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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前夜·大晦》是今年新出的历史小说，以明末为历史背景，以松锦战役中浮海逃回的辽东明军下级军官一系列诡异经历为主线，描绘了在明王朝行将就木的最后时光里，官员、军人、百姓在大灾、大疫、大战中的人生百态和命运沉浮。作者对这部小说颇有兴趣，行笔写下评述，文字绵密而又大气，有一定的可读性。
明朝的灭亡像是一只巨大的鲸落，伴随着卷起的漩涡，沉入寂静的黑色深渊。一鲸落而万物生，古典东亚的“天下体系”随之走向解体，对于剃发易服后的中土秩序，产生出各种离心离德。某种意义上说，顾炎武所说之“亡天下”，除了甲申之变后至于各种率兽食人的恐怖暴行，与文明水平的迅速倒退之外，也伴随着古老“天下”秩序认同的解体。中土，不再是文明的中心，而沦落为明遗民笔下的“残山剩水”，与朝鲜燕行使臣笔下的“胡天”“胡山”“腥廷”“虏廷”与“无处不伤心”。如葛兆光所提出的“十七世纪以后东亚还有认同吗”，“在朝鲜文人的眼中，’中国’似乎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历史上曾经如此辉煌的’大明’，一个是现实中已然堕落的’大清’”（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心与边缘不断错位，某种意义上，就像《甲申前夜·大晦》的作者刘鹤所描述的，人们逃离边疆，却发现中心最后成了边疆，最终无路可逃。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这部小说正是一种见证了“城邦”共同体毁灭的诗人书写，对于历史巨大困顿的叹息与悲鸣。
描绘崇祯自缢的画（来源：thoughtco.com）
甲申之变是痛苦的伤痕。在甲申的前夜，“大明”即将迎来“大晦”，陷入晦暗无明的混沌之中。牵动故事主线的，正是以明清战争中的边军、边民为线索的悲歌，去承载民族最后的元气。溃败的辽人基层军官刘破虏，与他的蒙古伙伴把肚，在战乱、瘟疫，流贼、清兵横行的世界中一路退败、厮杀，退入到即将城破的北京。在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之中，却短暂结成了一次古典东亚最后的同盟，与朝鲜义士金倚陆及其庶弟金明镝，最后加上降倭孙六的帮助，先破清兵占据的避瘟楼，后破妖刀的诅咒。此外，多了一层与世界史的触碰，操作火器的助战者葛雷亚，是为明朝战死的葡萄牙人弗朗西斯科（Francisco）与华女之子。这一临时组合的团队，正是明朝所维系古典“天下秩序”的元素，包括了汉人军官、蒙古战士、朝鲜助手、日本和葡萄牙的零星援助。在战斗间歇休息的夜里，朝鲜人金倚陆讲述了多年前听闻的故事。萨尔浒之战后由壬辰战争中“降倭”组成的三百人“倭子营”，拒绝投降后金受辱，最终对努尔哈赤展开自杀性袭击，全部阵亡。这段并非完全虚构，而是摘自朝鲜文献《葵窗遗稿·姜虏传》的记载：
万柱大喜，即传令明日于内庭，欲观倭人之用剑。倭人闻之，各自砺剑相谓曰：“吾辈受朝鲜厚恩，一朝为犬羊所驱使，岂非辱乎？今以新磨之剑，先施万柱之项可乎！”
“万柱”是朝鲜对努尔哈赤的一种称呼，源自“满洲”（Manchu）的讹音。清朝与日本之间虽然没有直接发生过军事对抗，但从日后德川政权对于南明的援助，朱舜水之流亡，以及这些稀见朝鲜文献中的书写，包括《李朝实录》记载希望“宜假道朝鲜，出送援兵”等记载，也能见到这其中的一缕余音。而作品中出现在萨尔浒悲壮战死的朝鲜金应河将军（金倚陆兄弟之父），在遭姜弘立出卖后，明知事已不可为，却仍然抱有“使世人皆知我东国亦有忠义死节之士”的气概，射矢皆尽，死于柳下，紧握长刀而气色不变。在松锦之战中，明军将士被逼退至海水中，发出“男儿挺着死”的怒吼，而清军则命令在“丙子”后被迫投降的朝鲜士兵向明军开火。朝鲜兵不忍，枪中不放铅弹，因“炮不入铅”而被清军杀害的李士龙，以及抗清而死的朝鲜“三学士”等影子，也在书中依稀可见。
以丙子之役为背景的韩国历史剧情片《南汉山城》（来源：wikipedia）
