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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德（1863——1933），字馨吾，浙江吴兴（现为湖州下辖区）人。清末民初曾任多国驻外公使，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他参与见证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重要国务活动，是北洋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被顾维钧称为“中国外交界老前辈”，“一个具绅士风度式的外交家和学者”。世界著名雕塑大师布德尔于1919年亲手为时任法国公使的胡惟德塑像。他的青铜雕像现藏于法国布德尔博物馆，安放在进口大厅二楼露天陈列处的一个台座上。这在法国雕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足见其当时在中法交往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出使列强，忍辱负重

胡惟德家庭贫寒，少时被父母送入上海广方言馆就学。上海广方言馆是近代培养翻译和承办洋务人员的新式学校，设有英文馆，法文馆、算学馆和天文馆。他主修算学，兼习法文。修业十年后，获准进入京师同文馆深造。1888年，胡惟德参加清廷礼部明算科科举考试，以算学中举人，授从九品官职。1890年，随近代外交家薛福成出使欧洲，为驻英使馆随员。三年后，晚清爱国外交家杨儒出使美、俄等国，胡惟德任驻俄参赞随其赴任。杨儒（1840—1902）是辽宁铁岭人，“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于1893—1896年任大清国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1897年改任驻俄、奥匈帝国和荷兰公使。当时，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1897年12月，沙俄以助华抗德为名，强占旅顺、大连，迫使中国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

1900年7月，俄国借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出动17万军队，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先后在瑷珲、海兰泡、黑河镇对面的“江东64屯”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驱赶中国居民并不让他们重返家园。1901年，清政府任命杨儒为特命全权大臣，就收回东北三省与沙俄谈判，胡惟德参与其中。沙俄强行霸道，屡次提出无理要求，杨儒和胡惟德以国家利益为重，“大义当前，凛然不屈”。双方谈判多次，均无结果。而清政府却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下屈服，奕劻和李鸿章将最后约稿中的刺目字眼删除后，多次电示杨儒和胡惟德：“势处万难，不能不允”，“即酌量画押，勿误!”3月28日，悲愤已极的国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全国不分南北纷纷上书，反对将东北主权出卖给俄国。沙俄见势不好，又怕各国乘机威胁俄国在华已有的利益，4月3日被迫声明“条约暂罢”。

1902年2月17日，驻俄公使杨儒在与沙俄交涉收回东北三省时，受沙俄权臣维特的威逼羞辱，悲愤不已。在回使馆时，不慎下车摔倒导致中风，卧床一年后病逝。杨儒病故后，使馆的事务由胡惟德代办。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1902年4月8日)，俄国驻华公使雷萨尔与大清外务部大臣奕劻、会办大臣王文韶在北京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同年7月，胡惟德以三品卿衔派充出使俄国钦差大臣，促使俄国履行约定，从东北完全撤军。胡惟德干练持重，处理外交事务井井有条，办事稳妥得当，得到清廷赏识，派任为驻俄公使。1904年，清廷驻外公使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梁诚等人联名致电清廷，主张“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在各方的游说下，慈禧太后对立宪颇为动心，庆亲王奕劻亦希望朝廷能够从速宣布立宪，以顺应天下民意。

当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两军在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交战，严重损害中国的利益。清廷软弱无能，宣告中立。最终战争以日本获胜而结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5日，日俄双方在美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清廷任命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北洋大臣袁世凯为全权大臣，与日俄两国商议东三省的善后事宜。中日双方经过近五个星期的谈判，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清廷同意将俄国在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领土、领水的租借权和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以及附属的一切权利财产和煤矿转让给日本。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为立宪做准备。1907年8月，胡惟德调任外务部右丞，次年奉命出任日本钦差大臣。

在离京赴日就任时，胡惟德原配夫人不幸去世，亲友急忙为其张罗续弦。他早闻天津公立女学堂总教习吕碧城德才兼备，颇为属意。先托时任直隶提学使的傅增湘上门提亲。其时吕碧城已24岁。在民国时期这个年纪的女性差不多都结婚了，依旧单身的她也成为亲朋好友催婚的对象。吕碧城的母亲和姊妹都觉得胡惟德是可作为托付终身大事的人选，却被吕碧城拒绝了。她给出的理由是对方年纪太大。那时胡惟德44岁，两人相差二十岁。胡惟德并不死心，继而写信给吕碧城的恩师严复先生。因为从社会地位上说，他是配得上吕碧城的。可阴差阳错，等到半年后严复收到信时，胡惟德已出使日本，并和一位留日女学生定亲了。严复为没能帮女弟子成就这门婚事而扼腕叹息。

