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彭德怀和林彪，毛主席都曾有过高度的赞誉。对彭德怀，毛主席曾有诗赞曰：“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对林彪，毛主席曾在延安抗大演说中道：“全国只要有500个林彪，就能打败日本”。
可以说，这两次的称赞是对彭德怀和林彪最大的重视与爱惜，而且在实际的战争年代，毛主席也在最大化的发挥着彭德怀与林彪的作用。
从井冈山会师之后，彭德怀与林彪就一直担任着中央红军最主力部队的指挥官。1930年，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共同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这也是中央红军的绝对主力部队，而彭德怀与林彪则分别担任了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红军长征后，为了保卫中央的安全撤离，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在前面开路，彭德怀则率领红三军团负责殿后。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一前一后，拱卫着中央纵队，当时彭德怀将红一、红三军团比作两个轿夫，“抬起中央纵队这顶轿子”，而这也是中央对彭德怀与林彪最大也是最绝对的信任！黄克诚也曾说过：“红军时期，毛主席手下有三位战将，彭德怀、林彪、黄功略”，随着黄功略的牺牲，毛主席最重用的爱将似乎就只有彭德怀和林彪了。
不过，不管是彭德怀还是林彪，他们都曾对毛主席也有过违拗之时、之事。
然而从毛主席的态度中我们不难看出，毛主席对林彪要更温和一些，甚至在很多人看来也是更信任一些。
曾有学者如此总结，“毛主席与林彪共事长达43年，新中国成立前与后几乎各占一半，林彪在毛主席那里，除开最后的两年，从来都是有分量、有地位、有影响，受信任、受爱护、受倚重的”。
或许从历史的发展中我们能够看到，似乎林彪对毛主席更顺从一些，而彭德怀秉性比较执拗，就像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所说的那样，“毛主席整彭德怀，主要是彭不附和他，不好使用，不像林彪，真的假的会附和他”。
或许“附和”这两个字有些不妥，但结合林彪自庐山会议自后的所作所为也不难体会到刘英的总结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
事实上，毛主席也曾在庐山会议期间当面对彭德怀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合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当然了，毛主席此时说的这番话其实是有一定的气话掺杂的，毕竟从井冈山时期，毛主席与彭德怀的亲密合作是有目共睹的，只不过在彭德怀心中，凡是牵扯到原则问题或者本质问题的，他并不会一味的选择同意或者支持，而是一定会提出质疑，这或许就是彭德怀耿直的性格所决定的吧。
其实，无论是在井冈山还是长征路上，亦或者是到达陕北之后，林彪对毛主席也从来不都是唯命是从，犹疑、动摇甚至质疑、反对也都有过表现。
像会理会议前夕，林彪对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四渡赤水”等战略行动表示不满，他曾给军委写信，给彭德怀打电话，同时也私下流露出想要更换毛主席军事指挥权的想法，提出毛主席、周总理、朱德“随军行动”，由彭德怀接掌全军指挥权，带领红军冲出重围，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当时，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曾向中央写过一封信，信中反映红三军团一些人对当时的那种“兜圈子”走法有不少埋怨情绪，毛主席看到这封信后便自然而然的认定这种不满情绪的根子（包括林彪的不满）就是红三军团长彭德怀。
于是，在1935年5月12日召开的会理会议上，毛主席便向彭德怀发难：“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是在困难面前动摇，是右倾。林彪给中央写信，是你鼓动起来的......三军团对作战方针有埋怨情绪，你向中央隐瞒，少奇向中央反映，你不签字”。
就这样，在会理会议上，对林彪给军委写信并不知情的彭德怀成为被批评的焦点。本来是林彪写信挑起事端，也是他力推彭德怀取毛主席而代之，只是那时毛主席对林彪欣赏有加，加之林彪当时还很年轻，毛主席总认为林彪还是个“娃子”，打仗很在行，需要一些时间加以磨炼，所以毛主席不仅没有过多追究，反而认为林彪的这些举动都是受了彭德怀的'蛊惑’，由此毛主席对彭德怀产生了一些误解。
会理会议前后的这次误解，毛主席一直耿耿于怀，从1935年到1959年这24年间，彭德怀曾回忆：“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向主席去申明此事”，对于这件事，毛主席忘不掉，而彭德怀又不愿解释，于是两人的关系便从此一直磕磕绊绊，两人也一直没能找个机会开诚布公的谈一谈。
1952年彭德怀从朝鲜回国主持军委工作并担任国防部长的时候，他本来是不太想担任国防部长这个职务的，并且他曾在几个场合向毛主席表达过想要辞去该职的想法，但均被毛主席拒绝。甚至毛主席对彭德怀一而再地请辞产生了另一个误解，认为这是彭德怀对自己不满造成的，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两人之间的隔阂。
事实上，时间久了，彭德怀刚直的性格，与毛主席的行事风格一定会撞出火花的。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在谈到老搭档彭德怀的个性时曾说，“彭德怀个性刚烈，处事不苟且、不屈从，做事不矫饰、不阿谀”。
1935年会理会议，是党内第一次公开范围的批评彭德怀；1945年延安整风时，于党的七大前后召开华北座谈会，这是第二次集中批评彭德怀。在这次座谈会和1955年3月下旬全国党代表会议以及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彭德怀都一再做了检讨。
成都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提出军队落后于地方，表达了对军队工作的不满，说：“工农兵学商，农业先解放，其次是工业，商业也已解放，没有解放的是军队和教育界”，会上，彭德怀有一个自我检讨提纲，说自己与毛主席的认识，不是同床异梦，也不是一见如故，而是在两者之间，这似乎也是他不满情绪的宣泄吧。
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毛主席又突然指责彭德怀，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从这一系列的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从1935年以后的20多年来，彭德怀几乎就是“检讨”过来的。而从毛主席对彭德怀的埋怨中也不难总结，他对彭德怀的检讨也从来是不认可的（毛主席曾对师哲讲彭德怀承认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
由此可见，毛主席与彭德怀之间的误解在一定程度上是难以消弭的，而彭德怀之所以能够一次次的艰难过关，无非在于他强大的军事指挥能力和党性的坚守。
而与彭德怀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林彪，虽然林彪也曾几次违背过毛主席的意愿，甚至也曾与毛主席发生过争论，但毛主席却总是更加的中意林彪，或许在毛主席心目中，一个年轻的林彪更加具备可塑化条件，经过时间的洗礼，他总能按照自己心中的设想成长，可事实真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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