这些牺牲在古典东亚溃败前夜祭坛上的名字，在后世的朝鲜“燕行”文献中仍然被多次提到。虽然清朝文网严密，但通过与中原人士的秘密笔谈，这些名字得以被一些清朝读书人所知晓。如朝鲜洪大容：就曾以小纸书写“三学士、李士龙事”，在座清朝士人见后“皆愀然无语”，而清朝文士潘庭筠则将这些名字“藏之箧中”。这既是敬仰，也是有意识地保留，而不是像一般笔谈文字那样将其焚毁（洪大容:《湛轩燕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四十三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在这些细节中，承载着古典东亚的历史情感碎片，在甲申后仍然在得到艰难的书写与传递。
此时已是崇祯十六年的年底，数月之后，北京即将沦陷。当此之时，明朝早已病入膏肓，沉疴难起，濒临土崩瓦解，社会秩序已经荡然无存。遍地的死者、饥民与瘟疫，清兵、流贼的细作公然行走于京城，皇宫围墙坍塌，无赖乘机入宫游玩。这座城市，要么陷落于李闯，要么陷于清兵，心术机巧的官员如锦衣卫掌印官骆养性，已然在寻求投靠清朝的信息渠道。帝国都城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这是公然可见的悲剧宿命。而这群象征着最后古典东亚元素的侠客联盟，就在这不可抗拒命运的诅咒之下，以一种古希腊悲剧英雄的方式，去完成他们最后的努力乃至赴死。在荷马史诗中便已出现了一种关于超自然与不可抗拒力量的观念，即 moira 或 aisa，个体在这种巨大的必然性面前呈现出的是浓厚的悲剧意味。“命运为他纺织在线轴上的一切安排。”（《伊利亚特》20：128）希罗多德曾经写道：“任何人都不能逃脱他的宿命，甚至一位神也不例外。”（《历史》Ⅰ：91）神对命运的服从，这也是荷马笔下，甚至连宙斯也不敢违反宿命，去拯救萨耳裴冬（Sarpedon）死亡的原因（《伊利亚特》16：441-443）。
沦陷的北京城（来源：commons.wikimedia.org）
面对漩涡状的古老祭坛，带着宿命论的悲壮，迸溅出血色碎片，将自己的生命作为祭品，献祭给这巨大的黑洞。凝视深渊，却也被深渊凝视。复仇可以吞噬敌人和自己，仇恨最终会吞噬自己。朝鲜义士金倚陆兄弟死于抗清的仇恨与幻觉，蒙古勇士把肚，也回归到自己的宿命，被牺牲给一场其实可以逃离的战争。作者也提到：
《蒙古秘史》中有一句反应死亡观念的话：“男子死呵，与弓箭一处岂不好？”可见执弓矢而战死，是游牧英雄最神圣的死法。把肚的死是一种类似献祭的宗教仪式，也他在哲学意义上的“回归”，“回归”是本书所有人物的终点。
而一直坚持与宿命抗争的刘破虏，在恐怖命运的裹挟之下，最终也随之“黑化”。这种晚明以来辽东军民的“黑化”，带有复杂的悲怆、愤恨、反噬与绝望，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且在投清之后，迅速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巨大战斗力与破坏力。在东江军、登莱之变和吴三桂等人身上，都能看到这种“黑化”的怆痛。刘破虏之父参将刘落河死于大凌河战役，为明朝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身负国仇家恨，却因“辽人”的出身，而被“文明中心”的官员们所歧视和羞辱。书中曾借几位“黑化”后投清的辽人之口，对于明朝的黑暗和对辽人的压迫，进行了血泪控诉。投降清朝的辽人“夜不收”侦察兵死前痛骂：
我是辽人，你大明朝几时又把辽人当人呢？我生来是兵，我儿生来也是兵，可当兵的把衣、甲卖了，税监还说未饱。一袭单衣，鞋履都无，却叫我与奴贼拼命，被他铁骑冲突，人都踩成碎烂。石米八两银子，父母都饿死，棺材也无。我等上阵杀贼，却将客兵都留我屋中，妻女俱叫他污辱了。我十年前便不是人了，我是奴贼，专杀你大明人的奴贼！（《北直隶·真定府·失鹿》）
避瘟楼被攻破后，受重伤的投清辽人一边吐血，一边露出自己剃发所留金钱鼠尾辫，在死前嘲讽：
害我等辽人家破人亡犹不能完税的，是大清吗？害我等辽人卖儿卖女不能置斗米的，是大清吗？害我等辽人男的当兵在营廿载不能归家，妻女沦为娼妓的，是大清吗？逼我等辽人生于辽而走于胡者，是大清吗？（《大时雍坊·避瘟楼·破贼》）
