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曲阜学堂

       晚清中央政府废停科举后， 朝野双方皆有保存国粹的办学努力， 有全国性的规模及长久影响。 光绪三十年① 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倡办存古学堂， 大体可说是上述诸多努力的发端， 后更被中央政府确立为 “新教育” 体系中保存国粹的主要形式。 唯当时尚有不少未冠以 “存古” 之名、 与存古学堂不无关联又明显有别的保存国粹学堂， 山东的情形即相当典型： 除山东存古学堂外， 既有士绅拟办 “粹化学堂” 的提案， 也有巡抚倡办 “国文学堂” 的努力， 还有中央政府自 上而下推动的 “曲阜学堂”，相当值得作较深入而具体的考察。

但自 民初以降， 相关情形在学术界基本处于“失语” 状态， 少数提及者也多将其与存古学堂一并视作当时 “新教育” 的对立面。② 近年来已有所改变。 尤其宋恕拟办 “粹化学堂” 的理念和取向得到学界较多关注。③ 部分学人在考察清末文庙祀典的变动时， 也述及兴设曲阜学堂的相关面相。 段志强注意到梁鼎芬奏设曲阜学堂与稍后御史赵启霖奏请将王夫之、 黄宗羲、 顾炎武从祀孔庙的关联。④

李俊领认为梁鼎芬奏设曲阜学堂， “相对于批判专制的时代潮流而言”， “颇显不合时宜”。⑤ 但整体看， 专门的研究仍有较宽广的空间。 尤其是山东国文学堂， 几乎完全没有进入学人的视野， 而曲阜学堂的相关史实也明显缺乏必要的梳理和重建。 本文拟以相关档案、 当时报刊及时人文集为据， 初步考察山东国文学堂的办学思路和取向， 以及曲阜学堂的兴办进程， 侧重其与存古学堂相关和相异的面相。 全文以钩摭史料、 重构史事为主， 希望能增进对清季 “新教育” 中保存国粹努力的全面理解， 并为进一步认识清季士人的思想冲突和观念竞争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一、 “国 文” 即 “国 粹” ： 杨士骧的“存古” 取向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九日， 山东学务处议员宋恕禀请山东巡抚杨士骧奏设 “粹化学堂”， “招英俊之书生， 施特别之教育。 以博览方闻为日课， 融国粹、 欧化于一炉， 专造异材， 以备大用”。⑥ 据宋氏自述， 此举得杨氏 “手批暨面谕嘉奖”。⑦ 唯杨士骧大约同年底札饬兴建的却是 “国文学堂”。在杨氏看来， 当时的情势已是 “俗论纷披， 迄莫能止”。⑧ 为 “剀切申明” 该校办学宗旨， 则 “不得不辩” 诸 “俗论” 之非。 首先是有关 “国文止中学之一端， 不足概学术之全” 的时人言说。 杨氏认*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清季民初的保存国粹办学努力—— — 以存古学堂为中心的考察”（12FZS009）、 中 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SKGT201204） 系列成果之一。

为 “国文” 一词， “有广、 狭二义。 如与经学、 史学并列， 则 ‘国文’ 专指 ‘文词’ 一事而言， 此国文之狭义也； 若第言 ‘国文’ ， 则即是 ‘国粹’ 之义。 凡经学、 史学、 义理、 考据、 词章， 莫不包括于 ‘国文’ 之中。 盖所谓 ‘文’ 者， 犹言 ‘文明’之 ‘文’ ， 非但 ‘文字’ 之 ‘文’ 也。 若以科目 之一端视之， 则所失多矣”。

实际上， 杨士骧在饬设该校的札文开篇即指出， 文字 “实为一切学问之根源。 数千年来圣哲传授之菁华， 莫不具存于文学之中。 无论经史传记、诸子百家， 以及汉唐笺疏、 宋明性理， 要皆藉文字以传。 苟不讲求文学， 则载籍精微， 无由窥见。 故宣圣生平尝以斯文自 任。 盖文所以载道， 皮之不存， 毛将安传”？ 该校径以 “国文” 为名， 正是最大限度地彰显对 “国文” 的工具学科性质和基础地位的看重和强调 （当然， 不用 “存古” 之名， 可能还有与存古学堂相区别之意， 详后） ， 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清季语言文字地位的提升以及 “国文” 一词指谓的广泛。

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宋恕拟订粹化学堂办法，是将 “文词” 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 他认为 “文理” 虽为古名词， 但其义一般已专指 “文” 而 “几忘 ‘理’ 字， 此其谬乃隋唐以来文词取士之制积重所酿成。 宋、 明诸儒提倡理学， 原欲以理矫文， 故其语录皆不用文词， 与今海外望国之演说录、 讲义录同体。 徒以取士时制皆用文词， 故卒不能革轻理重文之俗”。 既然 “文词取士之弊制” 已废， 若“理解取士之制不兴， 则一线相传之理解将随文词而俱亡矣”。 粹化学堂如 “仍轻理重文， 则何关于调和粹、 化之本意”！ 只是 “愈古之书， 理解愈正，若竟如理学先儒及日本言文一致派泰斗—— — 福泽谕吉氏等之痛摈文词， 则又恐训诂益荒， 古书将无人能读， 于海外望国皆先振古学、 后发新知之进化历史亦不合”。 故粹化学堂考选学员 的首要标准是“理解必宜首重， 而文词亦宜 〔讲求〕”。⑨

