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挑战新卢梭主义者，
贾雷德·戴蒙德与福山
只有在原始群体中人类才有平等吗？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2011），写到了一种对早期人类社会的通行看法：“在早期阶段，人类政治组织类似于在黑猩猩等高等灵长目中所能观察到的游群社会（band-level society）”，这可以被视为“社会组织的一种默认设置”。
他继而断言，卢梭指出政治不平等的起源在于农业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狩猎-采集社会（根据福山的说法）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并且几乎没有动机去圈起一块土地并说“这是我的”。他认为这种游群社会是“高度平等主义的”。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则在《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ies?，2012）中提出，这种游群（他认为人类“直至1.1万年前”还在以这种形式生活）由“仅仅数十个人”组成，成员大都存在血缘关系。这些小群体过着相当贫乏的生活，“猎取着一小片森林中可得的无论什么野生动植物”。
据戴蒙德所言，这种小群体的社会生活简单得令人称羡：通过“面对面的讨论”来决策，“几乎没有个人财产”，也“没有正式的政治领袖或高度的经济专业化”。戴蒙德总结称，可悲的是，只有在这样的原始群体中，人类才实现过相当程度的社会平等。
对戴蒙德和福山来说，就像几个世纪之前对卢梭来说一样，无论何时何地，终结这种平等的总是农业的发明以及农业所维持的更高的人口水平。
农业带来了从“游群”到“部落”（tribe）的转变。粮食盈余的积累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使一些“部落”发展成被称为“酋邦”（chiefdom）的等级社会。关于这一进程，福山描绘了一幅酷似《圣经》中离开伊甸园的图景：“随着人类小游群迁至不同的环境并适应下来，他们开始发展新的社会制度，就此退出自然状态。”他们为争夺资源而战。这些社会就像瘦条条的青春期少年，显然是要惹点麻烦的。
是时候成长起来，去任命一些合适的领导者了。等级制开始出现。抵抗是无谓的，因为根据戴蒙德和福山的观点，一旦人类采用了大型、复杂的组织形式，等级制就不可避免。哪怕这些新领导开始作恶多端——榨取农业盈余以擢升其亲信，固化自身地位并世袭罔替，猎取头颅作为战利品，掠夺女奴充填后宫，或是用黑曜石刀挖出敌人的心脏——也没有回头路了。不久之后，酋长们试图说服其他人称自己为“国王”，甚至“皇帝”。正如戴蒙德向我们悉心解释的那样：
这是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不仅对于无政府主义者，也对于任何曾经想过是否有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能取代现状的人。尽管如此，这些观点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它们除了自信满满的语气之外，并没有科学依据。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根本没有理由相信小规模群体里最可能人人平等——或者反过来说，也没有理由相信大规模群体就必须有国王、总统甚至官僚制度。像这样的主张，不过是大量伪装成事实乃至历史规律的偏见而已。
农耕没有“传到”加利福尼亚吗？
就像我们在第五章讨论过的，农耕未能“传到”加利福尼亚并不是有说服力的问题意识。这不过是升级版的传播论旧路径，先界定文化特质（例如翻花绳游戏、乐器、农业等），再追踪其在全球的传播过程，并解释它们没能传到某些地方的原因。事实上，完全有理由相信农耕在传到北美其他地方的同时也已“传到”加利福尼亚，只是（尽管这里有着重视艰苦劳动的工作伦理，也有着能使新事物迅速传播的区域性交换体系）加利福尼亚人就像拒绝奴隶制一样坚决拒绝了农耕。
甚至在美国西南部，在欧洲人到来前的500多年中，当地的大趋势是逐步放弃在有些地方被种植了数千年之久的玉米和豆类，并回归一种觅食生活。要说起来，这段时期加利福尼亚人才是传播的主力，从加利福尼亚东部来的人群把新的觅食技术带到了远至犹他州和怀俄明州的地方，并取代了所到之处先前的农业族群。待西班牙人抵达美国西南部时，曾经主宰这片区域的普韦布洛社会已经沦为零星孤立的农民小群体，被狩猎—采集者团团包围。
