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重视多党合作,把统一战线看成是革命事业的一大法宝。在毛泽东一生中,与民主党派人士多有交往,并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其中,与几位湖南盟员和湖南籍盟员的交往故事,饶有趣味。今年是湖南民盟省级组织成立70周年,笔者收集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与陈新宪:陪同考察,载入史册

 

       陈新宪(1907—1999),民主革命家。湖南新邵县人。 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湖南省委顾问、民盟邵阳市委主委、邵阳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1927年1月,毛泽东到衡山考察农民运动,时任中共地委宣传部长陈新宪与组织部长贺尔康全程陪同,并帮助抄录、整理湘潭、湘乡、衡山三县考察资料,这些资料后来均被毛泽东写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据陈新宪回忆,那是1927年1月17日中午,毛泽东乘坐小火轮抵达衡山城码头,来到衡山地委机关所在地康王庙。吃罢午饭,毛泽东召来贺尔康和陈新宪。那时陈新宪刚满20岁,长得武背熊腰,浓眉大眼,毛泽东一见面就称他为“猛子”。毛泽东向两个小伙子交代几句后,便一同上路了。贺尔康曾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的课,一路上,他帮毛泽东提那个白竹布包袱,陈新宪帮毛泽东挎着雨伞,毛泽东自己提着一个黑色斜纹皮革文件包。那几天正是冰封雪飘的深冬,因道路结冰,毛泽东一个闪失,将脚踝崴了,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贺尔康和陈新宪提出要背毛泽东,毛泽东先是坚决不答应,后来实在疼痛难忍,便对陈新宪说:“猛子块头大,就辛苦猛子背一阵,再我自己走一阵。”于是,陈新宪背着高大的毛泽东,憋足劲一气背出好远。毛泽东一再要下来自己走,陈新宪才把他放下来。

      每天调查回来,毛泽东都要把当天的材料整理完。冬夜的康王庙,十分寒冷,毛泽东总是冒着严寒工作到深夜。医生世家出身的陈新宪很注意身体,劝他休息。他站起来搓搓手,做一遍八段锦,笑了笑说:“今日事,今日毕。”陈新宪便主动协助他抄录核实笔记。一天晚上,毛泽东和陈新宪、贺尔康一起在农讲所与男女学员讨论喂鸡和蒸酒的问题,男学员说,喂鸡消耗粮食,损坏庄稼,应当禁,女学员说,鸡可以下蛋,换取针线,主张喂;对蒸酒,男学员主张不禁,女学员则要禁。毛泽东边整理边笑着说:“这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与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

 

    李淑一(1901—1997),又名伯仪、守一、桐园。湖南望城县人。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中央文史馆馆员、湖南文史馆馆员。

     李淑一1920年在长沙福湘女中读书时与杨开慧同学,结为挚友。1924年经杨开慧介绍与柳直荀结婚。1928年后,她在长沙等地的中小学担任国文教员直到退休。从教30年,桃李满天下。

     1957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18首诗词,引起巨大轰动。李淑一读后,想起毛泽东早年曾写过一首《虞美人》词赠杨开慧,为此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请毛主席把这首词写给她作为纪念。同时李淑一把她自己在1933年所写的思念丈夫柳直苟的《菩萨蛮・惊梦》词一并寄给毛泽东指正。词为:

       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愁多少。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给李淑一回信,信中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杨柳轻飓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这就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千古名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在长沙蓉园接见了李淑一、周世钊、杨开智等多位同志并和他们合影留念,同时还和李淑一单独合影。李淑一非常激动,后曾作《忆毛泽东主席蓉园接见》一诗:

忆昔长沙识伟姿,重逢已是盛明时。

卅年事业惊环宇,四海人民仰导师。

话到忠魂弥恳挚,暖如朝日更温慈。

九霄杨柳春常在,附骥深惭蝶恋词。

 

与周世钊:学友、诗友、诤友

 

     周世钊(1897—1976),诗人、教育家。字惇元,又名敦元,别号东园。湖南宁乡人。曾任民盟湖南省委主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1951年2月加入民盟,任湖南省支部委员。1953年选为民盟中央委员。1957年担任民盟湖南省委领导小组第一召集人。1958年选为民盟湖南省委主委,直至逝世。

      毛泽东与周世钊的关系,可用“学友、诗友、诤友”六个字来形容。

     早年,他们是学友。1913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录取,周世钊则被录取编在四师预科第一班。1914年春,第四师范学校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周世钊与毛泽东同编在一个班上,又安排同在一间寝室睡觉,在第一师范学校度过了五个春秋。1917年7月,学校组织“人物互选”,即评选优秀学生。评选分6项:敦品、自治、文学、语言、才具、胆识。12个班的学生共575人,评选结果是全校有34人当选。第一名是毛泽东,获49票;第二名是周世钊,获47票。超过40票的就只有毛、周两人。

      中年,他们是诗友。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献身革命,周世钊则投身教育救国,先后在长沙明德中学、省立二中、长郡中学、周南女子中学、第一师范学校、长沙师范学校任教。1949年8月,周世钊率长沙教育界人士,通电响应毛泽东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并兴奋写下《长沙和平解放》一诗:

