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虽不敢言朝廷所讳之事，然谓清世祖之太后下嫁摄政王，则无南北，无老幼，无男妇，凡爱述故老传说者，无不能言之。求其明文则无有也。清末禁书渐流行，有张煌言《苍水诗集》出版，中有句云：“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此则言之凿凿矣。然远道之传闻，邻敌之口语，未敢据此孤证为论定也。改革以后，教育部首先发旧礼部所积历科殿试策，于抬写皇上处，加抬写摄政王，而摄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字，或冠以“皇父”字，亦不一律，一时轰然，以为“皇父”之称，必是妻世祖之母，而后尊之为父也。然当时既不一律称皇父，则视之与皇叔父等。初入关，摄政王只称“叔父摄政王”。后以赵开心言，叔父乃家属所称，若臣民共称，当作“皇叔父”，诏从之。嗣称“皇父”，先发见者为殿试策，后大库红本皆出人间。顺治四年以后，内外奏疏中，亦多称“皇父”。文之为称，古有“尚父”、“仲父”，皆君之所以尊臣，仍不能指为太后下嫁之确据。
若以“皇父”之称为下嫁之一证，则既令天下易尊称，必非有所顾忌不欲人知之事，诚应如苍水诗，春官进大礼仪注，甚且有覃恩肆赦，以志庆幸。使皇帝由无父而有父，岂不更较大婚及诞生皇子等庆典为郑重乎故必觅得当时公乎之纪载，不参谤毁之成见者，乃可为据。苍水自必有成见；且诗之为物，尤可以兴到挥洒，不负传信之责，与吾辈今日之考订清史不同。今日若不得确据，虽别有私家记述，言与苍水合，犹当辨其有无谤书性质，而后定其去取。况并无一字可据，仅凭口耳相传，直至改革以后，随排满之思潮以俱出者，岂可阑入补史之文耶？
蒋氏《东华录》所据之旧《实录》，所载摄政王事实，为王《录》所无者极多。“皇父”之来历，蒋《录》有之。清主中原，用郊祀大礼，以效汉法，乃始于顺治五年。此两《实录》所同也。是年冬至郊天，奉太祖配，迫崇四庙加尊号，覃恩大赦，即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盖为覃恩事项之首，由报功而来，非由渎伦而来，实符古人尚父、仲父之意。张苍水身在敌国，想因此传闻，兼挟仇意，乃作太后大婚之诗。所起人疑者，尤在清世屡改《实录》。王氏《东华录》于顺治五年冬至郊天恩诏，则云：“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及妃世子应得封号，部院诸大臣集议具奏。”以下不载议奏结果。盖王《录》详其改称之前，蒋《录》但举其改称之事，其实一事，而王《录》则讳言“皇父”属实，想系后改《实录》如此。王《录》所讳，不但“皇父”之称，凡摄政王之所享隆礼，皆为所削，如初薨之日，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八年正月以追尊摄政睿亲王为成宗义皇帝，妃为义皇后，祔太庙，礼成，覃恩赦天下并载诏文：凡此皆为王《录》所无。则知后改《实录》，乃本其追夺以后之所存者存之，亦非专为皇父字而讳也。又蒋《录》于议摄政王罪状之文，有王《录》所无之语云：“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宮内院。”又云：“凡批票本章，概用’皇父摄政王’之旨，不用皇上之旨；又悖理入生母于太庙。”其末又云：“罢追封，撤庙享，停其恩赦。”此为后《实录》削除隆礼不见字样之一贯方法。但“亲到皇宮内院”一句最可疑。然虽可疑，只可疑其曾渎乱宫廷，决非如世传之太后大婚，且有大婚典礼之文布告天下等说也。夫渎乱之事，何必即为太后事虽有可疑，亦未便泰甚其恶。
全国口传，惟曰太后下嫁，而文入学士则又多所牵涉，谓太后大婚典礼，当时由礼部撰定，礼部尚书为钱谦益，上表领衔，故高宗见而恨之，深斥谦益。至沈德潜选谦益诗冠《别裁集》之首，亦遭毁禁，而德潜以此得罪于身后。此说也，仍由苍水诗中春官进仪注而来，联想至钱谦益以实之。今考钱谦益之为礼部尚书，乃明弘光朝事。清初部院长官不用汉人，至顺治五年七月，乃设部院长官汉缺，其领衔尚不得由汉尚书。《世祖纪》，五年秋七月丁丑，初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以陈名夏、谢启光、李若琳、刘馀祐、党崇雅、金之俊为六部尚书，徐启元为左都御史。而谦益之入清受官，据《贰臣传》，“顺治二年五月，豫亲王多铎定江南，谦益迎降，寻至京候用；三年正月，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六月，以疾乞假，得旨，驰驿回籍，令巡抚、巡按视其疾痊具奏”。谦益之入朝仅此。
