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网络文学能否被经典化？如果不能，道理何在？假如可以，它又是如何被经典化的？等等，似也走到了讨论的前台。我见讨论得热烈，便不揣浅陋，也来插几句嘴。
在我的观察中，“网络文学经典化”这一问题最早是由北京大学邵燕君教授及其网络文学研究团队提出的。因为早在十年前，邵燕君就发表了《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经典性”》（《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此文后来又成了《网络文学经典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的导言。在邵燕君那里，网络文学的经典性显然是不容置疑的。具体而言，其经典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传统纸质文学典范性、超越性、传承性和独创性等共性上，而且还有其专属的网络性和类型性等个性作支撑。例如，“核心快感机制（爽点）”一般不会成为传统文学的经典性要素，但若是打量网络文学，这种要素却必须考虑进来。正是在这一语境中，“后西游故事”“奇幻”“修仙”“盗墓”“宫斗”等12种网文类型以及由此选出的12部网文，便成了网络文学经典的代表性作品。
然而，几年之后，邵文观点却遭到了黎杨全教授的反驳。他在《网络文学经典化是个伪命题》（《文艺争鸣》2021年第10期）一文中指出，网络文学是一种虚拟的社区性文学，却很难称其为封闭的文本，因为除了那个主文本之外，还包括在社区中的互动、讨论等。他拿来“网络文学就是唱卡拉OK”这一陈村之喻，并引吴过的说法道：“一大帮热爱文学的网虫聚集到因特网这块崭新的天地里，自娱自乐地唱卡拉OK，在BBS上发帖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唱得好，有人吆喝几嗓子，拍几下巴掌；唱得不好，有人拍砖、骂娘。”如此一来，“网络文学经典化”在他那里就成了印刷文化思维之下的产物，“网络文学的经典化实际上是试图在传统的印刷文学序列中获得一个名分”。
对于杨文观点，邵燕君团队中的王玉玊自然无法认同，于是她撰文商榷：“从古至今，任何文学作品都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即时的、流动的文学事件，也是持存的、固态的文学文本，网络文学亦然。网络文学的经典化并不因其流动性而成为一个伪命题。”《流动性与经典性不可兼得？——并与黎杨全〈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是个伪命题〉一文商榷》，《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3期）但尽管王文言之凿凿，黎杨全却并未让步。他在最新的文章（《社区性而非经典性——再论网络文学能否经典化》，《光明日报》2025年4月12日）中依然进一步强调：“从社区性而不是经典性出发理解网络文学，意味着文学观念的转变。经典强调的是意义，是符号的阐释，而社区性、交互性突出的是文学的游戏性。”
这样的讨论自然是富有意义的，也能给人带来许多启发。但恕我直言，当黎杨全强调文学经典化更多与印刷文化、纸质文本关系密切时，他或许已剑走偏锋，让讨论跑偏了。因为网络文学固然与其媒介属性有关，但它首先依然是文学。既然是文学，如果我们不在“文学性”上做文章，却只是在“媒介性”上找答案，那就远离了谈论文学经典化的根本。童庆炳先生在《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一文中曾谈及文学经典建构的六要素，其中前两种要素——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则被看作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而实际上，只要我们涉及文学经典化问题，那么，无论是传统的印刷文学还是网络文学，这样的内部要素都是必须予以考虑的。黎文的观点是，由于网络文学与印刷文学不同，所以考虑其社区性而不考虑其经典性，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但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当我们谈论某部网文时，我们只会在意《悟空传》或《盗墓笔记》这一主文本，那些次生文本（互动、讨论）尽管也参与了网文的生产，但随着网文的竣工，它们也就完成了使命，并淡出人们视野。于是最终，我们在意的依然是主文本的文学性或艺术价值。既然我们面对的是这些东西，同时，某网文以后要想流传下去，也依然只能靠这些东西行走江湖，那么，谈论网络文学的经典性就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举。
《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一文收在这本书里
至于如何鉴定网络文学的文学性（艺术价值），却是可以见仁见智的。也就是说，在此层面上，我们必须承认网络文学与传统的印刷文学存在着差别。而既然有差别，其评判尺度也就有所不同。比如，在面对传统文学时，语言的好坏肯定是我们谈论文学性多少有无的重要维度（汪曾祺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道理或许就在这里）。但是谈及网络文学，语言很可能已退居文学性的次要位置，取而代之的则是爽点或其他东西。
如果“网络文学经典化”不是伪问题，而是真问题，那么，接下来便需要回答网络文学是如何经典化的。
