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大生产运动决策始末：生死存亡，看当时我党面临怎样的绝境？

1941年，中国已经跟日本打了三年多的抗日战争。这一年，是八年抗战里头打得最狠的一年。从豫南会战打响后，中日两边你来我往，一共拼了五次大仗，占了整个八年里头22次大仗的差不多四分之一。

那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因为出兵多少、花钱多少这些事，看法老是不一样，两家的合作就慢慢变差了。

关系变坏的头号因素，说白了就是打仗时兵力不够分，配合又不默契，大家就开始闹矛盾。再加上都想在抗日战争里说了算，抢地盘，矛盾就更深了。另外，共产党管的陕甘宁边区那些地方，因为东西不够分，经济出了大问题，这也是他们吵得不可开交的一个重要原因。

【1、红军到达陕北时的实际情况】

陕甘宁边区，中心在延安，一开始是中国共产党弄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管的地方。等到国共合作以后，到了1939年9月，这块地方就正式改名叫“陕甘宁边区”了。它包括了陕西、甘肃、宁夏这三个省的延安、安塞、甘泉、保安、延长、延水等26个县和市。

陕甘宁边区坐落在黄土高原那些起起伏伏的山沟地带，雨水少得可怜，所以从老早以前，这里的人们就既种地又放牧。到了明清那会儿，大家拼命开垦荒地，结果过头了，“就连那悬崖边上的荒地，也不放过”，都想着多开垦点地来种粮食。这么一来，接下来的几百年里，这儿的土地就越来越贫瘠，树木和草地也都飞快地没了。

从清朝末年开始，陕西这块地方就老是打仗，人口掉得特别快，特别是种地的老百姓，数量少了很多。说到延安市，在红军来之前，那里的人已经少得可怜，大概就三千来号人。

“西安事变”一闹大，蒋介石顶不住各方压力，就说要“不打共产党了，要联手红军抗日”，这么一来，西安事变就算和平解决了。到了第二年1月13号，红军立马就搬进了延安，把那儿当成了中共中央的大本营。

从那以后，延安的人变得越来越多。除了来这儿的军人、政府工作人员还有学生，光是城里的老百姓，数量就涨到了14000人。

到了1939年9月份，陕甘宁边区政府管着26个县市，那时候，它手下管着的人口快有150万了。整个边区的耕地加起来有862.6万亩，算下来每个人平均分到大概5.7亩地。

地是不少，可大都贫瘠得很，也没几个人愿意种，所以边区的粮食老是不够吃。到了1937年，陕甘宁边区总共就收了110万石粮食，到了1938年，勉强多了点，收成130万石。要是拿1938年秋天收的粮食，除以1939年的人数，每人能分到的粮食也就0.87石，大概140斤左右。

除了农业，陕甘宁边区整个地方的商业和工业都特别不发达。这地方地处大西北，主要的工商买卖就是靠出口盐来换取生活必需的其他东西，经济条件非常差。

【2、外援的断绝】

抗战一开始那会儿，为了让老百姓都站在我们这边，支持我们，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很快就搞了个新财政政策，简单来说就是“多找外头帮忙，让老百姓歇口气，养养精力”。

1937年1月25日，就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到达延安才短短12天后，两人就连忙给潘汉年发电报，说红军经费有点紧张，想让潘汉年跟蒋介石说说，看能不能每年给120万，用于红军的吃饭、发工资这些开销。两边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定了下来，就按照4.5万人的标准来发军饷。

不过从那之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势头很猛，导致军费开支远远超出了收入。

1938年和1939年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多次跟国民政府商量八路军的钱粮问题。他们说，八路军和新四军加起来已经有50万战士了，得让国民政府给提供些军费、枪支子弹啥的，还有其他打仗用的东西。

很长时间以来，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钱大多都是从国民政府那里领的，还有华侨和国际朋友的捐助。那时候，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经济，基本上全靠这些外来的帮助。外援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经济情况。

从1939年起，国共两边的关系就慢慢变僵了。国民党老是说八路军光转悠不打仗，还领着军饷不干活。到了1940年冬天，他们更是对陕甘宁边区来了个大动作，头一回大规模地围剿共产党。国民政府干脆停了八路军的军饷、子弹、衣服这些军需品，放出话来说，一粒米、一寸布都不会让进边区。