《东华录》，顺治三年正月甲戌，以故明礼部尚书钱谦益仍以原官管秘书院学士事；礼部尚书王铎仍以原官管宏文院学士事。此文与《贰臣传》不合。今北京大学有《世祖实录》底本，则曰顺治三年二月初五日壬午，礼部尚书王铎，礼部右侍郎钱谦益，随豫王赴京，除授今职，各上表谢恩，则又与《贰臣传》合。不知《东华录》所据之《实录》本何以两歧。然即使《东华录》为可信，其以某官管某职，原无此官而但有其职，荣以虚衔而已。在三年固未有汉礼部尚书，至五年有是官时，谦益去国久矣。
因《东华录》与旧《实录》及《贰臣传》载钱谦益入清之官不符，再考之《贰臣·王铎传》：
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擢礼部尚书，未赴。流贼李自成陷京师，明福王朱由崧立于江宁，铎与詹事姜曰广并授东阁大学士，道远未至。大学士马士英入辅政，出史可法督师扬州，嗾其党朱统镧劾曰广去之。锋至，遂为次辅。……本朝顺治二年五月，豫亲王多铎克扬州，将渡江，明福王走芜湖，留铎守江宁，同礼部尚书钱谦益等文武数百员出城迎豫亲王，奉表降，寻至京候用。三年正月，命以礼部尚书管宏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六月，赐朝服。四年，充殿试读卷官。六年正月，授礼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十月，遇恩诏，加太子太保。八年，晋少保。……九年三月，授铎礼部尚书，而铎先以二月间祭告西狱江渎事竣，乞假归里，卒于家。事闻，赠太保，赐祭葬如例，谥“文安”。
夫铎之入清，其原官为东阁大学士，非礼部尚书矣。如曰原官与谦益同为礼部尚书，此与事实不合。铎以次辅入清，而用礼部尚书管学士，已降其官，谦益以礼部尚书入清，自应亦降一官而得侍郎为衔名。此可证《东华录》之末合者也。谦益未久留而去，后无历官可验；铎则名为礼部尚书，阅三年乃实授侍郎；再阅三年余，共历六年余，而始真授礼部尚书。则初到时之受官，可见绝非实官。况尚书汉缺未设，谦益能以礼部领衔奏事，其为虚诬，不待辨矣。谦益诗文多触忌讳，乾隆时方大兴文字之狱，禁毁何足为怪顺治初年之礼部尚书为郎球，太宗时谓之礼部承政，入关后改名，由元年直任至十年五月乃免，具在部院大臣年表，与谦益无涉。
世祖时之尊为皇太后者有二后：太宗元后孝端，太宗庄妃以生世祖而尊为后曰孝庄。孝端崩于顺治六年，年五十一，摄政王薨于顺治七年，年三十九。孝庄后崩于康熙二十六年，年七十五。计其年，孝端长于摄政王十三岁。顺治五年间，摄政王称“皇父”时，孝端已五十岁矣。孝庄则少于摄政王者两岁。以可以下嫁论，当属孝庄。孝庄崩后，不合葬昭陵，别营陵于关内，不得葬奉天，是为昭西陵。世以此指为因下嫁之故，不自安于太宗陵地，乃别葬也。《孝庄后传》：“后自于大渐之日，命圣祖以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况心恋汝父子，当于孝陵近地安厝。”此说姑作为官文书藻饰之辞，不足恃以折服横议。但太宗昭陵，已有孝端合葬；第二后之不合葬者，累代有之。世祖元后废，不必言；继后亦不合葬；先合葬者，乃董鄂氏端敬后，后合葬者，乃圣祖生母由妃尊为后之孝康后。继后孝惠后别葬，谓之孝东陵。世宗亦惟一后合葬。高宗生母尊为孝圣后者，崩于乾隆四十二年，高宗亦不为合葬：别起泰东陵。仁宗第二后孝和后，又别起昌西陵，不合葬。宣宗则第四后孝静后，别起慕东陵。文宗则第一后未即位以前崩之孝德后合葬。第二后孝贞后，即同治初垂帘之慈安太后，则别起定东陵；穆宗生母由贵妃尊为后之孝钦后，又并葬定东陵，皆不合葬。凡此皆以意择定，何独强孝庄不能以遗言自指葬所此昭西陵虽清代无他例可援，亦不能定为下嫁之证。况列帝之后皆有此例乎？