百万雄师奋迅雷,红旗直指洞庭来,

云霓大慰三湘望,尘雾欣看万里开。

箪食争迎空井巷,秧歌高唱动楼台。

市民啧啧夸军纪,只饮秋江水一杯。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周世钊交往密切,常有诗词唱和。1955 年6月20日,毛泽东回湖南,周世钊等陪同。毛泽东横渡湘江后,步行登岳麓山。周世钊赋诗《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

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

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

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

南巡喜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

       1955年10月4日,毛泽东致信周世钊,和诗一首:

春风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

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

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这就是著名的《七律·和周世钊同志》,被誉为古今唱和诗的杰作。

 

      在毛泽东诗词中,还有两首名篇也是写给周世钊的。一首是《水调歌头·游泳》,另一首是《七律·答友人》。《七律·答友人》,手迹原题为“答周世钊同学”,后改为“答友人”。

       晚年,他们是诤友,留下了周世钊三谏毛泽东的佳话。1958年,周世钊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他:“元兄,今年开会前你到了什么地方参观视察?看了些什么?有什么感想?”周世钊如实回答道:“到了我的老家湖南宁乡去观察农村人民公社,看到了农村的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场面。不过,我看有两个问题也值得认真研究。一个粮食亩产的数字上我看有些虚假现象。有的说一亩地产几千斤,有的甚至说一亩一次能产一万多斤,我看有点不实在。”毛泽东说:“现在农村浮夸风确实很严重。很多地方,吹牛成风。你是全国人大代表,你下去,那些干部会尽量好好招待你,他们有他们的目的,他们是想请你到北京为他们讲好话!可你不但没有给他们讲好话,而且还到我这里告了他们的状。我看你确实是一个好人呀!你敢于说真话,你敢于向错误思想行为作斗争,可敬可佩!”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请周世钊去谈知识分子问题,当时把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划入资产阶级范畴,周世钊颇有异议,他对毛泽东说:“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就不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67年,周世钊赴京,向毛泽东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问题。1972年10月2日,他向毛泽东面交了一封8000多字的长信,进谏八点意见,涉及“解放老干部”、“为知识分子正名”、“恢复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制止开后门不正之风”、“消除派性”等方面。

     毛泽东对周世钊的建议十分重视,事后他在和外宾一次谈话中充分肯定他:“湖南的周世钊,是一个极正直、极真诚的人”。

与金岳霖:伟人与哲人

 

      金岳霖(1895—1984),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字龙荪,湖南长沙人。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民盟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中国逻辑学会会长等职务。

        1963年毛泽东七十大寿,金岳霖作了一副祝寿对联:

以一身系中国兴亡,人此岁来已七十矣;

行大道于环球变革,欣受业者近卅亿焉。

      上联“以一身系中国兴亡”,完全切合毛泽东的身份和地位,下联“行大道于环球变革,欣受业者近卅亿焉”,切合当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

     金岳霖晚年深居简出。一次,毛泽东对金岳霖说:“金老,你要多接触接触社会。”回家后金岳霖就想,自己已经快80岁了,应该怎样去接触社会呢?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人约好,要其每天拉着他到王府井一带去转一大圈。

      1984,重病期间的金岳霖留下了一份遗嘱:“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三千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与左舜生:道不同不相与谋

     左舜生(1893—1969),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的主要创始人。名学训,别号仲平,党号谔公,湖南长沙人。曾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总书记、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等职。

     毛泽东与左舜生是同乡、同庚,早年也有过合作。1919年7月,左舜生与毛泽东、恽代英、张国焘、李大钊、张闻天、邓中夏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后两人政见分驰,终究是道不同不相与谋。

 

     1945年7月1日,左舜生与黄炎培、诸辅成、章伯钧、傅斯年六位参政员访问达延安,并形成了《中共代表与诸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左舜生想再单独与毛泽东作一次交谈,他将毛泽东拉到一旁说:“润芝啊!我们系老乡,我有几句心里话,不知能不能在你面前说啊!”

     毛泽东笑着说:“我们见一次面颇不易,有什么话,尽管说吧。”左舜生说:“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党可以有多个,军队却不能个个政党都有。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国家就不太平。”毛泽东没有作声。左舜生见毛泽东没有接话,又说:“我们青年党就主张走议会道路,不办武装,成为国家真正的参政党,对’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威胁。”毛泽东听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他冷静道:“我也主张一个国家只有一支军队,但要看军队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服务,还要看能否保卫国家,保卫人民。如果这两点都做不到,这样的军队有什么用?军队如果成为维护个人统治的工具,就是反动的武装集团,是对外不能御敌,对内不能安民的军队。你们的慕韩(指青年党主席曾琦)先生和四川的大小军阀的关系都不错。可惜,整个抗战期间,慕韩只会向他们要钱办党务,不知向他们借兵和枪打侵略我们国家的日本鬼子。我看,这样子的政党对国家、人民有什么用?要知道,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党是没有力量的,被蒋介石视为土匪乱党的人,若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武力,根本无法生存,更不用说有发言权和改造社会了。老庚呀(湖南人叫同年生的人为老庚),你这个青年党的’军事爷’,怎么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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