本应成为藩屏，守卫中原的辽人，世代披甲流血牺牲的结果，却是遭到“文明中心”的抛弃，在遭受残酷压榨之后，被默认为要承担辽东军事溃败责任的群体。在心力寒透之后，这些代表着边疆的被抛弃者，对着“中心”腹地的“大明人”发出了怒吼。这也证明，明朝经营辽东在各个领域的彻底失败，硬将其逼迫成为满怀复仇烈焰的哀兵。
《甲申前夜·大晦》书中的插图
朝鲜人对于辽人的情感更为复杂。甲申前后的天翻地覆中，朝鲜曾收留过逃亡的辽民并进行保护（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而对于或在明或投清的辽将，则充满鄙夷与畏怖，又隐约带有同情。在李朝燕行文献中，他们特别热衷于讲述一个明朝军官“康世爵”的故事，在沈阳战败后逃到朝鲜，“遂娶东妇，生二子。世爵年八十余，率子孙蕃衍至百余人”（朴趾源：《热河日记》，《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三卷），希望给辽东战败者留下一种美好的可能性。然而无论是朴趾源、金景善，还是另外两位不知名的作者，都将康世爵认定为北上的湖广荆州人。换言之，辽东战败的明将可以在朝鲜留下美好退路，但他一定不可以是辽人、辽将。
在这座黑暗而血腥的祭坛上，弥漫着死亡和腐烂的气息，令人窒息。明朝官僚系统的腐朽与罪恶，在这场悲剧中扮演着重要的位置。喀喇沁部常年通过张家口晋商与关外进行通敌贸易，将制造火药和刀剑的原料卖给清朝，大量明朝官僚参与其中，获得巨额利润。刘破虏在九死一生之后，见到真定知府邱茂华，本想商议对敌要务，而知府大人唯一感兴趣的话题，却只是品鉴来自关外清人的珍奇貂皮与昂贵人参。明朝的阁老陈演，面对天崩地解的灾难，所关心的问题不过是自己积累的巨额财富，不惜为此劳伤百姓，修建巨大的“避瘟楼”为聚宝盆。自以得计为安乐窝，却愚蠢地引来清兵，将其盘踞为巢穴。为了这些财富，陈阁老严令不许用火器攻楼，宁愿以明朝将士的生命和血肉去填满沟壑，也不能让楼中珍藏的瓷器受损。至于“亡天下”后率兽食人又如何，均不在其关注范围之内。其残酷猥琐，也不过是晚明这一腐朽祭坛之冰山一角。
即使有“能吏”如锦衣卫掌印官骆养性，还能在混沌的无秩序中勉强提供出维系最后一点秩序的资源，但这是他官场老谋深算的结果，而非为国为民。其目的，不过是将刘破虏等人视为私人部曲武装，作为卖与清军的砝码，以为自重之策而已。崇祯十五年，刘破虏出城抵御清军，明军所发下的罩甲破烂不堪，根本无法使用，还不如不穿。而为了陈阁老的财富，骆养性调来好甲胄，只是要保自己的砝码刘破虏等人不死而已。破虏感叹：“大明朝有好钢，却用不到刀刃上。大明朝有好甲，却披不到卖命的人身上。”大明的文武分殊，以文御武，以武人为不知义理的“豪猪健狗之徒”（《明夷待访录·兵制》），然而观甲申之变，“无耻”二字却没有文武之别。宋代之前文武不甚分殊，前提在于有更高效的地方自组织力量，虽方镇、节度使之间多有攻伐龌龊，但却也能在契丹耶律德光等人入主中原后，迅速将其驱逐而出。
勾勒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大臣徐显卿一生际遇的彩绘图册《徐显卿宦迹图》中的“棘院秉衡”（来源：wikipedia）
宋代鉴于五代之乱，守内虚外，以文御武，而代价自然是文武分殊，地方不能保有一定的自组织及武德。靖康之变中，金兵所过之处，地方全无招架之功，宋人对此有深切的体会，如朱熹就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八）。给与地方更大权重，以重建文武合一的方式去抵御外侮，是经历了两宋之交后包括胡宏等很多士人的观点。甲申之后，顾炎武《裴村记》、黄宗羲《留书》、王夫之《读通鉴论》等著述中，也都分别从不同角度，表达了类似思想，阐释守卫天下不能“尽恃乎其长吏”。最后落脚点，始终围绕对“亡天下”这一痛苦主题与幽暗诅咒的思索与检讨。