由是则太后下嫁之证无有。而旧时所以附会其下嫁者，皆可得其不实之反证。以此欲作一考以辨其讹。然卒未有不下嫁之坚证。迟之又久，乃始得读《朝鲜李朝实录》。私念清初果以太后下嫁之故，尊摄政王为“皇父”，必有颁诏告谕之文；在国内或为后世列帝所隐灭；朝鲜乃属国，朝贡庆贺之使，岁必数来，颁诏之使，中朝亦无一次不与国内降敕时同遣。不得于中国官书者，必得于彼之《实录》中。著意翻检，设使无此诏，当可信为无此事。既遍检顺治初年《李朝实录》，固无清太后下嫁之诏，而更有确证其无此事者。急录之以为定断，世间浮言可息矣。
《朝鲜仁祖李信实录》：“二十七年己丑，即清世祖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
以此知朝鲜并无太后下嫁之说。使臣向朝鲜说明“皇父”字义，亦无太后下嫁之言。是当时无是事也。当时无之，而二百数十年尚传其说，此有数故。清初人民皆不餍满族入主，先有视为无礼教之成见，会摄政王逼肃亲王豪格死于狱，而取其福晋。此为当时议摄政王罪状，所明载奏疏及谕旨者，自是事实。肃王为太宗长子，世祖亲兄，此而可以无礼，则去无礼于太后者几希。天下哗传，明遗老由此而入诗，国人转辗而据以腾谤。后人好奇，平正之论或久而不谈，新奇神秘不敢公然称道者，反传述之不已，无从辨正。有加辨者，亦以为媚兹一人，不足息好奇之念。今以异代订定史事虚实，则不能不有考实之文耳。
《太后下嫁考实》大稿送还，承赐先读为快，感谢感谢。今早别后，车中读此文，至佩先生不轻置信之精神。惟读后终不免一个感想，即是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朝鲜实录》所记，但云“臣问于来使”，来使当然不能不作模棱之语，所云“今则去叔字”，似亦是所答非所问。单凭此一条问答，似仍未能完全证明无下嫁之事，只能证明在诏敕官书与使节辞令中无太后下嫁之文而已。鄙意决非轻信传说，终嫌“皇父”之称似不能视为与“尚父”、“仲父”一例。下嫁之传说已无证据可凭，而“皇父”之称自是史实。后之史家于此事只能说，据殿试策与红本及《朝鲜实录》，摄政王确改称“皇父”，而民间有太后下嫁之传说，但无从证实了。鄙见如此，乞先生恕其妄说。
朝鲜之问皇父来由，《实录》载在顺治六年二月壬寅。金自点所答“曾问使臣”，其问使臣必非当日之事，或在其前有若干时日矣。今姑作为问在是年是日，则壬寅乃十三日，当是时，摄政王方全掌国事，如以太后嫁彼为伦理上之污点而讳之，则必不以皇父之称诏示天下。至势力名分之不应亵渎太后，当时本非摄政王所虑也。既以皇父之称诏天下，如果因得婚太后之故以自尊异，则必以太后下嫁明告天下，而后知有其实故据其名。因其公然称皇父，必不讳太后下嫁。惟其无下嫁之事，则坦然称皇父以仲父、尚父自居，则亦无嫌，故有皇父之称。即事实只有两途：一则太后实行下嫁，一则非但不下嫁，并无不可告人之暧昧情事。若云下敕，而中国则后来讳之，朝鲜或《实录》失载，但其君臣有此讨论，则敕书可决其无有。使臣知为国讳，必在摄政王死后，朝局将翻之日。摄政王之死在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戊子，其时世祖之举哀行礼固未尝不用帝崩之仪注也。是月二十五日甲辰，尊故摄政王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八年正月十九日丁卯，成宗义皇帝祔太庙。二月十五日癸巳，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首告故摄政王多尔衮逆节。二十一日己亥，暴多尔衮罪于中外，削其尊号及母妻追封，撤庙享。故朝事之反覆，始于八年二月十五，即云摄政死而朝局必翻，使臣有先见，亦当讳于七年十二月初九以后。若在两年以前，国有大庆，太后大婚，使臣方负宣扬之责。若以为可讳，即清廷何必用公文称皇父夫以国无明文之暖昧，吾辈今日固无从曲为辨证。但中冓之言本所不道，辨者为多事，传者亦太不阙疑。此为别一事。不入鄙作考实之内。惟因摄政王既未婚于太后，设有暖昧，必不称皇父以暴其恶。故知公然称皇父，既未下嫁，即亦并无暧昧也。复请再鉴，并示当否。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