而且，蒋介石还扬言要切断边区所有外面的帮助，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共产党管的边区进行全面军事包围，还有经济上的封锁。这样一来，边区的经济状况就变得非常困难了。

【3、边区当时到底有多难？】

除了时局动荡这个因素，边区财政紧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不直接参与生产的人口涨得太快了。红军主力部队和中共中央机关来了之后，延安这些地方的人一下子就多了很多。有数据显示，1935年红军到陕北时，人数大概是五千到六千之间。

到了1939年那会儿，八路军留在后方的队伍大概有9000多人。

1940年的时候，杨尚昆讲过这么一件事：到了那年年底，他到了延安，发现陕甘宁边区的钱和物资都非常紧缺。你想，那边有140多万的人，可还得养活7万多的干部和战士，他们都不用干农活啥的。

换句话说，现在有7万人不属于生产人员范畴了。

到了1942年，延安那里的党政干部加起来有1.2万人了，军队人数也有个十万上下。可没想到，才过了一年，党政干部的人数就噌噌涨到了3万人，反观延安的市民，人数也就1万左右。

和1937年比起来，延安的人口涨了好多，大概涨了17倍。从这些数字咱们能瞧出来，人口变多主要是因为不直接参与生产的人多了。

因为军人、官员、学生这些不搞生产的人猛涨，边区买粮食的钱也跟着大涨，最高的时候都占到年收入快两成了。到了1940年以后，外面的支援没了，边区政府手头紧得很，没钱买粮了，只能全靠找当地农民收粮，来给官员、军人和学生填饱肚子。这样一来，农民要交的公粮就从1939年的5万石，一下子涨到了1940年的9万石。

尽管如此，还是钱不够花。

1941年的时候，为了确保大家都有饭吃，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商量后，决定收“救急粮”20万石。这数量可不小，占了边区粮食总收成的大约14%。跟1940年比起来，这次收的粮食多了一倍还不止。要是跟1939年比，那就是那时的4倍；要是跟1937年比，足足是那时的14倍之多。

东西少，吃的人多，这样一来，粮食、布料这些日常用的东西肯定会不够，价格也就跟着往上涨了。

在四年时间里，边区的物价飞涨，直接翻了15倍多。从1938年开始，那时的物价指数是143.1，但到了1941年，这个数字就飙升到了2228.9。

生活压力变大，加上东西价格嗖嗖往上涨，边区的老百姓大多都开始抱怨起来。

【4、执政危机】

从1939年起，边区老百姓的担子越来越重，实在扛不住了。逃跑、自我了断，还有当面指责领导人的事情，就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这些事儿，给边区政府的名声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也让老百姓对共产党领导人的管理能力有了不少怨言。

历史资料表明，这次中共中央面临的执政难题，主要是因为边区的老百姓对“救国粮”这项重担感到非常不乐意。

说起“救国公粮”，说白了就是那时候边区政府收的农业税，也就是后来咱们建国了农业税的起源。它的规矩挺简单，就是看你家里有多少粮食，粮食多的就多交点，粮食少的就少交点，要是粮食实在不多或者有啥特殊情况，那就不用交。

救国公粮制度采用了统一累进税的办法，既稳定又合理。跟以前中央苏区靠“剥削大户”和随便募捐来支撑政府和军队开销的老办法比起来，这可真是个不小的改进。那时候，在边区收救国公粮可是头等大事。这事儿办得顺不顺利，直接影响到边区政府站不站得住脚，甚至关系到党中央和前线战士们的安危。

1937年8月1号那天，陕甘宁边区党委出了个新规定，说要收15000石救国公粮，得在年底前搞定。到了10月份，边区政府又发了第一份公告，专门讲收粮这事儿，还出了套详细的《救国公粮征收条例》。为了这个，他们还专门成立了县里的救国公粮征收委员会，还有下面的小单位，一块儿负责收粮，还得跟老百姓解释为啥要这么做，保证收粮工作能顺顺当当的进行。

这一年，公粮的预定征收目标是10000石。可到了最后，实际收上来的却有14197石，超出了原定计划四成多。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没能达到陕甘宁边区党委心里期望的那个数——15000石。

老百姓对交救国粮这事儿本身没啥意见，但对于要交多少，大家心里头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中共中央和边区领导层，深深明白征收救国公粮这事儿有多关键。但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是老百姓对这事儿心生不满，那麻烦可就大了，不光抗战会受影响，连中共中央的根基都可能被动摇。

