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政 沈奇
1、深圳首次提出“大胆资本”
深圳市发布《深圳市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公开征求意见稿）》，方案指出深圳将在引领发展“大胆资本”、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吸引集聚“国际资本”、大力发展“产业资本”、打通创投行业“循环梗阻”、提供行业发展“最优服务”等六大方面重点发力。
2、创投的国资化
根据犀牛数据显示，2023年政府引导基金机构占比继续提升，已经占据21.67%。根据执中ZERONE数据，近三年时间内有过新募基金动作的管理人数量，仅有6895家。其中国资控股和国资参股的管理人数量达1960家，国内独立市场化运作的管理人数量为4935家。国资创投的实际占比更高。
根据执中《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半年度观察报告》数据，国资LP是当前创投市场的出资主力。根据执中ZERONE统计，2024年上半年全国LP认缴出资金额约5069亿元，其中政府资金认缴出资额为2727亿元，占比53.8%，位居首位。政府机构及国资控股的机构LP出资金额占比为71.4%，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
据母基金研究中心统计，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母基金全名单共包括433只母基金，总管理规模5.54万亿元。其中，政府投资基金318只，总管理规模4.52万亿元，占母基金总管理规模的81.59%。
由此可见，创投的投资大多数为国资。
3、各地提升亏损容忍率文件相继出台
2024年以来，各地对创投的容亏率提升政策不断出台，过去，国资创投的亏损容忍度在20-30%上下，当前部分地区最高容亏率已攀升至80%。
4、泛滥的回购协议与重组退出
根据镜像的数据，2023年至2024年上半年上交所受理的279个项目，54.8%的项目设有回购条款，且只有不到5%的项目只由公司承担回购义务，其余项目都由实控人、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以及独立承担回购责任。
相比美国VC市场，据硅谷风投律所Fenwick&West在去年第四季度统计的174个硅谷VC投资项目中，只有不到2%设有回赎条款（回赎条款仅针对企业，由企业用正常业务外多余的现金赎回投资人手中的股权，与创始人无关）。
由于今年以来IPO退出困难，回购成为投资人退出的主要途径，在9月底，随着“并购六条”发布，并购也开始成为另一条退出途径。并购兜底的举措虽然解决了退出难题，然而，无法IPO也证明了部分企业自身质量可能连带病闯关都困难。结合容亏率提升，更像是把托底的比例降低，降低托底负担，同时免去投资人决策风险。
5、失败总是负面？——有无风险共担
以SpaceX的星舰发射为例，都是在真实场景中暴力试错，前三次均为明显的失败，第四、第五次也并非完全成功，这种没有先例的创新需要SpaceX的运营者、投资人与NASA等主要客户承担巨大的风险，这尤其不符合“归零”传统的我国航天。随着猎鹰9号火箭实现一级火箭回收，火箭发射成本从每公斤1万-2万美元骤减至约每公斤2000美元，随着火箭成本的指数级下降，试错行为也逐渐变得合理。
此时再去学习先进经验、“大胆”投资，就没有了决策风险，做不成只是运营者问题，因为方向已经“确定”了，结合着回购协议等托底手段，被追责只是运营者。如果只是通过这种逃避风险共担的方式，实现“大胆”，那么这种“大胆”没有必要。
6、“大胆”绝非放松容亏率、容错率“一放就活”，也绝非简单通过托底就能减少对风险的恐惧。
“大胆”的背后需要风险共担，并通过完善的法律与规则体系保证“风险共担”，最终承担风险者逐渐胜出，“大胆”也就水到渠成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