人都在宣扬自己的“奥秘”。大多数自封的神父都诉诸感官——向他们自己的特定神灵的追随者承诺金色的回报和无尽的快乐。不久，街上的人们注意到，所谓的基督徒（基督的追随者或“受膏者”）说的是一种非常不同的语言。他们似乎没有被巨大的财富或高贵的地位所打动。他们颂扬贫穷、谦逊和温顺的美。这些准确地说并不是使罗马成为世界主人的美德。听到这样一个“奥秘”是相当有趣的，它告诉那些地位如日中天的人们，他们的世俗成功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永久的幸福。
此外，对那些拒听真神话语的人，基督教奥秘的传教士们讲述了关于他们命运的可怕故事。侥幸心理从来都不是明智之举。当然，古罗马诸神依然存在，但他们是否强大到足以保护他们的朋友抵御这位被从遥远的亚洲带到欧洲的新神灵的力量？人们开始产生怀疑。他们回来倾听关于新信条的进一步解释。过了不久，他们开始接触那些传讲耶稣话语的男男女女。他们发现他们与普通的罗马祭司非常不同。他们都极端地贫穷。他们对奴隶和动物都很友善。他们不是力求获得财富，而是毫无保留地给予。他们无私生活的榜样迫使许多罗马人放弃了旧的宗教。他们加入了在私人住宅的密室或开阔地的某个地方聚会的基督徒的小社区，而神庙则被舍弃。
这种情况年复一年，基督徒人数不断增加。长老或神父（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老者”）被选举出来维护小教会的利益。一位主教则被任命为一个行省内所有社区的首领。跟随保罗来到罗马的彼得是罗马的第一任主教。一段时间之后，他的继任者（被称为父亲或爸爸）开始被称为教皇。
教会成为帝国内部的一个强大机构。基督教教义吸引着那些对这个世界绝望的人们。他们还吸引了许多发现自己在帝国政府下仕途无望，但可以在拿撒勒先知的卑微追随者中发挥领导才能的强人。最后，国家不得不加以关注。罗马帝国（我之前已经说过）的包容体现在它的无差别对待。它允许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求救赎。但它坚持不同教派之间和平相处，遵循“生与放生”的明智规则。
然而，基督教社区拒绝实践任何此类的包容。他们公开宣称，他们的神，只有他们的神，才是真正的天地主宰，其他的神都是冒牌货。这对其他教派似乎不公平，警方不鼓励这种言论。基督徒再三坚持。
很快，又遇到了更多的难题。基督徒拒绝例行致敬皇帝的公事。当被要求参军时，他们避而不见。罗马官长威胁要惩罚他们。基督徒回答说，这个悲惨的世界只是通往极乐天堂的前厅，他们更愿意为自己的原则而死。罗马人对这种行为感到困惑，有时会杀死犯人，但更多时候没有。教会的最早期年月中存在一定数量的私刑，但这只是那部分暴徒的杰作，他们指责温顺的基督徒邻居犯下了所有可想到的罪行（诸如屠杀和食婴，传播疾病和瘟疫，危难时刻叛国），因为这对他们是一项无害又安全的消遣。基督徒拒绝以暴制暴。
与此同时，罗马继续被蛮族入侵，当她的军队失败时，基督教传教士走上前去向野蛮的条顿人宣扬他们的和平福音。他们是不惧死亡的强者。他们所讲的语言无可置疑地预言了不思悔改的罪人的未来。条顿人对此印象深刻。他们仍然对罗马古城的智慧深怀敬意。那些人是罗马人。他们可能说的是实话。不久，基督教传教士成为条顿人和法兰克人蛮族地区的一股势力。半打传教士可顶一个团的士兵。皇帝们开始明白基督徒可能对他们有很大的用处。在一些省份中，他们被赋予与那些仍然忠于旧神的人同等的权利。然而，更大的巨变发生在四世纪下半叶。
那是在君士坦丁在位期间，他有时（天知道为什么）被称为君士坦丁大帝。他是一个可怕的恶棍，不过在那个恶战的时代，性格柔弱的人几乎没有生存的希望。在漫长而曲折的生涯中，康斯坦丁经历了许多起起落落。有一次，当他差点被敌人打败时，他想试试这个人人都在谈论的新亚洲神灵的力量。他承诺，如果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取胜，他也将成为一名基督徒。他赢得了胜利，此后他折服于基督教上帝的力量，并甘愿受洗。
