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井冈山，是风云变幻的一年，从这一年之后的很久，红旗才重新出现在井冈山上。。。
1930年1月5日，毛委员在闽西古田会议之后，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作为给林彪来信的答复。
当时党和红军内部出现了以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为代表的一种右倾的错误思想，林彪还曾给毛委员就此写了一封信。他们只希望用“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而不愿踏踏实实地做建设红色政权的艰苦工作，在毛委员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流寇主义”的错误思想。
毛委员觉得有必要回复林彪一封信，既帮助他转变思想，又借此教育全军。于是就有了长篇党内通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可以流传后世的雄文。
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基本形成。
1930年1月18日至21日，在遂川县于田召开了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联席会议。史称于田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个议题。
1，讨论闽西特委关于攻打吉安的建议；
2，统一边界两特组织，集中江西红军独立二、三、四、五团，编成红军第六军的建议；
3，解决袁文才，王佐问题；
这三个问题都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了，早在1929年下半年，中央派彭清泉为巡视员来湘赣边界巡视工作。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等陪他巡视了永新、宁冈后，又派人陪送他前往永新的五军军部，受到了彭德怀、滕代远的热情接待，彭清泉与彭德怀就当时边界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彭清泉当时就明确提出他认为边界有三件事需要尽快处理：一是将湘赣边、赣西两个特委合并，组建新赣西特委；二是成立红六军；三是处理袁文才、王佐。
于田会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这是一场集合了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特委和赣西特委的军政联席会议，很明显是意有所指，是要解决具体问题的。
关于攻打吉安，成立红六军，将赣西特委与湘赣边特委合并为赣西特委这几件事，虽然充分讨论，但并没有指定具体计划和时间点。反而是处理袁王一事，在会后就开始具体实施。
在半年之后，1930年7月13日的一份给上级的总结报告中，关于于田会议的精神有很具体的描述。在这份名为《关于五军经过和赣西赣东赣北鄂南等地工农革命军的情形》的报告中，明确记载到：“本次会议，在五军的帮助之下，在遂川于田圩于1月18日开幕至21日闭幕。这一会议的精神，将湘赣边特委和赣西特委合并，坚决的集中赣西南红军游击队编为红六军，准备积极夺取吉安，打破一切地方观念，坚决的与机会主义斗争，坚决的执行进攻富农的策略，坚决的将袁、王解决。”
这份文件对会议的决议，用了四个“坚决”，其中有三个都是直接指向袁文才和王佐的。。。
在1930年7月22日的另一份名为《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的报告中，记述到：“这一问题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负责办理的。由彭同志指定几位同志开会，设法把袁、王骗到永新城里来。” 可以清楚看出来，于田会议不仅作出了杀掉袁王的决议，而且还研究了具体的策略和实施方法。
1930年2月2日，这一天是正月初四，袁文才，王佐带着队伍，兵分三路，雪夜行军了90里，突袭江口，活捉了茶陵县团总罗克绍。