在我看来，无论是以印刷文本出现的纯文学、通俗文学，还是以互联网为存在空间的网络文学，它们在诞生之初便开始走向经典化之途。当然，它们最终能否修成正果，主要还是取决于它们是否具有成为经典的潜质。在我的观察中，某些纯文学之作（如《应物兄》）甫一面世，便既开作品研讨会，又有一些评论家发文吹捧，言其有经典气象，已在文学史中占据一席位置。而经过如此这般的“运作”后，此小说果然也评了上茅盾文学奖——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它已经走在了经典化的康庄大道上。因为在今天，获奖也已成为作品经典化的外部元素之一。而且，奖项越高，其经典化的砝码也就越重。莫言如果只是获得过国内“茅奖”，其人其作固然也在经典化之途扬鞭催马，但依然显得不够迅捷。一旦他获得诺奖，其经典化速度仿佛已坐上火箭，立刻就甩出了其他作家几条街。而最终，假如某部作品经典化的内在要素不高，那么即便它外部元素爆棚（如获奖多），也依然会在经典化之途无疾而终。例如，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出五部长篇小说，但三十多年之后，除了《平凡的世界》《的葬礼穆斯林》依然招人待见之外，其他作品差不多已被人遗忘。这意味着哈慈里特（William Hazlitt）的说法依然值得我们记取：“一本书还是在作者死了一两个世代之后再来评价要好一些。我对死人比对活人有信心。”（转引自哈洛·卜伦：《西方正典》（下册），高志仁译，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738页）
当我如此谈论纯文学的经典化时，其实也给网络文学经典化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二十多前，赵毅衡先生曾有《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文艺研究》2007年第12期）一文面世。此文区分了“专选经典”和“群选经典”，认为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因为前者面对纯文学或精英文学，此类经典的遴选与更新往往是专家学者的内部之事。这就是说，“批评性经典重估，实是比较、比较、再比较，是在符号纵聚合轴上的批评性操作”。而后者遴选经典，则是通过投票、点击、购买、阅读观看、媒体介绍、聚积人气等进行的，“因此，群选的经典更新，实是连接、连接、再连接。主要是在横组合轴上的粘连操作”。我与赵毅衡观点略有不同处在于，他对“群选经典”颇为不屑，也全部是负面评价，而我则觉得没必要那样精英意识。于是我把他的“群选经典”改造成“民选经典”后指出，《平凡的世界》便是“民选经典”的产物。它虽然也有茅奖加持，却因不受专家学者重视而被排斥在“学院经典化”之外。而它能流布至今，则是“民间经典化”的功劳。这就是说，它能被无数读者追捧，只能意味着是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坚实的“民选经典”之路。
像《平凡的世界》一样，网络文学无疑首先也是“民间经典化”的产物。在这一问题上，邵燕君的判断尤其到位：“任何时代的大众经典都是时代共推的结果，网络经典更是广大粉丝真金白银地追捧出来的，日夜相随地陪伴出来的，群策群力地'集体创作’出来的。”这也就是说，网络文学因其与生俱来的民间性，它原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也并不以专家学者的喜好为写作动力（而在纯文学界，人们已能清晰指认出某部作品是专为茅奖写作的）。唯其如此，读者也就成了他们的衣食父母，同时还成了判定其作品优劣好坏的基层法官。也许只有在网文界，我们才能想起“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种谚语如何一针见血，体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认识”之类的语录席毛主多么鞭辟入里。
现在的问题是，当网络文学在“民间经典化”的道路上高歌猛进时，学院派人士，亦即那些网络文学研究者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关于这一问题，我觉得王玉玊已谈得比较清楚。在她看来，尽管“在文学研究者入场之前，网络文学已经建立起自身的评论话语、评价标准与'地方性’经典化流程”，但研究者的介入依然是必要的，因为“相比于粉丝，专业的文学研究者有着更宏观的文学史视野，对于媒介变革与社群文化特性也有着更充分的自觉，应成为将社群文化与整体文学史相勾连、将网络文学经典纳入整体文学经典谱系过程中的积极力量”。不过，或许是囿于她本人的网文研究者身份，说得过于明确反而会有自吹自擂之嫌，所以她的表述反而留下了一些空白。这样，我也就有了“填空”的可能。
在我的思考中，“民间经典化”虽然生机勃勃，但它常常也是既自发又无序的。文学研究者的任务便是如何把这自发变为自觉，把这无序变为有序。在传统文学的经典建构中，经典“发现人”往往由学院派人士充当，但网络文学其实已无须“发现”，因为在学院派人士入场之前，它们已被无数网友点击阅读，投票推选，从而走完了“发现”的程序。而这时候，研究者所需要的便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对已经“发现”的作品进一步“确认”，并把它们纳入“学院经典化”的轨道之中。从这一意义上说，邵燕君及其团队无论是搞网络文学年度排行榜，并因此编选《中国年度网络文学》，还是出版《网络文学经典解读》之类的著作，其实都是“确认”之策，是“扶上马，送一程”之举。也就是说，虽然网络文学已被“民间经典化”过手，但它依然有可能不大牢靠，而需要专家学者为其加固。这样“学院经典化”仿佛就成了钢筋水泥。而“民间经典化”有“学院经典化”站台，它也就不必心虚气短，而是可以“浑身是胆雄赳赳”了。
或曰：在传统文学中，经典的建构与确认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整体而言，网络文学的存还不到三十年，我们急于宣布某些网文已是经典是不是有些迫不急待？是不是显得吃相难看？这一问题也很有意思，但我已没有篇幅，只能以后再谈了。
2025年7月22日
原载《光明日报）2025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