二、 柔性逼宫，清帝逊位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庆亲王奕劻被封为“世袭罔替”亲王，成为大清历史上的最后一支“铁帽子王”。这一年，由奕劻领导下的宪政编查馆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颁行全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这一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三岁的溥仪继承帝位即宣统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出于忌惮权臣袁世凯的野心勃勃，他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罢黜，让其回河南彰德老家。1910年，胡惟德奉派兼任海牙公断院公断员。4月，再度升任外务部右侍郎，兼任帮办税务大臣。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无奈启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胡惟德任袁内阁外务部大臣。1912年1月16日，刚刚退朝从东华门出来的袁世凯，在王府井大街转角处，遭遇炸弹袭击，护卫死伤二十余人，袁世凯飞快的逃离现场，却毫发未伤。

此后，袁世凯借故称疾不再入朝。身为内阁外交大臣的胡惟德成为了他的全权代表。1912年2月12日，是大清帝国的最后一次早朝。袁世凯照旧称病，委派胡惟德领着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度支大臣绍英、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等前去朝见。隆裕太后与六岁的小皇帝溥仪在宝座上坐定后，胡惟德领着大臣们施行了大礼。礼毕，胡惟德上前启奏：“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因病不能上朝，特委托臣等前来向皇上和皇太后请安”。隆裕太后点点头说：“袁世凯为国家鞠躬尽瘁，为皇室也出了不少力。他能为皇室争取到如此的优待条件，也实在不容易。今天就按照南北议和的条件，颁布诏书退位，让袁世凯去做好善后事宜”。说到“退位”时，隆裕太后还是忍不住眼圈一红，几乎又要掉下泪来。

她心想祖宗这二百六十多年的江山，最终在自己手里断送，日后有何面目去地下见列祖列宗？好在这时御前太监将早已准备好的退位诏书捧至御案，隆裕太后拿起诏书看了数行，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她也顾不得太后的体面，竟当众抽泣起来。看到这里，底下的大臣们也被感染，好几个人开始用朝服的袖子抹泪。作为领班大臣的胡惟德干嚎了几声后，见大家老这么惺惺作态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只好假装哽咽地对隆裕太后说：“太后，如今大局已经如此，还望太后保重。太后英明睿智，顾全天下百姓，保全皇室上下，臣等深感太后恩德，一定不会辜负太后和百姓的期望。如今优待条件已定，还请太后放宽心，安心退养”。隆裕太后听到这里，反而哭得更加伤心。她将退位诏书紧紧的攥在手里，泪珠儿几乎把诏书给打湿。

这时，胡惟德故作惊慌的地奏道：“太后，你先别哭，我这里还有南方革命党发来的一份紧急电文，要向太后奏报”！隆裕太后一听“革命党”这三个字，忍不住又打了个寒战，慌忙止住哭声。她带着哭腔问：“电报里说什么，是不是革命党又要变卦”？胡惟德见“革命党”起了作用，他心里一乐，便故作镇静展开电报念道：“万急。南方伍廷芳代表电：今日经参议院同意，如15日下午12点之前清帝不逊位，则收回优待条件。此布，即转北京”。隆裕太后听后也顾不上抹泪了，便慌忙将退位诏书交给世续和徐世昌，命赶紧拿来御玺用印，生怕晚了真的要收回优待条件似的。盖好御玺后，胡惟德捧起清帝退位诏书，领着各大臣向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再次三鞠躬后，退出殿外。从此，他们再也不是清廷大臣了。

三、供职民国，情系中华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唐绍仪首届内阁成立，胡惟德被任命为总统府外交顾问、税务处督办，并兼任外交次长。在外交总长陆征祥到任前，兼代外交总长职。当年5月，外交总长陆征祥卸任驻荷公使赴京履职。他主张仿照西方模式，着力推动中国外交机制之改革；而胡惟德作为前清外务部遗臣，观念相对保守，在外交部一切沿用前清旧习，自然不被陆氏所容。11月，胡惟德被外派为驻法国公使兼驻西班牙、葡萄牙全权公使。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胡惟德赴巴黎专任驻法公使。他经常与驻英公使施肇基、驻德公使颜惠庆等互通信息，交换对欧战及国际形势的看法，共同为中国的外交决策提供建议。1917年3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与德国断交，同时收回天津、汉口德租界，停付《辛丑条约》对德的赔款与欠款。

8月14日，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取消德奥两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收回了奥国在天津的租界，没收了德华银行，解除了奥国在华士兵的武装。中国宣布参战后，给协约国运去了大批粮食，先后有约15万华工赴法参战。胡惟德作为驻法公使，为维护华工权益做过一些努力。中国的适时参战，赶上了“一战”的末班车，最终成为“一战”的战胜国。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即将在法国召开。身在巴黎的胡惟德承担了中国参与巴黎和会的筹备工作。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广州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为全权代表的代表团。而巴黎和会的参会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是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他们有5个席位，其它国家有3个席位，而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有2个席位。虽然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