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发动了大范围、深入人心的社会号召，提出“每个边区的老百姓都应该有机会为抗战出一份力，捐点粮食”，还把交救国公粮这事儿看得特别重，说是“关系到抗日能不能成功，抗战胜利全靠它了”。

可以说，把这种宣传方式和抗日救亡的伟大意义放在一起，真的让农民们交救国公粮的热情高涨了起来。

不过，救国公粮的任务越来越重，老百姓的日子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这样一来，大家就开始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有了不少疑问。这种情况下，党、红军还有边区政府，都成了老百姓议论的焦点，受到了不少批评。

根据边区财政那边的数据，1937年，边区政府收的公粮，是从862.6万亩地上来的，本来打算收10000石，结果收了14197石，多收了四成多，算下来每亩地得交0.16升。到了1938年，收公粮的地多了，变成989.4万亩，计划还是收10000石，可实际收了15955石，超了快六成，每亩地的负担也涨到了0.18升。再到1939年，地没咋多，就1007.6万亩，但要收的救国公粮一下子涨到50000石，结果还真收到了52251石，每亩地的负担直接蹦到了0.52升。

现在，老百姓真正上交的粮食占他们一年总收成的比例，已经从1937年的1.27%涨到了2.98%，翻了一倍都不止。

随着每年要求上交的公粮越来越多，老百姓的抱怨声也越来越大了。

延川县在1940年的一份关于收公粮的文件里说：

自从说要征收五千石的消息传开后，大家伙儿都觉得这任务太重了，要完成这个量，心里都挺犯难的。

报告还提到，禹居九乡这些地方出现了平摊费用的情况。接着，报告者说明了这种做法带来的问题：“这样既干不好事儿，又惹得老百姓心里有怨气或者直接站出来反对。”

过度征税真的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1940年3月1号那天，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的大会上提了个事儿，说收公粮的时候有些做法不对劲，就是“跟老百姓走得太远”了。

在这次工作里头，有些地方采用了硬性规定让大家交公粮，这种做法不讲民主，表现得相当过分。

12号那天，在大会的另一个报告环节，他提出了对征收救国公粮的看法，觉得得有个固定的标准，不能乱来。他说：“有的地方收得太过头了，比如志丹那边，都快到三成了，这样可不行，也不合理。”

他坦言道，“这里面其实就有硬性分配的成分，尤其是在'估算不准确'的那些时候。” “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这种情况。”这个调查结果告诉我们，硬性分配的问题相当普遍。

因为搞比赛一样的征税方法，干部们开始比拼数字高低，结果导致好多地方的农民负担远超过了一般水平。特别是在志丹县这些地方，农民的负担竟然超过了三成。

得特别提一下，由于有了让有钱人多出粮食的规定，地主和富农们其实交的粮食远超规定的公粮。拿米脂县杨家沟那个“首富”马维新来说，1940年他赚了98.63石粮食，但花出去了253.35石。这里面，交公粮就占了48%，也就是121石。因为赚的不够花，马维新还得再卖127.89石粮食。到了1941年，虽然情况好点，但他交的公粮还是占了33%。

到了1941年，老百姓要交的公粮突然变得特别多。说起来，1940年才是陕甘宁边区抗战时粮食损失最严重的一年。那一年，水灾、旱灾、风灾、冰雹灾一个接一个来，整个边区有429万多亩地受灾，粮食少了23万多石，有51万多人受灾。

但因为外面的帮助全没了，边区的所有开销和军队的给养，全得靠边区的老百姓来扛。那年，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商量后，决定要收“救国粮”20万石。结果，实际收到的粮食是201617石，这数目占了那年粮食收成的13.85%。这个比例，比咱们国家一直以来“十收其一”的农业税规矩高多了，老百姓真的有点吃不消了。

【5、南泥湾——我党的出路】

在这一时期遇到的经济难关，咱们中共中央有些领导其实早就看在眼里，心里也有了数。

早在1939年，也就是民国二十八年那会儿，2月2号，毛泽东在延安开了个大会，动员党政军一起搞生产。他看着根据地经济越来越困难，就直接说了：

咱们眼前有三条道儿可以选：要么饿死，要么散伙，要么自己动手干。说到饿死，谁也不愿意；说到散伙，同样没人点头；看来，自己动手才是正途。

为了解决眼下的困难，毛泽东直接让部队、机关和学校都动手制定生产方案，想办法提高自给自足的能力。但那时候，不光是下面的单位，就连中共中央的领导们也没完全意识到自给自足有多重要和紧迫。结果没过多久，大家搞的自给自足生产就慢慢停了下来。