以文士而写小说者常见，而以武士写小说者罕见。《甲申前夜·大晦》的作者刘鹤，是全甲格斗运动员，浑身刀剑的伤痕，常见他骑马远游，就像历史深处走出的古代侠客。以侠客而著“诗史”，不仅仅在于有深切的身体意义与“在兹”的代入，同时也在于对“器”之层面的体悟。他懂史，爱刀剑，懂各族的语言、习俗，对于冷兵器、甲胄、早期火器的各种细节尤为熟悉，所讲述的这一晦暗故事中，却能以积累了大量实战细节的描述，让人身临其境。锁子甲的细节，刀剑淬火的差异，破甲箭头与杀人箭头之不同，朝鲜片箭的速度，火绳枪和各种欧洲火炮的使用，以及对马的饲养等各种细节，非有实际经验者不能达到。
作者所苦心构筑的这一古老祭坛，某种程度上又是在“招魂”，试图召唤这个民族最后的元气与魂魄，将其注入新的英雄主义血性与武德，作为留下给未来的种子。除了中国历史线索的考问，书中又借用了一种世界史的视角资源，去梳理传教士、西学、火器、武德这些元素与明清鼎革之间的关系。书中说，东亚的明朝、朝鲜、日本等对于西学的态度，是学枪炮之技而远离西人之教。传教士汤若望的出场，就伴随着某种武德的气场，虽穿着明代士大夫的道袍方巾，但却“手持一把倭刀，一只脚跨在门内，一只脚跨在门外，对着门外的两个南城兵马司的兵丁，怒目而视”。见到此种人物，厮杀半生的刘破虏感到此人“发起怒来浓密的须发暴起如同雄狮，隐隐有一股悍威，既不像僧道，也不像儒生，倒像是个武将”。随后二人交谈，从儒学到“天学”，无所不谈。而晚明“思想史”问题之外，又从武德的角度，呈现出另一种透视：“大明朝需要的是西洋人的炮，西洋人最想给大明朝的却是西洋人的神，又或者，西洋人的炮，就是他们的神吧。”（《宣武门外·大时雍坊·倭城》）在晚明的语境中，西洋的“教”已然作为武德之器，乃至武德之术的承载符号。
然而揆诸历史，从发生学角度看，“西洋人的教”最初却是与武德无关，甚至在精神品质上颇存孱弱、怯懦的色彩。尼采的《敌基督者》中写道，基督教诞生于对“一切自然价值，一切实在性”最深层本能的抗拒（第27章）；“基督教是一场由所有地上爬行者对身处高位者发动的起义：’低贱者’的福音使一切变得更低贱”（第43章）。吴增定指出，从马基雅维里开始就多次提到，早期基督教是一种软弱的强大，通过打右脸，再伸出左脸让你打，而征服罗马的贵族统治群体，最终实现了对罗马的征服（吴增定：《导读》，尼采《敌基督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从历史学的角度，基督教征服罗马的因素众多，因此不需在此赘述。而从思想史的渊源而言，“西洋人的教”最初并非“武德丰饶”之源，而是一系列阴差阳错后，逐渐改变原始基督教“初心”的结果。其中包括了罗马官僚科层组织、日耳曼军事贵族等各种元素，最后对基督教的皈依。而在地中海世界长期的残酷战争环境中，积累出丰富的军事经验与技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位更像武将的汤若望，其实恰恰不是尼采笔下那种最初要抗拒“一切自然价值，一切实在性”的存在。而书中那些强烈希望通过传教士而获取军事技术的晚明士人，如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以及朝鲜的金倚陆兄弟，要以武德保卫自己的共同体与文化，他们反而更接近尼采所说的“一切自然价值，一切实在性”之古老生态位。
小说最后的“妖刀”与“鬼魂”两个符号，充满了象征主义的色彩，隐喻着伴随着甲申的天崩地裂，“亡天下”后有“鬼自东来”之患。正是古典东亚秩序的解体，在古老祭坛溃裂的废墟上，让倭人产生“神州陆沉”与“华夷变态”的想象，闪现出一抹近代历史的暗示，让人沉思“甲申之变”余波所及，对于东亚史乃至世界史所产生的巨大蝴蝶效应。整本书读后，令人思绪百端，久久而不能平复。但也正如作者所说：“这本书关于人物命运的主题是’回归’，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回归了自己的宿命，看完心情沉重，甚至久久不能平复是正常的，但如果在沉重之余，心里仍有不想放弃，不能放弃的东西，就说明这本书我没有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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