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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山考辨
文/李问圃
频山
富平北山至今尚未正名，这不能不说是富平地域文化研究中的一大尴尬。
老百姓把富平北部的一脉青山称作“北山”，明白、直观、实在，世世代代沿袭传承，这当然没有错。但这种称谓，毕竟不够古雅，也不够大气，更谈不上有文化内涵了。况且，关中北部唐十八陵所在的山系在大众称谓上统统都被叫做“北山”，容易混淆是显而易见的。
不知缘起何因，亦不知源出何方，大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人开始把富平北山称之为“乔山”。笔者其实并无先见之明，很长时间也稀里糊涂、人云亦云地认为北山的古称或许真是“乔山”，但内心却并不踏实。一日，心血来潮，忽然想翻检史书一探究竟。于是便下了点功夫，把明清年代的几部老《富平县志》翻过来、翻过去地细心检索。查阅后不由大吃一惊，原来史书上竟无一部有“乔山”一说。县志为一域之正史。既然县志上都没有记载，这就奇了怪了，无缘无故，无凭无据，咋能稀里糊涂地把富平北山称为“乔山”？
嗣后，我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富平北部山脉不应该叫“乔山”。这一观点，得到了文化界许多朋友的支持与赞同，“乔山说”的“市场”也开始明显大大萎缩。除了在某些简介板、标识牌上偶有露面，以及一些不明就里的作者偶有使用之外，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基本弃用。谁知，不久却又冒出了个新花样，“乔山说”又变成了“桥山说”。持此说者似乎底气十足，振振有词地说，富平的北山原本就属桥山的支脉，把富平北山称为桥山顺理成章。
顺不顺理，成不成章，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猜测、妄加臆断的。文史研究的目标任务在于揭示事实真相。“实事求是、忠于史实、秉笔直书”，是史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地域文化研究中的山水名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求实的工作作风，在史书和典籍中去寻找答案，在文化研究中去认真梳理、辨析和考证。
笔者自知人微言轻，在顽强的习惯势力面前更显身单力薄。甚至有好心的朋友认为正名难度大，阻力不小，弄不好还会得罪同道，劝我不要涉足此事为好。可我在学术研究上一惯是个犟脾气，认准的道儿不会轻易退出。虽然知道为富平北山正名并非易事,但似乎也并非痴人说梦或者天方夜谭。如果时至今日尚不正名，更待何时？何况只要有凭有据，总有名正言顺的那一天。
富平堑城
不由想起一件往事。先前为富平老县城正名时，“斩城”与“堑城”之争就相当激烈，甚至达到了各执一词，激烈争辩的地步。现在不仅水落石出，真相大白,而且政府行文、媒体宣传、工程立项、文旅标识、会议横幅等都全部改成“堑城”，树立了一个现实版的虚心纳谏的样板，可谓有错必纠，实事求是。我为政府部门的从善如流而深受感动，也为相关方面的有错必纠拍手称赞！这也给我再次为富平北山正名增添了勇气，提振了信心。在这里，勇气显得十分重要。如果没有勇气去推翻莫名其妙强加给北山的不实之名，正名是不可能完成的。当然，单凭勇气也不行，得有科学求证的过程，得有令人心悦诚服的结论。
笔者认为，要对富平北山之名进行科学考证，并且得出令人信服的客观结论，必须扫除三个障碍，或曰走出三个认识误区。只有清除了这三个障碍，走出了这三个误区，关于富平北山正名的学术研究才能深入进行，才能不被云山雾罩的假相误导，才能一步一步接近历史的真相。
遍查明清数部古《富平县志》，竟无一处有富平北山取名“乔山”的记载。为什么在古无命名、史无记载的情况下，今人突然会莫名其妙地把富平北山称之为“乔山”，实在令人费解。
