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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七个星 
作者│杨敦文
这已经是五十四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在新疆焉耆县的七个星公社当老师。
一九七〇年国庆节前夕，我接通知被调到离公社更远的霍拉山下七大队一队去教学。那是七个星最穷也最荒凉的地方，根本没有什么学校。我原先所在的六大队学校的维吾尔族校长吉利里心地善良，刚“解放”（恢复原职）不多久，便亲自带着几个维族老师包括后来调来的蒙族老师散盘（译音）大老远从六大队过来帮着我盖住房。接连好多天，跟我一道从选址、打土坯开始干，一直到砌墙上梁。房梁是临时找来的一根木头。就这样七大队小学算是有了一间“教师宿舍”。下雨时屋里到处漏水。没办法，我就在被子上面顶一层塑料布放个盆接水，人躺在胡麻草铺的土炕上大声唱着样板戏。
七大队根本没有学生能上课的地方，年轻的大队书记樊新生（甘肃武威人）做主把大队仅有的一间会议室当成了教室，白天上课晚上队里有啥事情开会照样不耽误。所谓的“生源”就是七大队一、二两个队的孩子。以甘肃人为主，还有十几个是随着爸爸妈妈从乌鲁木齐杂技团“下放”来的。有了教室但窗户没玻璃，也没有桌凳。我从一队的保管老熊（江苏人）那里找来一些用过的“尿素”袋子顶到窗框上挡风，其实根本不管啥用。来上学的孩子们一长溜儿跪在木匠干活的长凳子后面，背过手去，就开始上第一课了。“七大队有了学校”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社员们觉得这个“杨老师”还真的用心在教自己的“娃”，于是上学的孩子逐渐多起来。有七八岁没上过学的，也有十几岁该上高年级的，逼得我没办法又搞起了所谓的复式班：一、二、三、四四个年级。除了汉族孩子之外，还有蒙族维族老乡送来的孩子也上汉族班。因为刚开始这里没有少数民族老师所以也没有办民族班。这个刚成立的“学校”实际上只有我一个老师在大队会议室给学生上课，孤身一人，既是老师又是校长。
七大队的冬天比六大队更难熬，没有水，连打冰都很难。每天上完课都要下渠去打冰。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二队董顺昌的两个女儿。大女儿董瑞香小名“桃子”，二女儿董瑞英小名“水娃”。头一回到学校时她俩都光着脚，站在厚厚的浮土里用大大的眼睛望着我。桃子提出的唯一请求是允许她把自己三岁的弟弟一同带到学校来，因为家里父母都干活没人管。我答应了。桃子经常放学之后主动帮我去大渠找“比较干净”的地方打冰。还有一个就是叫王明芳的女孩，弟弟叫王明山，爸爸王开福神经不正常，据说是抗美援朝时被隆隆的炮火给震的。后来大冷天王一人出走冻死在戈壁滩上。还有一个叫刘成，是一年级年龄个头最小的。有一天刘成过大渠上的独木桥时掉进快要结冰的河道里。等学生报告了我赶去时，刘成还在水上挣扎着，棉衣已经湿透眼看人就要沉下去了。我赶紧跳下河三两下把孩子从水中捞上来。刘成的父亲叫刘华东，河南人，得知我救了他的独生儿子，当晚跑来向我致谢，还要请我去他家“吃顿便饭”。而我因为他还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就说了一句“你回去吧！”多年后，老实憨厚的刘华东一直没忘记这件事。听说我调回了“口里”，还托人多方打听我的消息。
就是在这人烟稀少处处荒凉的七大队戈壁滩上，我才真正把自己那颗让动乱弄得飘忽不定的心开始放在了学校教育上。为了教好这些身受贫穷求知欲望却很强烈的孩子们，我挖空心思想了许多办法。比如教算术二十以内的加法是个难点，我就教孩子们用数手指头的办法：先把要加的数用手指头表示出来，然后接着前面的加数继续数下去，直到把手指头表示的那个数数完，结果自然出来了。再如教汉语拼音时根据每个字母的形状读音编出许多小故事让孩子们好记好读。还有教高年级珠算时亲自带着同学们边打算盘边念口诀。更不用说教孩子们唱歌带他们跳舞了。一九七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我还专门为学生们编排了一些小节目，大家穿起最好的衣服很早到学校集合，然后排起队唱着歌走了七八公里（对这些孩子来讲不算啥）到六大队小学跟那里的同学联欢。活动快结束时突然戈壁滩上刮起了大风，昏天黑地飞沙走石。小名叫“桃子”的董瑞香为了找一个去上厕所的同学跑了出去，让我着实吓得不轻。好歹董瑞香带着那个同学回来了，满脸皆白，只有一对眼珠子是黑的。