在胡惟德、颜惠庆等人建议下，北洋政府组成巴黎和会“襄办委员会”，全体驻外公使为“欧会襄办委员”。在巴黎和会期间，胡惟德安排了陆征祥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会面，还参与了和会中国代表团召开的75次会议，极力调和代表团内部的不同意见和矛盾，为中国的和会外交作出了贡献。1919年6月27日晚是对德和约签字前的最后时刻。在列强同意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后，代表团围绕是否签约问题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胡惟德主张签字，理由是“国际联合会不可自屏于会外”。在得到签约与否与加入国联无关的消息后，中国代表团随即“共同决定，不往签字”。当《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德国和约》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空无一人。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签《凡尔赛和约》，是近代中国在外交史上第一次对列强说“不”。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9月10日,中国代表签署了《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奥地利和约》,开辟了中国加入国联的途径｡1920年9月，巴黎和会结束约一年后，胡惟德转任驻日公使。日本利用巴黎和会攫取山东权益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犹如一枚即将引爆的炸弹，驻日公使一职成为烫手山芋。徐世昌总统数度觅人接任，胡惟德在北京政府允诺“于外交各案，仍请中央负责，个人决难单独进行，并要求关于驻日使馆之公费，亦须按月拨发，以免无法筹措时发生困难”的任职条件后，同意履新。胡惟德到任后，随时留意日本国内各种动向，不时向北京政府提供日本朝野意图和消息，还出面与暹罗(今泰国)驻日公使洽谈中暹通使问题。

1921年11月，著名的“华盛顿会议”在美国召开。北京政府派出了以施肇基为首席代表、顾维钧、王宠惠为全权代表共130余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胡惟德虽未与会，但作为与当事国日本联系的官方代表，他及时将日本关于华盛顿会议的态度、政策电告北洋政府，随时给代表团就中日问题提供建议和咨询，充当了“幕后英雄”的角色。针对日本反对由华盛顿会议讨论山东问题的意见，中国代表团同意美国国务卿休斯联合英国首席代表贝尔福提出“边缘会谈”的折衷办法，即在正式会议之外，由英美进行调停，进行中日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谈判。由于策略得当，迫使日本同意将山东交还中国，双方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写入九国公约对外发表，拖延八年之久的山东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四、代理总理，病逝北京

1922年6月，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胡惟德被免去驻日公使职务回国待命，后改任为外交部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理事。1923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胡惟德为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将领冯玉祥临阵倒戈，挥师入京，发动政变，推翻并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直系战败。北洋政府由国民军冯玉祥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当时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有田赋、盐税和关税。由于国家尚未统一,田赋和盐税多被地方军阀截留；关税大部分被用于偿还债务。在1912年至1927年之间,北京政府仅得到“关余”1.3亿元,只占关税总额的18%。增加关税收入成为缓解段祺瑞执政府财政危机的紧迫问题。

但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就开始侵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1843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规定了中国改变税则须经各国同意的“协定关税”原则。1858年更迫使清廷将全国各海关的管理权交由外国税务司执掌；海关的收入存在英国汇丰银行等外国银行，直接偿付外债后的“关余”，再酌情拨给北洋政府。1925年10月26日，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召集列强在北京居仁堂召开关税特别会议，争取关税自主，并且适当提高关税税率。出席会议的有北洋政府代表和英、美、法、日、意、比、荷、葡、西、瑞典、挪威、丹麦等13国代表。正当会议进行之时，张作霖与冯玉祥两大巨头，为争夺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和北方地盘，矛盾日益激化。1926年3月，北洋政府内阁改组，陆军总长贾德耀为国务总理，胡惟德出任外交总长兼任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

3月12日，国民军与奉军在天津爆发激烈战斗。由于日本军舰炮击国民军，引发了北京“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执政府被国人唾弃。4月9日，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发动政变，驱逐临时执政段祺瑞，北洋政府处在混乱之中。时任外交总长胡惟德、财政总长贺德霖、教育总长胡仁源三人暂时出面维持局面，被参加关税特别会议的欧美人士称之为“三H政府”。20日，段祺瑞宣布下野，任命胡惟德兼署国务总理并摄行临时执政职权。这是胡惟德政治生涯的顶峰。但他以年事已高，只同意以代理身份暂时维持。4月15日，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直系吴佩孚打败冯玉祥的国民军后占据北京。1926年5月13日，在吴佩孚支持下，颜惠庆再度组阁，摄行政务。胡惟德代理国务总理仅仅20多天，就辞去了一切职务。

由于国内局势动荡,关税会议时断时续。随着胡惟德的去职，北洋政府出席关税会议的部分代表逃离北京,一些与会的外国代表相继回国,关税会议被迫停会。7月3日,各国代表发表宣言,决定“暂时”停止会议,“俟中国代表能正式出席与外国代表复行计划时,当立即继续会议”。一场持续9个多月、耗费100多万元的关税会议最终无果而散。以后,中国方面曾作出复开关税会议的努力,但因政局进一步变化,始终未能如愿。1926年10月，顾维钧组阁，胡惟德出任内务总长。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组织军政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顾维钧内阁随之解体，胡惟德先后受任平政院院长及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1928年5月，胡惟德第四次连任海牙国际法院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为他的外交生涯画上了句号。1933年11月24日，胡惟德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70岁，被安葬于万安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