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们六年级和毕业班两届学生一同进入中学，我进入开封市第四中学读书。那时，班级不叫班级叫排，年级不叫年级叫连。因为两届学生一起进入中学，所以这一届学生特别多，从五连到九连都是我们这一届的学生，一个连四个排，五个连共二十个排。进校时，我分到八连四班，班主任叫吴维君。吴老师是南方人，说话带南方口音，学生有时学他说话引起一片笑声，他也管不住学生。我们的教室紧挨着大操场的主席台，主席台东边是学校大操场，操场北面有个防空洞。教室门前有棵葡萄树，学校的西南角有个大礼堂，大礼堂北边是一片苹果园，大门正对住有个小洋楼，叫袁家楼。
袁家楼
那时，高中毕业不再能直接考大学，学生也没有了学习积极性，老师也很迷茫，大部分都在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学生学不学，老师也不管；写不写作业，也没人问。我这个过去学习不错的学生，也不再努力。有天我母亲叫我好好学习，我问她说：“学习好又不能上大学，也不能找好工作，都得下乡，学习有啥用？”母亲无言以对。
2003年2月12日同学聚会合影，72届是初中，74届是高中
从那以后，我对学习不再感兴趣，每天都在混日子。学校给我的感觉是乱，虽然说文化大革命总的局势已稳定下来，却再也回不去原来的课堂。老师权威不再，学生不好好学习还捣乱，老师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不管就不管。打架斗殴的事时有发生，有时还是群殴。这群人在学校打架吃了亏，就会搬救兵回社会上找人，等下学了在路上等着那群人，一旦碰上，就是一场恶战。东拐街本身就不宽，打起架来路就被堵的水泄不通。这群如果打输了，也会回去搬救兵，打来打去，没完没了。直到一方把另一方打服为止，也有双方势均力敌，打来打去也不是办法，这时会有中间人调停，大家也会握手言和。
让我一直不理解的是，那时打架斗殴的事经常发生，只要不出重伤和人命，几乎无人报警，很少见警车出动。我们前几届的学生毕业后唯一的出路就是下乡，我们上初中专门增加了农业课。那时强调学习和实践相结合，除了上课学习，学校也会安排学生学工、学农和军训。
我记得每年都要去向工农兵学习，学工去过火柴厂，还是三班倒，还去过纱厂（实际上是织布车间，在纱厂里面）。我和同学双喜分到了木工房，实际是干杂活，并没有学什么东西。不过多年后我还真的干过2年木工。在这里我曾拿钢锯条在砂轮机上磨成小刀的形状，送给里院小朋友玩，他们都非常羡慕。
学工中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们班一女生在学工中认识了厂里一名青年男工，学工结束后仍然不断来往，后来还走在了一起成为夫妻，成就了一段人间佳话。还记得上机械厂学工，首先给我们感觉是这个厂真大，其次是厂里各种机床深深震撼，各种各样的机床琳琅满目。不过在这里干的都是杂活，可能是为我们的安全考虑，不让我们开车床。
学农也是每年都去，农忙时都会去农村帮忙。我记得去过南郊什么地方记不清了，还在那住过不少天，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说什么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军训几乎年年都有，大热的天，站在操场上训练，齐步走121，121，1234。立正、稍息，向前看齐。
每年上课上不了多少，就这学生也不好好上，恶作剧的事经常上演。经常玩的就是往门上放扫地的笤帚，不管同学和老师一推门笤帚掉下来砸到身上，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时间长了，这一招就不灵了，大家进门时都会看看门上头有没有东西？我班有个捣蛋学生竟将大头针放在同位的板凳上。同位女生一坐下扎住屁股，气得哇哇大哭，问谁放的，还没人承认。老师也没办法。
我这个一向学习比较好的，也不学习了，干什么呢？逃学跑着玩。刚开始是不上学，跑大街上玩，后来还偷搭火车跑到外地去玩？有一天上课学到龙门石窟，说是世界文化遗产，我说抽空我得去看看，学生们都不相信我，我说去就去，第二天真的跑到洛阳，去了龙门石窟，一看大山上竟是石头人，也不知道是谁，也没什么景观，觉得一点都不好玩。回来给同学们说，他们都不相信。班上有个同学，他姥姥家是洛阳的，他去过龙门，便拉来与我对峙。我把在开封坐几次火车去洛阳，下车坐几路公交到龙门，龙门旁边有条河，下公交车附近有座桥，过了桥就是，我说的话也得到了这个同学的认可，大家都不可思议，还是有几分不信，也有同学觉得宝塔平时不爱说话，做事挺大胆的。
1972年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教育，明确指对于学习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可直接上大学。学生老师深受鼓励，学校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记得那时在五连五排，班主任一个闫道轮还有一个常半农。老师突然开始认真教学并负起责任来，学生学习风气也提高了。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上办公室找老师必须喊报告（文革前上办公室喊文革后就没喊过）。我这个原本学习不错的学生也看到了希望，也开始努力学习了。我记得那年应该是上高一考试，我们班有3个学生各科成绩平均分数起超过90分，有我和班上的牛卫民同学，另一个同学记不清是谁了。打电话问牛卫民他也不记得是谁了，他告诉我全年级段学习好的排名，我们两个都进入了前20名？这也让我看到了学习的希望，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争取考个好大学。
后来又出来个白卷先生张铁生，被四人帮捧为反潮流英雄。刚刚看到一点希望的学生和老师，被劈头浇上一盆冷水，刚点燃的学习火苗被彻底浇灭。学校也再次进入了无政府状态。学习虽说没搞好，但是体育课大家还都比较爱上，尤其是我校的排球，在查飞老师的带领下，多次获得河南省市中学生冠军。
高中毕业时我们班主任叫陆俊卿，教语文教的非常好，同学都喜欢听他讲课。听说文革前陆老师曾多次在文化宫为学生们讲故事，非常受欢迎。可能是接触时间短，加上那时我在班上也不是好学生，85年我在单位因成绩突出被发展为党员，单位上学校外调，陆老师以对我不了解为由，拒绝为我出证明，后来找到常半农老师才把事情办成。
1969年进入开封第四中学，1974年高中毕业，在这个学校虚度了5年人生最宝贵的时光。本来该学知识的年华却什么也没学到，甚至连课外书也不让读，想找本小说看都找不到，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我感觉如果那时能看上几本小说，现在我写东西会写的更好）
有件事我想要在这里说一下，因为那时我家生活比较困难，我家八口人全靠父亲一个人工作每月42.5元。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上学从未交过一分钱学费，上小学每逢交学费，父亲就上单位开个家庭困难的介绍信往单位一交就行了。上中学我吃助学金每月国家还给我3月钱。现在想起来为自己没有好好学习感到内疚。
我们那一届同学毕业后都去了农村，下乡到通许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炼？而我因腿有残疾被病留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