你还别说，以讹传讹的力量和影响面还真的不可小觑。书刊上这么写，媒体上这么说，交通标牌上这么标注，大会发言、小组讨论、诗词吟咏、文学创作甚至街路命名，大多数皆称之为“乔山”。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久而久之，这个“李鬼”还真的堂而皇之地成了“李魁”。正如《红楼梦》中所言：“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而危害面更大，也更为尴尬的是，一些文化圈子里的朋友，竟然也稀里胡涂、人云亦云地宣示和重复着这个既无根据又无来由的“乔山”。
既然“乔山说”史志无凭，典籍无据，实为子虚乌有，空穴来风，自然不值一驳，无须多费笔墨。
“桥山说”是“乔山说”的变种。这个说法貌似正确，颇能迷惑一部分人，因而欺骗性更大。事实上，“桥山”这个似是而非的名字，不仅在不明就里的大众中，而且在行政部门和文化圈子里也颇有市场，得到程度不同的认同。“桥山”一词屡屡见诸于文件、书籍、新闻媒体、文学作品而无人质疑，因而它的危害性更大，纠正起来难度也会更大。
那么，让我们一起探究探究，看看“桥山说”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
经考证，桥山位于陕甘交界之处，又有大桥山和小桥山之分。大桥山即子午岭，位于陕甘交界。小桥山即黄帝陵所在之桥山，为子午岭中部向东延伸的支脉，位于黄陵县城北一公里处。传说桥山在远古时代曾为有蟜氏居地，故称作蟜山，以后演变成桥山。
的确，从地理位置上看，富平距离黄陵乃至陕甘界并不算太远，中间仅隔宜君、同官、耀州等地，况且山水相接，连绵不绝。小桥山因其小，攀附太过勉强，大桥山体量大，攀附攀附总该可以吧？此说虽然貌似可行，可是历史这个倔老头子偏偏不肯通融，硬是不点这个头。
关于大桥山，《大明一统志》记载：“南连耀州，北抵盐州，绵延八百余里”。仅此一句，不但言简意赅，而且话也说得斩钉截铁，连一点东拉西扯的空间都没有留下！
“南连耀州”，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标出了大桥山支脉的终点止于耀州吗？
退一万步讲，即使富平北山真的属于大桥山支脉，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名称而绝对不会以桥山冠名的。人家耀州诸山明确记载为桥山支脉，可该叫宝鉴山叫宝鉴山，该叫药王山叫药王山，该叫大香山叫大香山，却没有一座山叫“桥山”的。为什么要给比耀州远出许多的富平北山反倒硬生生地扣上一顶“桥山”的帽子呢？
应该佩服持“桥山说”者想象力的丰富。富平西北陲与耀县毗邻，药王山离富平县境很近。众多富平人年年农历“二月二”都会去耀州上药王山庙会。焦化厂和岔口村距耀州老城也不过数里之遥。既然宝鉴山、药王山可以算作桥山的支脉，那么，说富平北山是桥山支脉就不行吗？
行与不行，不是谁能随意决定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在史志中去寻找答案。且看《耀县志》第三十三卷《文物胜迹志》第二章《胜迹》第二节《药王山》是怎么说的：
药王山属于桥山山脉支脉宝鉴山尾部，山有五台（峰），东曰瑞应，西曰升仙，南曰起云，北曰显化，中曰齐天。五峰环峙，高下错落。
这就是说，宝鉴山才有资格称得上是“桥山山脉支脉”，而药王山只不过是“宝鉴山”这个支脉的“尾部”而已。既然支脉到此已经走到了尽头，何必非得勉强人家再向富平方向延伸百里之遥呢？
由此可见，把富平北山称为“桥山”显然是错误的。让自己的山隐姓埋名，而把远在数百里开外的桥山拿来张冠李戴，有意思吗？弄不好，这假桥山还容易混淆人家的真桥山，给世人造成不必要的误解。两边不讨好，值得吗？
第三个障碍是频山与明月山之间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微妙关系。
频山，一名明月山，山南麓建频山神庙，有泉在焉，四方祷旱者，必往其地。中高一阜，仅数亩许，九山环抱，若拱向然，固山中一佳景也。
既然《富平县志》上白纸黑字地有这样一段记载，说“频山，一名明月山”，那还有什么含混不清的？说白了，频山不就是明月山，或反过来说明月山不就是频山吗？
可事实偏偏出乎人们想象，也并非如此简单。当然，县志上此说固然查之有据，但其实也并不准确，亦不完全，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做更深层次的挖掘，更加翔实的考证，更加科学的辨析和准确的判断。
请看宋敏求《长安志》“富平”条下关于明月山与频山的记载：