社会规模扩大，就必需自上而下的管理才能运转吗？
这种理论简单假设，一旦社会规模扩大，则如罗宾·邓巴所说，大家就需要“首领来引导，警察来确保社会规则的贯彻执行”；或者如贾雷德·戴蒙德所言，“庞大人口如果没有领导做出决策，没有管理人员贯彻决策，没有官僚执行决策和法律，就无法运转”。换言之，若想生活在大规模社会中，就必须有主权者和行政管理机构。为了实现这样的生活，终究需要某种对强制性暴力的垄断（再次说明，是指用武器威慑所有人的能力），这多少被视作理所当然。这一整套过程造就了官僚制国家，而相应地，书写系统总被认为是在这种冷冰冰的官僚制国家的运作中发展出来的。
02
挑战新卢梭主义者，
尤瓦尔·赫拉利
野蛮人一定是天真又愚蠢吗？
卢梭的遗产中真正隐藏的危险因素，与其说是“高贵的野蛮人”的讲法，不如说是“愚蠢的野蛮人”的想法。我们或许已经克服了，或至少自认克服了大多数19世纪欧洲人堂而皇之的种族主义，但是再成熟的当代思想家也常常认为狩猎-采集者“游群”更像黑猩猩或狒狒，而不是任何他们可能见到的人。
*引文来自《人类简史》英文版，英文版与中文版部分文字有细节差异
对农作物而言，驯化意味着栽培的植物失去了能够野外繁殖的性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不借助人类的情况下散播种子的能力。以小麦来说，生长在茎秆上的种子包裹在俗称小穗的那些流线型小颖果内。当野生小麦成熟时，小穗和茎秆的连接处（被称为叶轴的部分）就会碎裂。小穗脱离束缚，散落在地。它们带刺的尖端扎入土壤，其深度足以使至少一部分种子存活和生长（另一端则向上戳出，刚毛般的麦芒能够抵御鸟类、啮齿动物和食草动物）。
而在驯化品种中，这些生存技能都消失了。一种基因突变关闭了种子自发传播的机制，使小麦从强悍的野外求生者转变为无助的依赖者。叶轴变成了一个附着点，无法与其母株分离。小穗不会四散开去闯荡大千世界，而是牢牢固着在茎秆的顶部（麦穗），一直持留在此，直到有人来收割它们，或者直到它们腐烂或被动物吃掉。那么，作物的这些遗传和行为变化是如何产生的？这个过程用了多长的时间？人类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才使之成为可能？历史学家们有时喜欢把这个问题翻转过来。他们提醒我们，正如人类驯化小麦一样，小麦也驯化了人类。
尤瓦尔·赫拉利在这一点上振振有词，请我们“从小麦的角度思考一下农业革命”。他指出，1万年前，小麦不过是野草的一种，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但是短短几千年内，它就遍布了地球的大部分区域。这是如何发生的？赫拉利认为，答案是小麦通过操控利用智人取得了这种优势地位。他写道：“这种猿类（智人）直到大约1万年前都过着颇为舒适的狩猎和采集生活，但后来则开始在种植小麦方面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如果小麦不喜欢石头，人就得把田里的石头清理干净；如果小麦不愿与其他植物共享空间，人就必须顶着大太阳辛苦除草；如果小麦渴了，人就不得不把水从一地运到另一地；不一而足。
这番雄辩似乎无以反驳。但首先我们得接受这一前提，即“从小麦的角度”来看整个过程的确是有意义的。仔细想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人类是大脑非常发达且智能的灵长目，而小麦呢……是一种草（禾本科）。当然，确实有一些非人类物种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我驯化，包括家鼠和麻雀，很可能还有狗，这些碰巧都出现在中东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村庄中。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从长线来看，我们的物种成了自己农作物的奴隶：小麦、稻、谷子和玉米养活了世界，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它们的现代生活。