罗克绍是当地的一个势力很大的地头蛇，他不但是茶陵县靖卫团团总，还是茶陵、酃县、宁冈、永新、莲花五县“联防”总指挥。他有一支300多人枪的队伍，更夸张的是，他还有一个30多人规模的兵工厂，能修造枪支弹药。
袁文才突袭罗克绍的主要目的就是看上了他的这个小型兵工厂，当时何健对井冈山严密封锁，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已经很难得到枪弹的补充，如果自己可以有生产枪弹的能力，对于32团的实力提升帮助极大。
所以这次突袭，不仅抓了罗克绍，还抓住了他兵工厂里的28名枪工，并把兵工厂里的机器设备统统搬回了宁冈。可见那时这种小型兵工厂的设备大概都是是极简陋的小型化设备，名为兵工厂，大概就是个修械所，以维修为主，可以进行简单的子弹复装，生产黑火药手榴弹。。。
这次突袭行动并没有向特委报备，一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宛希先被杀一事，已经变得极差；二是袁文才王佐认为这是一场很合理的行动，根本没必要请示。
如果把罗克绍抓回来，审一审就杀了，那自然特委一帮人也挑不出什么毛病。问题是罗克绍不能杀啊，还得靠他去帮忙用他的渠道，把兵工厂生产所需的钢铁、硫磺、洋硝等原材料给从长沙买回来，不然的话兵工厂也没法开工啊。
所以不但不能杀，还得好好招待，当日，袁文才就在新城亲自“迎接”罗克绍，并摆了一桌酒席为他“压惊”。几天后，又将罗克绍带到茅坪，依旧对他如同招待宾客一样，十分客气。
袁文才不事先报告，抓回来罗克绍还对他如此礼遇，这让一些敏感性比较高的下属觉得很不妥，几次提醒袁文才要慎重处理此事，否则会引起很大的麻烦。
袁文才对此并未太当一回事，他暂时不杀罗克绍，一是还得利用他让兵工厂运转起来，二是罗克韶的妹妹罗夏英是王佐的小老婆，还有一层私人关系。至于特委那帮人要鸡蛋里挑骨头，他也没办法，反正那帮人也翻不了天。。。
没想到那帮人还真是翻了天。。。于田会议上决议处理袁王本来已经在紧锣密鼓准备之中，听说了罗克绍这件事，更加加快了他们的行动步伐。
一时之间，在整个湘赣边界，关于袁文才优待罗克绍的事情，一些真真假假的传闻开始扩散，比如“袁文才勾结罗克绍反水”，还有“袁文才、王佐在另找出路”，一时间，各种传言传得沸沸扬扬。有可能是当地的土豪劣绅在借机大做文章，也有可能别有用心的人在制造传言，推波助澜。
特委一帮人清楚知道，想收拾袁王，也没那么容易。毕竟袁王掌握的32团有700多的人枪，现在又搞了个兵工厂，硬来的话肯定走不通，只能靠智取。几经商量，他们计划用计谋将袁、王二人诱至永新县城，然后借助红五军的力量解决他们。
要说这帮人胆子大，也有能人，他们知道袁文才王佐对于毛委员非常信服，于是就模仿毛委员的笔迹和语气给袁文才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是：红四军前委决定，边界六县的赤卫队合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以袁文才为司令，王佐副之，定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随后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请袁王二人带队按时赶到云云。。。
有人在伪造书信，有人跑去游说红五军。朱昌偕、王怀连夜赶到安福，大叫十万火急，把已经入睡的彭德怀从床上叫了起来：“彭军长，出大事了，袁文才、王佐要叛变。”
彭德怀蓦地一惊，睡意全无：“你莫要急，慢慢讲清楚。”
朱昌偕说：“袁文才、王佐勾结罗克韶叛变了革命。他们在特委联席会上，强迫特委改编地方武装，统归他们指挥，王佐讲话时挥舞着驳壳枪，嚣张得很。看样子如果不同意他们提出的要求，他们就要把出席会议的同志全给收拾了。”“情况已到万分危险的地步，我们特委务求红五军即刻出动，挽救这场危机。”
“情况有这么严重？”彭德怀将信将疑，“就在半年前，王佐还率领部队和红五军共同行动打过酃县、桂东、城口、南雄等地，表现还相当不坏，怎么会变化得这么快呢？”
朱昌偕解释道：“这都是因为袁文才挑拨的。他在红四军前委看到了六大决议案中关于土匪那一段，吓得当了逃兵，跑回了井冈山，回来就投奔了王佐，还对王佐挑拨离间，不断说什么，’我们怎样忠心，也不会被信任。”之类的话。。。