明月山，与同官鳌背山接，下有勾谷涧，及土门、美原二县故址在焉。
而嗣后的《耀州志·山川志》中的记载和这个记载完全相同，一字不差：
明月山，与同官鳌背山接，下有勾谷涧，及土门、美原二县故址在焉。
由上述史料可以明显看出，频山和明月山又并非是同一座山。
翻检乾隆五年《富平县志》卷之八，发现乔履信在《南湖书院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述：
因捐养廉创立书院，度地于城之东南，地势高敞，北望明月、频山，南依荆原而对南湖，左右映带漆沮、泽多诸水，因颜曰南湖书院。
作为“乔志”篡修者的乔履信，是一位学识渊博、文采斐然的学者型知县，对富平山川、河流、历史、人物了如指掌。著名的《富平八景诗》就出自先生笔下。他遍游富平山水，谙熟富平形胜，其学术观点的权威性是显而易见的。他绝对不会把同一座山硬说成是两座山，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从上述文字记载中，我们可以明明显显地看出，明月山和频山是虽有关联但更有区别的两座山，绝不能简单地画等号。
十峰：富平北部桥山山系的频山、金粟山、将军山、万斛山、石叠山、金瓮山、玉镜山、凤凰山、月窟山、天乳山等十座山峰。
既然乔山查之无据，桥山攀而难附，那么，“乔山说”和“桥山说”似乎应该寿终正寝了。
扫清了障碍，走出了误区，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入正题，从多个维度来考证和辨析富平北山的真名实姓，从而达到为富平北山正名的目的。
万历甲申本《富平县志》亦称“孙志”，在第二卷《地形志》开篇即记载道：
频阳人曰：“富平全境，盖百二县中形胜地云。负频面荆，带以石温，而浮山凤凰若左右翼。四塞中地，又黄壤焉，非蕞尔一奥区哉！”
富平北鄙，频山崒嵂，厥田最亢，雨晹少愆，即艰食之庶姓接踵矣。
既为《沟渠志》，其记载的对象当然是富平全域，而非其中一小部分。那么，频山在这里明显指的是整个北山，而绝非仅指偏于一嵎的明月山。
清代光绪十七年《富平县志稿》在卷一《总论》《形胜》一节的文字记载则更为形象，文采斑斓，活脱脱描绘出一幅生动鲜活的《富平山川形胜图》：
富平石温周匝、荆浮翼卫，南限沮漆，北倚频山，群峰险峻，环绕如城郭，辟之于人，腹背手足之执完，而水陆之险备矣。
清乾隆四十三年《富平县志》(吴志)在《地理志》“形胜”一节记载：
频阳北当上郡、西河，为数郡凑。北倚频山 南限漆沮，沟会脉连，堤堘峮峮。负频面荆，带以石温，而浮山、凤凰若左右翼，非蕞尔一奥区哉！
清光绪十七年《富平县志稿》(樊志)，在《地理志》“形胜”一节记载：
富平全境，负频面荆，浮山凤凰，翼其左右，襟带石温，潆洄沮漆，四塞中地，厥土黄壤，周览形势，胜甲关辅。
上述史志记载中，先贤用最简炼的笔墨，勾勒出一幅大气磅礴的《富平山川形胜图》，为我们研究频山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其中，这样几个关键词语非常重要，那就是“北倚频山，南限漆沮”和“富平全境，负频面荆”。请注意，这里的“北倚频山”和“负频面荆”显然是针对“富平全境”而言的，而绝非仅指某个局部。特别是清光绪《富平县志稿》(樊志)中“北倚频山，群峰险峻，环绕如城郭，辟之于人，腹背手足之执完，而水陆之险备矣”一段论述，精彩而传神，使人叹服。试问：频山如果并非整个富平北山，而仅仅只是一座明月山，它能在富平北部广袤的大地上“环绕如城郭”吗？它有能力与荆山、浮山以及四条河流一起，使富平达到“腹背手足之执完，而水陆之险备矣”的境界吗？
那么，“富平全境”所“北倚”之“频山”，或曰其所“负”之“频山”，到底是仅指一座明月山，还是指富平北部连绵起伏的一脉青山呢？我想，这个问题本土富平人当然心中有数。即使是对富平很陌生的外地游客，如果来到富平转上一圈，也会一目了然的，无须笔者在此饶舌。
明代吏部尚书、太子太保、万历十二年《富平县志》的编纂人孙丕扬，作为本土名宦、饱学之士，对富平的山川形胜十分熟悉。他在《刘邑侯祠堂记》开篇即明确解析了富平的山川形胜特点：
富平境内盖三山三水云，维北有频，维南有荆，浮山则盘错中踞，总延袤计当境地什七，而温、赵、石河又相与淜湃于群山之麓，淹圮之亩无岁不报，厥田固下下也。
孙丕扬还在乾隆五年《富平县志》卷之八《艺文》《旧志叙》一文中写道：
