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古稀之年，于初中同学聚会之际，定格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背景中那一坡石梯坎，似乎在默默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亦似在暗示着未来的路途虽长且艰。七十岁后的人生，是否步履维艰？这未知的旅程，唯有时间能揭晓答案。然而，面对生命的无常与时代的变迁，我们唯有敬生命、敬时代，勇敢地继续前行，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这不仅是对过往岁月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生活的期许与承诺。
一题记
这是陈家姊妹最早的一张合影，拍摄于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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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中，总有些时光让人难以忘怀，既有艰辛，也有快乐，既有幸福，也有苦难。而在我最为宝贵的少年岁月，正值求学的关键时刻，却遭遇了一场“特殊的年代”。那段岁月，将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少年时光，将我们最该勤奋学习的黄金时期，荒废在了“阶级斗争”的漩涡之中，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的痛楚与遗憾！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随之而来的是学校的停课，学生们被要求投身于所谓的革命活动。全国的大专院校及部分大中城市的中小学纷纷停课，停课闹革命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我所在的重庆市江北区石门小学也不例外，校园内一片混乱。
在这一时期，学生和教师被迫中断学业，参与各种政治运动和批判活动，学校的工作陷入了全面瘫痪的状态。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现象。彼时的我，年仅十二岁，对这场运动懵懂无知，只是随波逐流地加入了学校组织的红小兵队伍，跟随年纪较大的同学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那时，只要戴上红卫兵或红小兵的袖标，乘坐公共交通便可免费，我们这些小学生常常乘坐公交车去散发传单，前往市委大门口领取浆糊来张贴标语，做这些事情只觉得有趣，并无明确的政治目的，但热情高涨，甚至有时晚上还会回到学校印刷传单，参与批判老师、校长的批斗会。然而，在我们年幼的心灵中，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却始终未能明了。
和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邓其伟合影，这张照片应该拍摄于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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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小兵的活动并未持续太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串联、派系斗争、武斗相继爆发，我们这些小学生无力参与这些“革命活动”，只能待在家里虚度光阴。在没有书读的日子里，我们这批小学生感到迷茫。那时，我居住在重庆江北区石门新民村，周围有十几名同龄伙伴，失去了读书学习的机会，大家只能无聊地待在家里，除了帮助父母做些家务，还时常聚在一起玩耍。我们玩得最多的游戏是“滚铁环”、“抽螺驼”、“跳房”、“跳绳”等，这些游戏的道具都是自制的，虽然简陋，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已经足以让我们心满意足，乐此不疲。这些游戏成为了我们那一代孩子的独特精神寄托，因为在那个时代，除了这些，似乎也没有其他可供消遣的娱乐活动了。
“文革”开始后不久，大规模的派系斗争和武斗接踵而至，重庆出现了“八一五”和“反到底”两大派系。双方都认为自己是革命派，对方则是保皇派，起初是口舌之争，随后演变为使用“钢钎”相互攻击，导致了许多流血事件的发生。紧接着，武斗升级，双方开始使用“枪械”相互攻击，重庆发生了多起著名的“枪战”事件，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我们这批年龄较小的孩子没有参与其中，只能躲在家里，连门都不敢出。然而，关于武斗的消息和场景，我们却听闻了许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24年4月28日拍于湘西张家界风景区，时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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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是“反到底”派的势力范围，而嘉陵江对岸的沙坪坝区则由“八一五”派掌控。两派在各自区域内的制高点建立了阵地，架设了高射机枪和迫击炮。那段时间，每天夜晚都会爆发战斗，枪声、炮声持续到深夜才停息。为了躲避子弹，父亲将家中的棉被全部堆放在床脚，我们一家人蜷缩在床角，希望床下的棉被能够阻挡子弹。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感到不安，父亲又安排我们在工厂的一个装冰块的池子里过夜，以躲避武斗带来的危险。幸运的是，两派交战期间，子弹和炮弹并未击中我们的住所，我们都幸运地避开了这场灾难。