彭德怀感到事态十分严重，事态紧急，他来不及做进一步核实，就答应派张纯清率领红五军第四纵队随朱昌偕赶往永新县城。
这件事，在事后看起来，是彭老总没有考虑周密，贸然派了部队，参与到了当地干部的土客矛盾之中，不小心被一帮土籍干部所利用。。。
这事后来对彭老总影响很大，影响了他很多年。。。
1930年2月23日凌晨，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人枪，悄悄地开往了永新。与此同时，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永新、莲花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对外宣称“要成立红六军第三纵队，然后与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
1930年2月23日下午，袁文才、王佐率32团700多人枪，进驻到永新县城禾川镇。特委特意组织了上千的当地民众，在城东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寒喧过后，特委还在城内摆酒设宴。席间气氛融洽，大家纷纷祝贺“袁、王二人荣升新职。”
酒宴过后，在永新县城一座民房里召开了特委会议。一开场，酒席上的融洽气氛就荡然无存，彭清泉直截了当批评袁、王：“有人背着特委，勾结茶陵土豪罗克韶，破坏苏维埃政府，破坏分田，受编不受调，问题多得数不清……”
袁、王二人一听，面面相觑，感觉情况不对。袁文才虽是绿林出身，但到底读过几年书，还沉得住气，他拉住要暴跳起来的王佐，站起来将他们这段时间的所做所为一项一项地向特委作了汇报，最后又把抓罗克韶的动机以及善待他的原因仔细解释了一遍。彭清泉、朱昌偕等人听完，也是一时挑不出什么毛病，顿时哑口无言，本来嘈杂的会场上安静了下来。
这时强压怒火的王佐再也忍不住了，他跳起来大骂：：“你们这帮土家人，整天造谣生事，无中生有，你张口就说说我老庚破坏苏维埃，他就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他自己反对自己么？我们宁冈在边界各县中分田最早，还不是因为袁团长带的头？”
“王佐！你太放肆了，当心我处分你”。彭清泉大怒，拔出手枪一把拍在桌子上。
“你们处分老子，老子去找毛委员告你们，总有说理的地方”。性格粗豪不羁的王佐也火了，把背着的驳壳枪，使劲拍在桌子上。
“你这个土匪，眼里还有没有上级领导？” 彭清泉脱口而出。
要知道，土匪这个词，现在在袁文才和王佐耳朵里，那可是最刺耳的一个词，本来就像是在心里面扎了一根刺，现在彭清泉一伙要把这根刺再狠命摇一摇，袁王哪里受得了。。。
沉默了几秒钟，不甘示弱的王佐勃然大怒：“你敢骂老子是土匪？那老子今天就做个土匪的样子给你看看！”
会场的气氛一时间分外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朱昌偕见势不妙，急忙出来打圆场：“大家冷静一点！要么先暂时休会”。于是会议不欢而散。
1930年2月23日夜里，回到住处的王佐感觉不对头，要拉着袁文才连夜离开，并不停地说：“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切莫老虎上了狗当”。袁文才觉得不至于，劝住了焦躁不安的王佐。
他们哪里想得到，当天午夜，特委就开始向红五军第四纵队和五县的赤卫队下达了密令：袁、王二人勾结茶陵团总罗克韶，已叛变革命，明天借大会之机，务必清除这两位革命叛徒，各部要牢记口令，左臂缠绕白毛巾，协力完成锄奸任务。”
1930年2月24日，第二天见面，特委当作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对昨天吵架的事情只字不提，继续杀猪宰羊，热情招待袁王和他们的部属。吃过晚饭，又安排了一个戏班子给大家唱采茶戏《刘海砍樵》，一副其乐融融的太平景象。
袁文才，王佐因此也放松了警惕，看好戏回到住处，已经很晚了，王佐当晚和刁辉林同住一屋，袁文才住到了尹家祠堂，与他的军需部门负责人李筱甫住一间。
1930年2月25日，凌晨五点左右，特委书记朱昌偕带着10余名荷枪实弹的赤卫队员冲进了尹家祠堂，先制服了袁文才的几名卫兵，然后径直到袁文才的房间门口，敲门喊道：“袁司令，我是朱昌偕，有急事找你。”