从那一刻起，基督教会被正式承认，这大大加强了这个新信仰的地位。
但基督徒仍然占全体人民的极少数（不超过百分之五或六），为了胜利，他们不得不拒绝一切妥协。旧神必须被摧毁。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朱利安皇帝，希腊智慧的拥趸，成功地拯救了异教诸神免于进一步的毁灭。但朱利安在波斯的一场战役中受伤，不治而亡，他的继任者乔维安重建了教会的所有荣耀。古庙的大门被相继关闭。然后是查士丁尼皇帝（他在君士坦丁堡建造了圣索菲亚教堂），他关闭了柏拉图在雅典创立的哲学学院。
这标志着古希腊世界的终结，在那个世界中，人们被允许根据自己的愿望独立思考，追求梦想。面对席卷既定秩序的野蛮和无知的洪流，哲学家们那些不甚清晰的行为准则已被证明是一个糟糕的指南，无力引导生命之船。一些更积极、更明确的东西成为当务之急。这些正是教会所提供的。
在那个一切都不确定的时代，教会像磐石一样屹立不倒，从不偏离它认为真实和神圣的原则。这份坚定的勇气赢得了群众的敬仰，并带领罗马教会安全地渡过了摧毁罗马国家的那些艰难时世。
然而，基督教信仰的最终成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狄奥多里克的罗马哥特王国消失后，公元五世纪，意大利相对免受外来的侵袭。接替哥特人的伦巴第人、撒克逊人和斯拉夫人是弱小落后的部族。在这种情况下，罗马的主教们有可能保持他们城市的独立。很快，散布在整个半岛的帝国残余势力承认罗马公爵（或主教）是他们的政治和精神统治者。
这为一个强者的出现备好了舞台。他于 590 年到来，他的名字叫格雷戈里。他属于古罗马的统治阶级，曾是“长官”或城市的市长。然后他成为了僧侣和主教，最后，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他的意愿（因为他想成为一名传教士，向英格兰的异教徒宣讲基督教）的情况下，他被拉到圣彼得教堂成为了教皇。他只统治了十四年，但当他去世时，西欧的基督教世界已正式承认罗马主教，即教皇，为整个教会的领袖。
然而，这种权力并没有延伸到东方。在君士坦丁堡，皇帝们延续了旧的习俗，即承认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的继任者兼任政府首脑和国教的大祭司。 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被攻占，最后一位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帕莱洛格在圣索菲亚教堂的台阶上被杀。
几年前，他弟弟托马斯的女儿佐伊嫁给了俄罗斯的伊凡三世。莫斯科大公就这样承继了君士坦丁堡的传统。旧拜占庭的双头鹰（让人想起罗马被分为东部和西部的日子）成为现代俄罗斯的国徽。原本只是俄国贵族领袖的沙皇，僭取了罗马皇帝的冷漠与威严，在他面前，所有的臣民，无论高低，都是微不足道的奴隶。
宫廷根据东罗马皇帝从亚洲和埃及引进的、类似于亚历山大大帝宫廷（他们这样奉承自己）的东方风格进行了改造。垂死的拜占庭帝国留给毫无戒心的世界的这种奇怪的遗产，在俄罗斯的广袤平原上继续以巨大的活力生存了六个多世纪。最后一个佩戴君士坦丁堡双头鹰王冠的人，沙皇尼古拉斯，刚刚在几天前被杀了，可以这么说。他的尸体被扔进了井里。他的儿子和女儿们悉数被杀。他所有古老的权利和特权都被废除了，教会沦落到君士坦丁时代之前在罗马所处的地位。
然而西方教会表现得截然不同，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篇看到的，整个基督教世界将受到阿拉伯骆驼骑手敌对信条的致命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