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晚期，大洋航运联系欧亚，西方以美洲白银购买东亚产品，开启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序幕。当时中国东南受惠于这一变化，大为繁荣。清代的商业活动，在明代基础上继长增高，蔚为传统中国历史上商业最为发达的时期，堪与西欧高涨的重商主义情况相比。
清代的商业活动，分别见于国内市场及国际市场。先论国内市场的扩大及复杂。明代中国引入了外来农作物：玉米、番薯、洋芋、花生……使过去无法种植稻、麦的山坡与河地，都能种植这些作物，因此清代人口大量移向西南山地、内陆的丘陵与河地。清代人口急剧增加，当与这一因素有关。其他因素，已见于本章第二节。
人口多了，消费生产均随之增加，则经济体也就扩大了。清代盐产收入，列为国家重要岁入项目，一则因为田赋之外，政府收入项目不多；二则在食用上，人人非盐不可。人口增加，盐的消费随之增加，盐课因此成为极为可观的数字。由盐课收入的不断增加，即可反映清代经济体之扩大。
清代绥抚蒙、藏，消弭中国历代北方边患，西北两方边疆民族与中原腹地化敌为友，其市场需求依赖中国本部。在西南山区，汉人移民移入交通路线两旁的土地，也深入林箐、开拓土宇。汉人在新地区落地生根，当地的土著也跟着汉化，其生活方式渐渐改变，生活必需品往往仰给汉人的产业。台湾一岛，地方不大，自康熙朝以来吸纳了地狭人多的闽粤人口。凡此，西北两边、西南山地和台湾，均是中国经济体涵盖地区的新增部分。东北地广人稀，为满人故居，清廷禁止汉人进入，但是满洲王公贵族必须招徕劳力，在其领有的田庄上耕作放牧，以维持其贵族生活。东北于清代中国经济总量上，未必占重要地位，但在清代中叶以后，关内劳力由华北，尤其山东半岛，纷纷移入，东北的重要性终于渐渐凸显。
明代海疆的纷扰，自清廷取台以后，逐渐平息。清朝水师努力扫荡海上武装集团，蔡牵当是清代最后一支海上势力。自乾隆以下，东南海疆平靖无波，这一形势有助于沿海运道畅通。在陆路方面，蒙古与内陆交通安全，而且蒙古草原区南北方向的道路崎岖，东西方向则平坦，在蒙疆由东往西，遂成贸易大道，其重要性不减于传统出河西四郡进入天山南北路的汉唐丝道。西南山地由于汉人移民日多，尤以清廷改土归流的政策，城镇渐多，沿交通干道又开辟了许多支道，深入西南腹地，西南贸易也为之方便安全。凡此，海陆诸处国内区间的交通路线开通，当然也有利于商货贸迁。
兹以棉布为例，可觇见国内市场的流通。清代棉纺织品，是国内市场的重要商品。百姓日常衣着均以棉织品为主，其销售量极大。中国棉产地，以北方平原为多，但是纺纱、织布又因南方气候潮湿，较之北方的干燥，更宜纺织过程中纤维的延伸。于是，棉花由北南运，纺织成品由南方向全国各处销售，遂成为国内贸易的重要项目（山东也有纺织业，产量仍远逊于南方）。江南虽为食米的重要产地，但纺织业吸收了大量劳力，人口众多，以致当地粮食竟不够支应市场，还须由两湖运米接济民食。于是，长江中游运米东下，又成为国内贸易的另一重要项目。
国际贸易方面，海路的输入品是大量白银。白银既是贵金属，也是中国市场的高额货币。美洲产银，流入中国的数量，十居其六。长期顺差，中国累积的白银使通货充沛，当然刺激了市场活动，扩大了经济体的积量。白银是高额货币，日用不便，中国市场须以铜币为日常流通货币。日本产铜，虽在德川当政时，幕府已实行锁国政策，但是中国的特许商船仍每年从日本进口一百五十万铜斤，作为铸造货币之用。从这一数字，已可觇见中国市场扩大的幅度与速度。
清代经济体的扩大，因素甚多：人口增加、农业生产面积增加；城镇市场增多，尤其过去市场活动不够活跃地区，有较为密集的市镇；交通路线的开通与加密，则是资源流动速度与密集度的增加。以上三者，均使清代国内市场有延续二百年的成长。
清代国际贸易也较之明代更为活泼。北方陆路的国际贸易，如上文已述，蒙疆安堵，与内陆整合为一。汉地货物，如茶砖及纺织品，在输入蒙古之后，又可沿北方草原的道路，运往俄国，再经过俄国转运到东欧与中欧的市场。康熙时，清廷与俄国订立的正式条约都列有贸易条款，而且指定恰克图买卖城等处为中俄交易口岸。这条东方与西方通道上的商货，如以驼队为单位，动辄以“千峰”计算，贸易数量颇为可观。中国的茶，进入欧洲，有cha与tea两个发音，前者即北路输入欧洲的茶。