同屋的李筱甫迟疑了一下，还是拉开了门。袁文才这时刚睁开睡意朦胧的眼，朱昌偕抬手就是一枪，其他人见状也跟着开枪，李筱甫与袁文才瞬间毙命。
负责解决王佐的永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彭文祥带着人，这时还没有赶到王佐的住处，听到枪声的王佐吓得从床上一跃而起，大声叫道：“不好，出事了，快跑。” 他和刁辉林飞速冲出宅院，跨上后门两匹早已备好的战马，落荒而逃。
当他们冲到城东，却发现过河的浮桥已被拆掉，他们只能牵马跳进河中，拉住马尾巴向对岸游，好不容易快游到岸边，早已守候在此的红五军第四纵队突然跳出来，喝问口令。
王佐他们哪里知道今晚的口令是啥，只好回答说，别开枪，我是32团王佐副团长。
人家等的就是你王佐，随着一阵枪声，王佐和刁辉林被乱枪打死在河中。
当晚，住在城中的32团中，袁文才、王佐、李筱甫以及6个连长等17人被杀，其余大部被缴械后控制起来，只有零星几个人逃脱。第二天，又将抓获的袁文才的主要骨干周桂春、谢桂林、陈慕平、谢华光、朱游庭等枪杀。至此，在这次事件中，袁王所部被枪杀者超过了40人。且全部都是32团的骨干，他们一死，32团已经基本等于消亡了。等于敌人多年来竭尽所能都没能消灭的井冈山的本土武装，这次被自己人给消灭了。
1930年3月初，袁文才的部下谢角铭、谢益谋、陈次谋、曾李生等牵头，联系客籍党员干部刘克犹、朱开卷等16人，写信给彭德怀并转赣西南特委和军委及各路行委，希望上级能主持公道，为袁、王等人的枉杀作出正确处理。信中写道：特委“设此圈套”将袁、王等包围处死’’，“殊令人犀疑满腹、切齿痛心”，是不正确之执行。信中恳切表示“舍共产而无他从”，“若得奉命，自当加倍工作”。“期待上级之明了我们苦衷也”。
用写信的方式，向上级反映控诉湘赣边界特委诛戮袁、王的严重错误，并要求上级过问纠正，这是完全符合党内组织原则的，也说明了他们这些袁文才的旧部对彭德怀还是信任的，他们当时并不清楚红五军也是事件的重要参与者，虽然可能并无太多的主观意愿。
他们这封信如同石沉大海，并未等来任何回音，包括彭德怀在内的上级党组织，并没有任何人向他们作出过解释或进行安抚。相反，中共赣西南特委仍然坚持宣传袁文才、王佐有罪，是革命的敌人，死有余辜。袁王的旧部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从内心深处无法理解和接受这一现实，他们的愤怒，绝望，无奈可想而知。当地许多普通的客籍民众也感到非常痛心，甚至对红军进行重新审视，对红军的信任产生了严重的动摇。
国民党方面，听说有这样的好机会，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开始大力宣传，在很多乡镇贴出了“反对红军过河拆桥”“反对红军恩将仇报”之类的反动口号，大肆离间袁王旧部以及客籍民众与共产党红军的关系。还给给农民免费送来了粮食、食盐等物资，尤其对袁王旧部排长以上的家庭给予更为优厚的抚恤。
一边是上级组织的不加理会，一边是用心用力的抚慰，人心自然发生了转向。
1930年3月中旬，袁文才旧部以谢角铭为首，将一直关押的罗克绍放回了湖南茶陵。
1930年3月下旬，谢角铭联络王佐的哥哥王云隆“通电反赤”。
1930年4月上旬，在茅坪成立了宁（冈）遂（川）边防保卫团，谢角铭任团总，王云隆任团副，队伍很快扩充到700人枪，实力与以前的32团相差无几，他们分别盘踞茅坪、茨坪、大小五井等据点，全面掌控了红军苦心经营好几年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沦陷成为白区达20年之久，后来红军部队数次上山，力图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均未奏效，直到1949年8月才由前身为朱毛红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8军部队全部收复。革命的红旗才重新插上井冈山。
袁文才王佐被杀一年后，特委书记朱昌偕在“富田事变”中被打成AB团后自杀，龙超清、王怀等人也在这次事件中被杀。
1930年4月，新成立的红六军第四大队由大队长李聚奎带领，上山寻找袁王的余部，结果一无所获，当地百姓对于红六军的询问，都是一问三不知，完全不配合。李聚奎只能率部而返。