外面的援助没了指望，家里头的需要却又天天往上涨。到了 1940 年年底，咱们边区可真是走到了最不容易的地步。

毛泽东在《抗日那会儿的经济和钱袋子咋解决》里头讲道：

我们那会儿真是穷得叮当响，衣服都快没了，油也没得吃，纸也没有，菜也缺，战士们连鞋袜都穿不上，冬天到了，工作人员连被子盖的都没有。

1941年春天，朱德经过一番调研和积极推动，王震带着他的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浩浩荡荡去了南泥湾，开始搞起了军队种地。这事儿是大生产运动里的一个关键节点，后来还成了共产党建国路上最有名的传奇故事之一。

经过长达3年的大规模开荒行动，三五九旅在没钱没设备的艰苦环境里，硬是把南泥湾改头换面了，那时候大家都说它是“陕北的小江南”。

到了1943年，三五九旅已经开荒了十多万亩地，种出了1.5万多石粮食。他们不仅种上了陕北难得一见的水稻，还养了一大群猪、羊这些家畜。更让人惊喜的是，他们办起了大光棉纺厂。一开始，只是从百姓那里借来一台旧织布机，再从商人那里赊了一捆纱。但慢慢地，这个棉纺厂发展壮大了，有了800多名工人，108台机器，能做出200多种产品，成了个大纺织厂。这样一来，部队的被服问题就解决了。三五九旅在大生产运动中，可是出了大名，成了大家学习的榜样。

【6、大生产运动的政治意义】

三五九旅一马当先，陕甘宁边区、部队还有其他地方都跟着搞起了“大生产热潮”。按照中共中央“搞活经济，保证供给”的大方向，各边区的部队、政府职员、还有学生们，都自己动手，想办法吃饱穿暖。农民朋友在政策支持下，也都忙活起来，开荒种地，放牧养畜。这么一来，边区的经济状况很快就有了大改善。

“大生产运动”，主打的就是“南泥湾精神”，这事儿在经济建设上可是独树一帜，因此在中共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到那时候为止，搞的一次规模最大、专门搞经济建设的行动。

这次大生产活动里，不光部队、机关的同志和延安各校的年轻学子们开垦了不少荒地，光是陕甘宁边区的农民朋友们，就搞出了330.1万亩的新耕地。到了1945年，咱们边区的农田总面积噌噌涨到了1425.6万亩，比起1937年，足足多了563万亩。那时候，边区里总共有160万人，这样一来，人均能摊上8.9亩地。

伴随着一连串彰显经济建设辉煌战果的数据，还有那些家喻户晓、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往事：

毛泽东大手一挥，写下了“自己干，吃喝不愁”的话。三五九旅的战士们高喊着“镢头枪在手，生产自给还保党中央”，浩浩荡荡开进了南泥湾。王震还请了个71岁的老农民来当“生产老师”，就这么着，“烂泥湾”在短短三年内变成了“陕北的小江南”。毛泽东还特地去看望了一个7岁就会纺纱的小姑娘，小吴萍。还有个流浪工人赵占魁，后来成了“工人运动的领头人”。就连那个二流子申长林，也被改造成了劳动模范……

这些故事一遍遍被人们讲述，那时候的好些政治标语也跟着火了起来，像“靠自己努力，不怕吃苦” “自己动手，吃喝不愁” “团结起来一起干”还有“搞活经济，确保供给充足”这些，都传得家喻户晓。

对于正努力打拼创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大生产运动真的很关键。它就像是军队一样的组织方式，靠打仗时的那种政治动员，把军队、农民、干部、工人、学生还有商人这些社会上的各路人马都发动起来，一起搞经济建设。这样一来，边区就不再全靠外面的帮助了，军队也不愁吃穿，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短短4年里，边区的经济状况就好了很多，这也给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式道路”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基础和老百姓的支持基础。

大生产运动在中共历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原因很简单：要是边区经济垮了，那整个边区都得乱套，中国共产党就很难撑到抗战结束；要是边区老百姓不信任我们了，那以后全国的老百姓也不会信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