海路对外贸易，清廷规定以广州为主要口岸，虽然宁波等处也是开埠的口岸，但清廷并不愿意外商进入。清廷的这一态度，在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及其前后中英交涉均坚定不移。清廷所持的理由是便于管理“外夷”，其实重要的因素当在广东的“公行”，亦即独占国际贸易的若干商行，因为它们与清廷内务府的“皇商”有密切关系，不愿放弃这一利润丰厚的特权。经由海道来华的外商，先是西、葡、荷兰，但后来的英国逐渐掌握优势。英商贸易，除了传统丝绸、瓷器之外，尤以茶叶为大宗，不仅运往欧洲市场，更开辟了美洲殖民地的市场。美国独立运动的第一桩事件，即革命者在波士顿港口将英商从中国运来的茶叶倾倒入海。西方称茶为“tea”，则是闻“茶”音学的发音，反映了南方海路贸易的历史。
海路运送瓷器，较之陆路长途跋涉，虽有波涛之险，但船只运送数量大，而且只要包装得宜，也较少破碎的损失。因此，海运货物中，瓷器仍是大宗。广州出口的瓷器，除了江西、浙江名窑产品，另有广东与福建专为出口烧制的瓷器。广州还有专为外销欧洲市场、在瓷坯绘制欧风图像的“贸易瓷”。那些绘制贸易瓷的画师来自欧洲，欧洲绘画艺术竟因此传留在广东，开启了后来广东的艺术特色！
以上所述，为国内外市场活动中，最为荦荦可见的项目。国内市场大了，地区性的特产在需求增加时，当地必会专注投入生产这些特产，于是有些产品的地区性分工，又会导致区间贸易的兴盛。以一项特产为例：山西产铜又产醋，置铜片于醋中，很快即有铜绿，再刮取铜绿作为颜料。山西商人并因此向四川采购锰铁化合物，生产红色颜料，发展出颜料供销的独控事业！最有名的即晋商颜料商号“西裕成”累积资本，最终转化为山西著名票号“日升昌”的故事！
清代商业的兴盛，可以由所谓十大商帮的发达觇之。十大商帮中，尤以晋、徽两帮势力最雄厚。兹以这两帮发展经过为例，叙述清代商业活动的特色。
晋商主要经商路线图
徽商主要经商路线图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水苦地旱，为群山围绕，又因不在道路网上，交通不便，因此也缺乏贸易之利。晋帮居然能成商业大帮，主要是它在山西省外各地的事业。晋帮之兴，当远溯明代，明廷为了供应九边军粮，创“开中”制度，以“盐引”（贩盐许可证）为报酬，招募商户运粮边塞，供应戍军。山西北边为九边的大同镇、宣府镇，西边为山西镇、榆林镇，都不遥远。晋商遂在长城下租田耕种粮食，就地缴纳军粮，省了运费，赚了盐引的厚利。晋商以此为资本，运送食盐、茶砖，在蒙边销售，再以皮革、毛货及牲口为回头货，销售内陆。于是，晋商足迹遍及北边各处。
清人崛起，努尔哈赤的军需民用，颇赖晋商从内陆运输接济。清人入关，范姓等八家晋商取得皇商身份，纵横蒙古商道。蒙古与汉地之间，不再有战争，商道上出现许多市镇，其中诸般行业，大至茶马买卖，小至客栈面店，均由晋商经营。蒙古王公贵族及小民百姓的日用品，也全由晋商从内陆贩运供应。晋人从商者，尤以平遥、太谷、祁县三处为多，呼朋引伴，奔走四方。晋商富户之财产白银，竟足以在清廷喀部、准部诸战后，为清廷支援军资。嘉道以后，晋商发展票号，先是以汇兑业调节各地资金多寡有无，也博取各地的白银、铜钱之间的比率差额，继而放贷有利润的买卖，博取盈余。至咸丰以后，国家多事，晋商又以接济官府取得代理省库、国库的特权。在清代末叶，晋商票号，已俨然掌握当时金融业的大部分，存放数字各有白银数千万两之巨。
徽帮起于皖南。皖南山多田少，群山围绕不断，有“八分山，一分茶，一分田”之称。该地居民也如晋商一样，必须外出经商。明代徽商经营无所不包，甚至明中叶海寇之乱，其肇端竟是徽商投资海商的活动！安徽多山，但是上通长江，下通浙江，一出皖南群山，便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清代徽帮，最发迹的行业是盐业，扬州的大盐商以皖人为主。徽帮以其同乡网络，互相支援，在长江上下游，由四川到江南，经营之行业，其实多元多样。徽商汪道昆的《太函集》中，即可觇见他们网络之广大。徽商另一著名的行业是当铺，当铺业务是典押借贷，其实也是操弄资金的金融机构。
区间贸易，以有易无，腾挪款项，必须有信用及网络。皖人居积丰厚，与北方晋帮南北相应，各有天地。两个商帮，都由于故乡田地有限，不得不外出谋生。它们的特色，都在灵活的多元经营，也均依靠同乡乡谊连成资金融通与消息流转的网络。而两者又皆涉足于最有厚利的盐业，终于各自发展了金融业务的票号与当铺。两大商帮的发展史，反映中国清代中叶蓬勃的经济。它们在清末的衰败，也代表着中国传统经济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