然而，一次意外事件却让我的邻居们惊恐不已。那是在大规模武斗结束后不久，我们住家右下方斜对面的重庆织造厂工业校的“反到底”派武斗人员，不慎用半自动步枪朝我们住家的方向开了一枪。我们住家位于新民村的最高点，由两排平房组成。那颗子弹首先穿透了第一排房子左侧第一家走廊围墙上的洗脸盆，接着又击穿了第二排平房第一家的墙壁，最终在第二家与第三家之间的墙壁上停下。我家住在第四家，平房的墙壁由竹编夹壁制成，极易被击穿。听到枪声后，两排房子的居民纷纷跑出来查看，眼前的景象让大家惊恐万分。幸运的是，子弹穿过的路线无人经过，未造成任何伤亡。居民们将被击穿的洗脸盆送到工厂的“反到底”派组织，要求他们今后不要再随意开枪。然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样的交涉往往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无法追究责任。
2024年4月19日拍摄于甘肃天水市麦积山石窟，时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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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书读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度过，那时我大姐已经下乡到丰都县培观公社当知青。1968年春节后，父母见我整日无所事事，便让我跟随大姐到她插队的地方去游玩一段时间。即将满十四岁的我从未出过远门，对此充满期待。那个年代，前往丰都只能乘船，船的名字在记忆中似乎是“东方红”号。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这艘船已经算是相当大的了，与平时乘坐的嘉陵江过河轮渡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上世纪60年代的重庆，交通条件极为不便，前往朝天门码头乘船必须提前买好票，且要在公交车收班前赶到长航局候船。否则，便会错过船期。记得那次去丰都，还有一位与大姐同队的潘姓女知青同行。我们提前一天下午便抵达了朝天门码头的长江航运局大楼，为了节省开支，没有选择住宿旅店，而是直接在长航大楼的售票厅过夜。售票厅内挤满了等待乘船的人，各色各样的面孔汇聚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各种气味，这或许就是那个时代的独特风景。尽管环境不佳，但我内心依旧激动不已，渴望一睹山区农村的面貌，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幻想。
在长航售票厅熬过一夜后，我们如愿登上了“东方红”号客轮，当天下午抵达丰都县城，住进旅店时天色已晚。当时的丰都县城并未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许是年岁尚小，未曾刻意观察。第二天一早，我们乘坐班车前往培观公社，经过漫长的车程，大约在中午时分抵达。在公社用餐并稍作休息后，我们带着行李向大姐插队的生产队出发，徒步走了近二十公里的山路，傍晚时分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2024年4月22日拍摄于延安枣园，时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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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插队的地方位于一条四面环山的山沟里，四周被松树和柏树环绕，中间是一片水稻田，田里蓄满了水，当地人称之为冬水田，意指田里终年有水，不会干涸，还可以养鱼。这里呈现出一派古朴、原始的风貌。大山里的住房多为土墙小瓦顶的土木结构，门厅用大块的长条青石制成，也有用青石砌成墙体的小瓦顶石木结构房屋。
大姐她们三位女知青合住一间土墙房，房间不大，只能容纳三张小床和一些简单的家具。那个年代，只要有住的地方，能吃饱饭就已经心满意足，没有更高的奢求。大姐所在的生产队除了她们三位女知青外，还有两位男知青，一位姓郝，另一位叫汪奇生，多年后他成了我的姐夫。我常去男知青那里玩耍，得知他们为了填饱肚子，有时也会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比如到农民自留地摘点蔬菜、用鱼钩钓鸡等。不过，他们会特意选择远离本生产队的地方行动，以免影响声誉。
大山里的农民非常淳朴好客，对知青们十分关照，大姐在这里生活了八年，从未遇到过恶意刁难的人。我在那里逗留了几个月，也曾多次受邀到农民家中做客。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红薯烘饭。制作方法是先将大米在开水中煮一会儿，捞出沥干，然后将红薯放入铁锅中，再将沥干的米饭铺在红薯上，加入适量的水，用柴火慢慢将水烧干，最后熄灭柴火，利用柴灶的余热将水分烘干。此时，红薯中的糖分会渗出，搭配当年的新米，饭香扑鼻，红薯甜美可口，即使没有菜肴也能吃下几碗。丰都大山里的“红薯烘饭”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段经历恐怕会伴随我一生，成为我年少时最难忘的一次体验，也是我对知青生活最早的感悟。
未完待续，恭请阅读下一章《新三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