1931年11月6日，以边界警卫连为基础所组建的红八营在一连连长刘自成的带领下，在茶源阴阳山附近伏击了在那里过夜的谢角铭。这次伏击成功击毙了谢角铭，还消灭了保卫团的一个排，缴获枪支30多支。不过并没有伤到保卫团的元气，保卫团由王云隆接任团总，继续盘踞在井冈山地区，和红军对峙。
1933年8月中旬，中共湘赣省委调动正规红军部队，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在萧克带领下进攻宁冈，意欲一举歼灭宁遂保卫团。第十七师猛扑大陇，歼灭了协防井冈山的国民党正规军王东原部一个营，敌十五师出动四个营救援，双方在葛田展开激战，各死伤数百人。当月下旬，红十七师从新城再度向茅坪进击，被事先获悉情报的敌第十五师在赤坑设伏，红十七师遭受较大损失，只得回兵新城退到永新。这次萧克带兵已经攻到了黄洋界的脚下，然而还是差了一步，萧克望着自己熟悉的黄洋界，望“洋”兴叹。
贺敏学后来曾回忆：“萧克那么会打仗的人，1933年带兵回来打井冈山都没有打下来。这说明什么问题？袁、王被错杀，帮助了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做不到的事情，特委帮他们做了。”
可见贺敏学已经深刻认识到当年诛杀袁王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另外萧克在红军时期看来确实很能打，还比较有名气。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湘赣苏区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进行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维埃区域。
在选择从江西回湖南的路线时，当时有人建议：部队从永新县的牛田出发，夜行军进入井冈山，首先占领井冈山的重要哨口以封锁消息，然后迅速进入湖南强渡潇水和湘江，这样就可以出乎敌人意料地到达湘黔边境。
问题是：自从袁王被害后，井冈山的群众对红军产生了很大的隔阂和疑虑，红六军团能不能守得住井冈山哨口，而又不走漏消息，完全没有把握。
红六军团遂派了一个团由张平化做向导，去井冈山地区试探了一下，结果和军团领导之前预期的一样，当地百姓对红军的态度非常冷漠，更谈不上支持和帮助，在这种情况下，穿越井冈山的作战计划很难成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陈毅和项英等留下来在赣南坚持游击斗争。至11月份，陈毅最后一批突围的时候，关于后续计划讨论过四种方案。
1，往东到福建去，那里是老区，且距漳州、香港较近，但去福建要翻越崇山峻岭，又逢雨季，并且敌人在这个方向的封锁也很严密，这个方案不可行；
2，到东江去，这里离赣南距离较近，跑快点两天两夜就可以赶到，但那里是沿海地区，人烟稠密，交通便利，公路网，电话网都很发达，军阀和地主武装也很强，不是个合适的打游击的地方；
3，过五岭，到粤赣边界去，这里敌人势力虽然很强，但红军在此的群众基础也很好，红二十二军就是在这里建立的；
4，到井冈山去，这里地跨两省，地形很好，过去红军就在这里建立过最初的红色根据地，但经过1930年的袁王事件，当地群众基础全无，并且去井冈山还需要渡过赣江， 在敌人严密控制下，很难过去。
考虑到部队过赣江虽然很困难，但仍可以想办法，井冈山显然是陈毅最为认可的适合打游击的好地方。因此陈毅还是派了两个同志前往井冈山察看情况，两个化装的参谋人员到宁冈住了几天， 多方打探，发现井冈山地区已经被袁、王旧部牢牢控制，当地民众也对红军没有好感。陈毅听了报告后，连连叹息，惋惜不已。只好放弃了再度引兵井冈进行游击战争的计划，选择了率兵去江西信丰的油山一带领导赣粤边游击战争。
1945年9月初，支队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率领南下支队共约5000人，到达了七岭，旁边就是井冈山了。但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只好绕山而行，再次和井冈山擦肩而过。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8军的部队终于在时隔19年后，将革命的红旗重新插上了井冈山。48军时任军长刘转连就是红六军团17师的老人，1933年和萧克打到过黄洋界。