频阳人幡然曰：“与我处畎亩之中，讷讷然言不出口，视乡人肥瘠若秦人视越人然，岂若笔兹民隐，使柱石郡国者得照覆盆哉！又岂若镜此宰师，使见贤思齐，不贤自省，以永赖此三山四水哉！”
从上述史志记载与典籍叙述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关于富平“三山四水”形胜特点的学术观点，早在明代就已经正式形成，并且是由孙丕扬先生首次提出并公开宣示的。之后，无论朝代如何更迭，社会如何变化，关于富平形胜“三山四水”特点的这一历史性结论都没有也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化。
也正是富平形胜“三山四水”的这一历史定论，以及“维北有频，维南有荆，浮山则盘错中踞”的山川分布大势，如同铁板钉钉似地把北部诸山视为一个整体。换一句话说，那就是：富平北山的名字叫频山！
再看同在乾隆五年《富平县志》卷之八的另一篇著作。李因笃在《重建王将军庙记》中，有这样几句话十分重要，也许会成为打开这一历史谜团的一把钥匙：
频山(或频阳的山)，你为什么会那样的高大、险峻和巍峨？不但拱围着祋祤古县，而且连绵不断，一直横贯在广阔的大地上。
短短十二个字，却透露出丰富的信息：其一， 富平北部山脉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其二，它的特点不仅是高大、险峻和巍峨，而且连绵不断。尤其是最后一句“亘埏垓”三字更是形象至极，大气至极，把富平北山横贯东西，成为富平的“天然屏障”，乃至关中平原与陕北黄土高原分界线的地理特征表现得十分完美。其三，频山的起始点在古代的祋祤县。
既然富平北山起始于祋祤县，那么，祋祤县究竟在哪里？弄清楚这个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原来，祋祤是个古县，设置于汉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县治在今陕西耀州河东堡东侧。东汉时建武元年，县废。永元九年，复置祋祤，属左冯祤。三国黄初元年，徏泥阳县入祋祤。更祋祤为泥阳县，兼置北地郡。
宣帝神爵二年，凤凰集祋祤城，今县东北一里祋祤故城是。其后废。
可见，祋祤县城就在耀州附近。这里应该就是频山的起始点。
很显然，相关典籍中“三山四水”所指对象均十分具体：三山即荆山、浮山、频山，四水，即石川河、赵氏河、顺阳河、温泉河。当然，某些典籍中还有“三山三水”一说，那只不过把顺阳河、温泉河看作是一条河流的上下游而已，而“三山”则毫无二致。
从这些典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频山是作为富平北山的总称来记载的，而绝非仅指一座明月山。
《郡县志》曰：“迤山在富平西南二十五里，盖瓦窑头山。”山之直北曰频山，秦厉(共)公于此山之阳置频阳县。
从唐代元和《群县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迤山即是位于富平县淡村镇稍偏西南的瓦窑头山，并非县城正北迤山中学所在地之“迤山”。而迤山，也就是瓦窑头山的正北方向即是频山。秦厉(共)公时期于频山之阳建置了频阳县。
为了一探究竟，我在赴淡村参加一个文化研讨会期间，用指南针以分毫不差的端南正北角度进行实地勘测，其指针不偏不倚，正好指向庄里镇中心城区。也就是说，瓦窑头山的“直北”明明白白地指向庄里镇正北的邑山和坛山之间,而绝不可能向东北方向再延伸数十里，相继跨越双乳山、锦屏山、凤凰山、黄金塠、太白山、虎头山、底店山等，而指向位于底店与薛镇之间的明月山。
既然如此，那么该如何解释元和《郡县志》上的记载，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频山是富平北部山脉的总称！
除上述唐元和《郡县志》有关于“ (迤)山之直北曰频山，秦厉(共)公于此山之阳置频阳县”的记载外 ，清乾隆五年《富平县志》(乔志)在卷之一《地理志》“沿革表”一节记载：
清乾隆四十三年《富平县志》(吴志)在卷之一《地理志》“沿革表”一节记载：
厉公二十一年置频阳县，以在频山南，故名，今县东北六十里有频阳故城。
频阳、频阳，频山之阳。频阳这个古代县名的来历，史书上固然记载得清清楚楚 ，毫不含糊，但究竟仅系明月一山之阳 ，还是应属富平整个北山之阳,这里面就有了理解和认识上的差异。