但是，为了理解新石器时代农耕的开端，我们肯定需要尝试从旧石器时代的角度来看待它，而不是从现在的角度，更不是从什么假想的布尔乔亚猿人的角度。当然，这太难做到了，可除此之外的选择就是退回神话制造：将过去作为一个“如此这般”故事（just-so story）来复述，显得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不可避免或预先注定的。我们认为，赫拉利的复述之所以引人入胜，不是因为它基于任何证据，而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听过它无数遍了，只不过换了一帮角色而已。事实上，这是我们许多人打小听起的故事。我们又一次回到了伊甸园。只是现在，骗人类偷食知识禁果的不是狡猾的蛇，而是果实本身（也就是谷物）。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了。人类原本过着“颇为舒适的生活”，靠大自然的馈赠为生，可后来我们犯了致命的错误。我们禁不住诱惑，憧憬过上更轻松的生活——盈余和奢侈的神一般的生活——为此我们只有去破坏和谐的自然状态，从而不知不觉地将自己变为奴隶。
如果我们抛开这个寓言，考虑一下植物学家、遗传学家和考古学家在过去几十年的发现，那会怎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人员一直在积累来自中东史前遗址的统计证据，由此分析谷粒大小和耕地杂草群落占比随时间发生的变化。现在的样本量已达数万之多。分析显示，在该地区的某些地方，如叙利亚北部，对野生谷物的耕作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0年。然而还是在这些地区，作物驯化的生物过程（包括叶轴由脆变硬的关键转变）直到将近公元前7000年才完成，大约花费了实际所需时间的10倍之久，也就是说，如果人类真的只是误打误撞地参与进来，全程被作物的变化牵着鼻子走的话，整个过程只需大约300年就能完成。我们要清楚：这可是3000年的人类历史，长到很难算作一场“农业革命”，甚至很难被视为通往农业之路上的某种过渡状态。
对带着柏拉图式偏见的我们来说，这一切看似是漫长而不必要的延迟，但很显然，这并不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所体验到的。我们需要把这3000年本身当作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去理解。这个阶段的标志是觅食者们不断地选择又放弃耕作——如我们所见，（以柏拉图可能瞧不上的方式）把玩农耕的种种可能性没什么特殊或反常的。但他们的选择绝非出于作物或畜群需求的驱使。只要不太繁重，耕作不过是早期定居社群的众多环境管理方式之一。区分野生的和驯化的植物种群对他们来说未必是什么头等大事，哪怕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很重要。
仔细想想，这种思路完全讲得通。耕作驯化谷物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这一点太平洋沿岸的“丰裕”觅食者就深有体会。严肃的农耕意味着一丝不苟的土壤维护和杂草清理，也意味着收获后的脱粒和扬谷工作。所有这些活动都妨碍了狩猎、采集野生食物、制作工艺品、结婚以及其他一大堆事情，更别提讲故事、赌博、旅行和组织化装舞会了。事实上，为了平衡膳食需求和劳动成本，早期耕种者甚至可能战略性地选择了妨碍那些标志着植物驯化发端的形态学变化。
我们这个物种结结实实地泥足深陷了？
“
呼吁一种崭新的
人类历史书写
”
《人类新史》
思索人类社会的命运时，我们总会借助大历史的广角镜头。可耳熟能详，甚至被默认为公理的人类发展叙事——从人人平等的狩猎采集小游群到现代民族国家，历经“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国家起源”等关键节点——真的反映了事实吗？《人类新史》向我们揭示出，这或许只是一个现代版本的起源神话。
两位作者追本溯源，发现上述理论其实源自18世纪美洲原住民对欧洲殖民者的批判，以及欧洲人做出的保守反击。随后，作者们综合考古学和人类学等领域近年来涌现的突破性成果，展示了人类实际上有过怎样多元和流动的社会组织形态，历史的道路又有过多少分岔与并行。重新理解人类的过去，重新发现人类本就拥有的其他可能性，或许也能赋予我们新的思想资源，去想象一个更具希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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