1950年，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正人请示毛主席同意为袁文才、王佐平反，并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
1965年5月22日，毛主席重回阔别38年的井冈山。24日在八角楼，主席睹物思人，想起了袁、王二位老战友：“他们两位是好同志，他们是’左倾’路线的牺牲品。”
28日，毛主席接见井冈山老红军、老党员和烈士遗孀时特别嘱咐：“临走前要见见两位嫂子。”
29日，在井冈山宾馆，毛主席会见了袁文才的遗孀谢梅香、王佐的遗孀兰喜莲，并同她们合影留念。主席对她们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这是毛主席时隔38年后又一次对袁、王二人的高度评价。
文章写到这里，在最开始的几个问题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1，为何在1600多开国将帅中，井冈山籍的只有一位少将？
2，为何1930年到1949年这19年里，红军，新四军，解放军都没有在井冈山上出现过？
3，为何毛委员明明指挥得当，效果明显，还要撤了他的前委职务？还是被投票选下去的。。。
4，为何彭老总要参与到杀袁文才王佐的事件中去？这件事后来对他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关于第一个问题，井冈山这样一个革命的摇篮，确实只出了一位开国将军，就是赖春风少将。
即使是这位赖春风少将的家乡，也不在井冈山根据地的核心区域，而是在旁边的宁冈县。只是因为后来宁冈县并入了井冈山市，所以说赖春风少将是井冈山的也没错。
赖春风（1913-1993），江西省宁冈县人，1928 年参加红军 。在湘东南独立师3团时，参加过三打永阳镇战斗。建国后，赖春风任长春军事师范学校校长，毕业于南京军事学院。 1954年，他到朝鲜，担任54军参谋长。回国后，任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3年去世。骨灰安放在井冈山根据地烈士陵园，建有春风亭。其后代在其故乡古城镇捐建了一所中学，当地为了纪念赖春风将军，将中学命名为“春风中学”。
按照1955年-1965年获得军衔的将军籍贯人数，全国十大将军县排名依次是：
1，湖北红安61人，
2，安徽金寨59人，
3，江西兴国56人，
4，湖南平江52人，
5，江西吉安45人，
6，江西永新41人，
7，湖北大悟37人，
8，河南新县36人，
9，安徽六安34人，
10，湖南浏阳30。
红安县又被称为“中国第一将军县”。
这里面的吉安，永新就在井冈山旁边，另外井冈山靠湖南一侧的茶陵和攸县，虽然没排进前十，开国将军也非常不少。
围绕着井冈山，出了这么多开国将帅，怎么反而井冈山这个正主，没什么表现呢？
很显然是因为1930的袁文才王佐事件，如果不是这件事，井冈山也必然会是一个排名很靠前的将军县。
关于问题2，问题3，和问题4，在文中都有了明确的答案。
就以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挥毫写下的两首词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念奴娇·井冈山》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
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
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
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
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谨以此文致敬当年那些不畏生死，筚路蓝缕，宵衣旰食的革命先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