那时候七大队学校只有我一个老师，教的是四个年级的复式班，生活苦，环境差。尤其是冬天晚上，夜深人静，点亮自制的煤油灯，坐在用土坯垒成的“小桌”前，戈壁滩上的寒风从破漏的小窗吹进来，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就会情不自禁拿起那把在济南芙蓉街“三仙”乐器店花十一元钱买的京胡拉一曲“风声紧”。天长日久，逐渐地，我心中反而开始感到了充实。也就是那时，连共青团的大门都没进过的我写了有生以来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并且把自己的这个心愿告诉了热心支持我工作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樊新生。他当即表态说“这很好嘛！”他希望我把自己的心愿落实到教好学生的行动上，还说他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一九七二年秋，七大队学校的教学条件总算有所好转。在大队樊书记多方协调下，终于安排生产队木匠给做了十几套桌凳。尽管很简易，桌子没有抽屉也没刷油漆，凳子就是长条凳，但这对于一直在地上跪着上课的孩子们来讲已经是天上地下了。可就是地方太小，一个教室四个年级，所以整个屋子挤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立足之地。每回一年级的课上完了，我就让这几个年龄最小的学生先下课。这些孩子便跟一只只小猴一样从桌子上面爬向没有玻璃的窗户，然后很灵活地蹦到窗外去玩耍……
两年后我才从七大队学校调到下面的七个星中学（七个星的地势北高南低，故有上下之称）。
↑作者在七个星中学跟七八级初中毕业班同学合影（C位）
我一九八一从边疆调回内陆。这辈子总共当了四十二年的“孩子王”，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教过无数的学生，亲眼看着他们成长成才。而当年在七大队办学校的这段经历尤其难忘。
2010年9月，我调回内陆后第一次重回新疆，迫不及待来到曾经工作过的焉耆七个星——现在叫七个星镇了。我过去教过的学生有的已经是中学的领导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后，校领导——我的老学生邀请我重登讲台给初中三个班的同学们上一堂语文课。盛情难却，于是我控制住激动的心情拿起久违的课本讲读了刘禹锡的《陋室铭》，并当堂领着孩子们背诵了这篇经典古文。上完课后又拉起手风琴跟“老学生”们一同唱我创作的歌曲《小花》：“清清的泉水青青的草场红红的朝霞，我就是那孔雀河畔一朵小花……小花呀小花，青春的小花，胸怀天下，建设咱中华。”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我专门乘车到原来的七大队去了一趟，想见一下当年因为把他儿子从水里救上来要请我吃饭的刘华东。进了村打听老刘的住处，便有人告诉说：“你使劲儿往里走，看见最破的那个房子就是。”果然不远处好像有人站在那里等候什么，走近看他就是刘华东！人的轮廓没变，就是牙快掉光了，破破的背心外面穿着一件没系扣儿皱巴巴的褂子。看来已经有人给他传信儿了。我对刘华东这些年一直托人打听我的消息表示感谢。等我们合影留了念，老刘的老伴突然从屋里出来一边嘴里嘟囔着啥一边把一堆钱塞给我。我连忙拒绝了老刘的好意。听学生说，刘华东的儿子刘成如今也当了老师，而且有了工作和家庭。但每月工资才一千元多一点因此根本没有能力再支援父母。
难忘啊七个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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