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非常矛盾，我们常常会给自己增加负担，我们崇尚的，又同时成为我们忽视甚至鄙视的。
比如现代的读书人，都想追求书本上告诉我们的，知识分子要追求本真的个性，为真理而不惜牺牲自己。事实上，在追寻真理的过程中，我们被生活折磨得离理想越来越远，我们曾经最看不上的，可能是我们正努力追求的。在追寻目标的过程中，我们离理想越来越远了。
好在生活中始终有着微弱的光，即便微弱，它也能照出生活中人性的亮。
故事说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一个天色微明的早晨，一个东德的士兵用自己的双手拧断了东西德分界线上的铁丝网，有个小男孩通过那个断裂的缝隙，从东德跑向西德，这真的是稍瞬即逝的场面，摄影师恰好捕捉到了这个细节，他调整了焦距，将这一瞬间变成了永恒，照片的近景是一位士兵的脸，远处是一个奔跑的孩子的背影。
摄影师也为自己的摄影自豪，可他意识到这张照片的分量。假如他将这张照片卖给媒体，他将得到丰厚的回报，可他同时知道，这张照片交出去的后果，可能意味着这名东德士兵就要殒命。权衡再三，他将这张照片珍藏了起来，直到两德和平统一，这张照片现在摆放在柏林博物馆显著的位置，所有来馆参观的人员，知道了照片背后的故事，都会对这位摄影师肃然起敬。
同样是东德士兵，在非常时期，每个人表现完全不一样，甚至可能是相反的。
1989年2月的一个傍晚，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大地笼罩在一片朦朦胧胧之中。东德士兵亨里奇在柏林墙东德侧放哨，这时有个年轻人格夫洛伊准备趁着月黑雨天翻越柏林墙。
亨里奇几乎没有犹豫，立即扣动扳机，格夫洛伊应声倒下当场毙命，因为防守有功，亨里奇得到了东德政府的嘉奖。三年后，两德统一，柏林墙被推倒。格夫洛伊家人向法院提起了控诉。亨里奇觉得自己很冤枉，因为他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枪杀格夫洛伊的责任不该由他承担。当辩护律师说出理由时，在场的人都认同了律师的说法，事实好像也能被大家接受。
这场审判注定要被载入史册。那是因为法官非常牛！他面色严峻且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可大家不要忽视这样一个细节：作为一名军人，打不准是无罪的。你可以把你的枪口抬高一厘米。
我不知道当庭的人听到法官的意见作何感想，每每看到这个故事，我都激动不已。亨里奇听到这句话也被感动了，他当庭对死者家属道歉“对不起，我错了。”法庭判亨里奇三年徒刑，不得假释。
我们传统的教育中，老人一直教育我们要与人为善，我们学会了很多道理，可我们没有知道善行该如何表达。我们的故事没有教会我们如何做，只知道该做成什么样子。不像西方人，很多道理是通过别人的实践总结出来的，这样的道理可能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
我们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出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名义上教的是道德，每所大学都有思想品德课，可最后，我们高等教育出来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不怪个体，主要是教育体系出了问题。比如校友会，被歌颂和传导的，都是某校友当了什么官，或者赚了多少钱。官大钱多的，一定是最有名望的校友。而不管校友的官是怎么来的，钱是怎么赚的。我们的教育缺少那人性的光亮。
自从码字以来，我一直想以文字发出这样的光亮，尽管很微弱，但它也是我能做的。无论是从处女作《理说明朝》开始，还是后来每天的码字，我都是在宣扬人性中的真善美。也许我的表达方式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但我争取以平和的方式说出自己的观点，争取最大限度地传递美好。
《北京，北京：一城一世界》出版以来，收到了不少正向的反馈，如我早先期待的那样，书是传递信息的载体，通过一本书把我生活了30年的北京城介绍给身边的人，这不仅是为了宣传北京，其实北京也不需要我做过多的宣传，更多地希望大家在书的引导下，利用空闲的时间走进身边的生活，实现个人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最终达到身心的和谐统一。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几千册书可能会影响几千个家庭，这也算是一份微弱的光亮，希望它能照进更大的现实，让更多人感觉到身边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