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领袖文胆”；
他是“总裁智囊”；
他是“国民党第一支笔”；
……
他是陈主编，1890年生人，本名陈训恩，“布雷”是其后来的笔名，取自“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老家浙江慈溪，家境不错，和蒋校长是宁波老乡。
陈主编的哥哥叫陈训正，是孙大炮的fans兼好友，思想进步，在浙江新闻界、教育界有头有脸儿，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那年，陈布雷20出头，学校毕业后就跟着他哥混，在报社找了份工作，写点时事评论啥滴，因文笔好，还敢写，夸革命，骂北洋，声名鹊起，一跃成为卓越的新闻工作者，
有必要说说当时的新闻界，那时没有电视、网络、自媒体，向公众传播信息，主要是广播和报纸，这两种方式各有特点。
广播：一头找个美女，声音要好听（101媳妇就干这个出身的），读已经写好的稿子，另一头的人出只耳朵听就完了，但首先咱得有个收音机呀，这类的高档家用电器大部分家庭是买不起的，所以广播的宣传方式在当时很有局限性；
报纸：那就简单多了，把写好的稿子印刷出来，卖出去，对于消费者来说，成本较低，“7个铜板能买两份报”，较广播更具有普及性。
所以谁掌握了报纸，谁就更能左右舆论导向，想骂谁就骂谁！所有党派势力基本都有自己的报社。那么能写一手好文章的人，自然也成为了各路老板争相聘请的“枪手”。
如果按照这个路子发展先下去，陈主编可能会成为像鲁迅、林语堂、胡适一样的文人。但陈主编有颗忠君报国、济世天下的心，他是“士”，他也一直在等待着他的“知己”。面对国民党求贤若渴、共产党暗送秋波，他必然的选择了国民党。
话说蒋校长随着工作岗位的不断提高，渐感肚子里的墨水有点不够用，急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枪手”，经陈果夫的内部推荐，陈主编顺利的得到了直接和蒋校长面试的机会，在面试会上，他以高超的业务能力、镇定自若的气场，得到了老板的青睐。后来的工作中，更让老板喜出望外，有时蒋自己都没想好表达思路，陈主编只靠心领神会便能把小作文写出满分的效果。
自此，陈主编便以蒋校长“御用枪手”的身份走进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中心，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职场生涯。
这20多年间，主编手里的笔变成了蒋校长手里的利剑。蒋校长也让陈主编过足了官瘾，教育部次长、中央宣部副部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中央委员、国府委员、总统府顾问做了个遍，工资是KuKu的涨，但是主要的工作没什么变化，还是“写作文”。蒋校长几乎所有的“小作文”都出自陈主编之手。
北伐誓师，校长激情演说《告黄埔同学书》；
抗战时，校长振臂高呼：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
那些慷慨激昂、壮怀激烈的文字，鼓舞着每个保家卫国的中国人……
但陈主编是也个犟种，有脾气，动不动就给老板添堵。西安事变时，老蒋窜出被窝儿、战略转移那会儿，假牙都跑丢了，坊间妇孺皆知，搞的领袖很没面子。可回了南京就让陈主编帮他写小作文吹牛逼，说自己如何如何临危不乱、大义凛然，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据说把陈主编恶心的，死活不想写，笔都撅了好几支，可最后还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违心的写了篇《西安半月记》，那是一边写一边吐，半个月吃不下饭。
打内战那会儿，国共两党战场上兵戎相见，报纸上也是硝烟弥漫，一次蒋校长看到了毛教员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深感分析的句句在理，暗竖大拇指，心想我养这帮人怎么就写不出这么好的小作文，于是阴阳怪气的拿话敲打陈主编：
“ 布雷先生，你看看人家的文章！”
陈主编看他打内战本来就一肚子气，啥老板不老板的，不惯着，直接回怼：
“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写的！”
把蒋校长噎的差点高血压住院，也就是陈主编，换个人早拉出去毙了。
因为老蒋也知道，此人不贪钱财、不恋美色、不结朋党、不逐权力，甚至不望虚名，明明靠文采响彻江湖，却没在文学史上没留下“半笔点墨”，甘心做他的幕后推手。此人，不可辜负。
可蒋校长最终还是负了。因为他从来就没把陈主编当过“知己”，在蒋校长心里，主编不过是会写小作文的“枪手”，打工仔，写啥我说了算。所谓“知己”，不过都是主编的一厢情愿罢了。
1947年，陈主编望着节节败退的党国大军，贪婪腐败的政府官员，水深火热的黎民百姓，支离破碎的江山社稷、还有那个一意孤行的“知己”，他忽然发现，原来他一直都是一个人。他想聊聊，却找不到一个朋友。
于是他去拜访了周总理，二人相谈甚欢，二十多年的对手，这时仿佛像是多年未见的故友。据说他们聊了很久，没人知道他们聊了些什么，有人说陈主编是去向周公托孤的，我觉得那更像是一场道别，还有道别后深深的祝福，祝福那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万里山河。
1948年，新中国成立的头一年，陈布雷自尽，他没有和很多人一样“识时务”，选择弃暗投明，更没有陪着老蒋退守台湾。
他是读书人，他是一诺一生的“士”，“士”不负“知己”。
“死”，是他最后的骨气和尊严。
他这辈子，爱的执着，爱的深沉，
可惜……
“错爱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