当然，从方位上来看，富平县境在明月山之阳没有任何问题，完全属于事实，但从体量上来看，尽管它是富平北部诸山中海拔最高者，尽管它也可以称为频山，但要挑起富平全境这副担子，明显势单力薄 ，难当斯任。而横贯富平北陲的整个山系，也就是“三山”之一的频山，明显堪当此任，名至实归。回头再想想乔山、桥山这两个不仅来历不明，而且和频阳古县毫无瓜葛的名字，可笑更复可悲！放着祖先留下来现成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不去珍惜，不去使用，弃珠宝而拜瓦砾，热衷于追捧那些莫名其妙的名堂，实乃富平文化研究中一大谬误、一大缺憾矣。
山名之学问，深藏于自然与人文的交汇之处，每一座山名都仿佛是一部微缩的历史书，记录着地域的变迁、文化的沉淀和民族的记忆。山名不仅仅是地理的标识，更是文化的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学问与意蕴。不用说远的，即以富平山名的字义辨析为例，往往就可一窥堂奥。比如荆山，因古代满山青翠、草深林密、荆棘遍野而得名。浮山，因世传远古洪水时隐时现若浮，故名。万斛山，因其“石如斗斛者数万”而得其名。金粟山得名是因为“山有碎石若金粟然”。至于虎头山、椅子山更是因其状若虎头或座椅而得其名了。
还是回归主题，看看频山的这个“频”字究竟蕴藏着哪些自然的和文化的信息。
查阅多部古今辞典，关于“频”字的解释看到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表示事物间隔短暂，次数多而互相关联。二是表示事物在一定时间或范围内反复出现，相当于“屡次”或“屡屡”的含义。三是表示事物连续不断，多次出现。回头再看富平北山，名山十座，数量不可谓不多；重峦叠嶂，间隔不可谓不短。一脉相承，水覆山连；横亘天际，逶迤绵延；东接蒲城，西连耀县；百里之遥，若城若垣；反复出现，连绵不断。远观之，一脉青山，难分难舍，清清奇奇，东西逶迤，成为富平北部边陲的天然屏障，其顶部在天穹划出一道美丽而柔和的弧线，活脱脱一条自天而降的巨龙；近察之，山山连续，峰峰耸峙，相互勾连，各抱地势，和而不同，似而有异，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其地貌在“县志”上皆以“低山丘陵”称之。先祖冠名以“频山”，名至实归。一个“频”字，准确而传神，足以令后辈叹之服之敬之仰之，实乃神来之笔矣。
行文至此，结论似乎应该产生：富平北山之名应称频山，绝非乔山或桥山；明月山因其在频山山系中海拔最高、体量最大，亦称频山。
频山
不过，考证是一回事，能否得到官方和文化界的认同、采纳和推广应用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中间究竟有多长的距离，恐怕谁也说不准。但我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不过或迟或早的事。作为笔者，只能翘首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再不能放着祖宗取的这么好的山名视而不见，却莫名其妙地热衷于追捧那些无根无据没名堂的“劳什子”，反而使富平山水人文蒙羞了。
令人欣喜的是，许多文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都透露出与笔者并无二致的学术观点。比如，文史学者惠志刚先生关于“富平北部频山山系”的观点，富平地域文化研究学者彭辉先生“广义的频山和狭义的频山”的观点，以及党四善教授“大频山”的观点，都和笔者“所见略同”。这些文化人的清醒、自觉与执著，不仅使人颇感欣慰，更提振了笔者挥笔撰文，为富平频山正名的勇气与信心。
笔者岁至耄耋，老眼昏花，自知才疏学浅，作此考辨颇感力不从心、勉为其难。文中错讹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祈方家和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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