宋恕显然亟欲在科举停废后矫正 “轻理重文”之学风。 而杨士骧则将 “通达文理” 视作 “明白事理” 的必由之路。 他在饬设国文学堂的札文中说，学生将来 “立身涉世， 大而国政朝章， 小而往来交际， 何在非文字之为用？ 文理不达， 事理必亦不明， 何由练习才情以供国家之用”？⑩ 这里的 “文理” 既与 “事理” 相对应， 则更多仍指向 “文字”（“文词”） 本身， 而其重心明显落在了 “文字之为用” 上。在杨士骧看来， “国文之为用” 是其异于 “钟鼎尊彝之古物” 的特质， 更是鉴判中学何以为粹的标准。 推重国文并非意在 “崇古”， “非第以为古尝有是而护惜之也。 方今世变无极， 苟其事于生人日用无关， 则今昔异宜， 何暇顾已陈之刍狗？ 昧者视国文之美与钟鼎尊彝之古物同科， 盖于国文之为用， 未之深悉矣”。 此言可与稍早前湖广总督张之洞饬设存古学堂的札文对看。 张氏在札文开篇即指出： “国文者， 本国之文字语言， 历古相传之书籍也。 即间有时势变迁， 不尽适用者， 亦必存而传之， 断不肯听其澌灭。 至本国最为精美擅长之学术、 技能、 礼教、 风尚， 则尤为宝爱护持， 名曰国粹， 专以保存为主”。

显然， 张氏的 “存古” 取向是整体性地保存古学： 无论其是否 “适用”， “断不肯听其澌灭”。 有意思的是， 杨士骧认为当时已无暇顾及的 “已陈之刍狗” —— — “钟鼎尊彝之古物”， 正是张之洞办存古学堂相当注重的 “古学” 分支。实际上， 杨士骧札设国文学堂时已知张之洞倡办存古学堂的努力。

由于材料所限， 杨氏明确反对 “第以为古尝有是而护惜之” 的 “崇古” 作法是否有意针对张氏整体性保存古学的办学取向， 只能阙疑待考。 但说二者形成鲜明对照， 适彰显出杨、 张二人明显异趣的保存国粹思路， 应不为过。

此外， 杨士骧认为时人所谓 “国文是专门之学， 当特别肄习 ” 的观点也不妥当。 在他看来，“国文之为科学， 与历史、 地理、 理化、 算数、 法政、 教育等各科正同。 精之至极， 固当各立专门；而普通知识则人人所不可缺。 且文字较以上诸科关系尤重。 盖文字， 犹语言也。 语言以达俗情， 文字以通奥义。 流俗专用语言， 学士兼须文字， 正如布帛菽粟， 人生必需之物。 专门固所当求， 普通尤为切要。 今所设学堂， 预防斯文废绝之忧， 特谋深造， 即各学堂中亦何在不当以国文为重？ 岂谓举世所不须而特留此硕果之不食哉？ 若以专门等之， 而不习此科者遂可视为无与， 则文学日荒， 人才必有横决之患矣”。

按 “普及” 与 “提高” 孰轻孰重及其相互的关系， 是清季民初士人在试图传承中国传统学术时持续思考的重大问题。 杨士骧在兴办 “特谋深造” 的中学专门学堂时， 显然是将 “普及” 放在比 “提高” 更重要的位置。 类似主张在清季官方保存国粹的办学努力中并不鲜见。 张之洞即极看重与 “救亡大局” 和 “世道人心” 关系更密切的 “普及” 层面， 故 《劝学篇》 以专章详述 “义主救世” 的中学“守约” 之法。

后来奏设存古学堂， 其基于 “国家” 和 “世道” 而希图 “裨益世教” 的 “苦心” 表露无遗， 更强调该校具有为 “新教育” 养成中学师资的功能， 相当注重旨 在 “提高” 的存古学堂对“普及” 层面的推动和影响。

宋恕也注意到， 当时 “海外教育学家” 论教育， “恒分普通、 特别二种。 普通者， 所以造多数之常识， 特别者， 所以造少数之异材。” 二者区别在于 “新利既固其基础， 则但求常识之芸芸， 旧弊犹待于革除， 则尤贵异材之济济。 盖必须少数之异材相与先立其大， 而后彼多数之常识得以各尽其长， 此古今之定例， 中外所同然”。 宋恕认为当时“普通之教育难振， 即由于特别之教育久无； 欧化之罕能调和， 即由于国粹之罕能传习， 故普通诚不可缓办， 而特别尤必须补施”。

宋恕极强调粹化学堂造 “少数之异材” 的 “特别教育” 性质， 与张之洞、 杨士骧等人首重 “普及”、 兼顾 “提高” 的办学取向不同。实际上， 杨士骧申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更多是针对将 “国文” 等同于 “专门之学”， 而 “不习此科者遂可视为无与” 的办学取向。 目 前尚不清楚杨氏具体所指， 但类似的言说确不鲜见， 甚至存在于京官的 “存古” 奏疏中。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 御史赵炳麟即奏请每省设国学专门学堂一所， 而 《奏定高等学堂章程》 中 “凡关于经、 史、 文学三项者， 皆可减少钟点。 俾得悉力于各种科学， 似于中西学业两有裨益”。

 在这里， 设立国学专校的好处之一即是该校以外的非专习国学者可以 “悉力于各种科学”， 压缩 “普通” 层面的中学授受空间从而缓解 “不讲西学则势不行， 兼讲中学则力不给” 这一严重困扰清季 “新教育” 的难题。有意思的是， 促进 “科学” 之发达也是杨士骧办国文学堂的落脚点。 但与赵炳麟不同， 杨氏从“国文” 与 “科学” 的学科关系入手， 明确提出：“国文一道， 即科学之基， 殊途同归， 未有昧乎此而能明乎彼者”。

 这一表述当然是将国文视作科学的基础。 而言下之意， 讲求科学也即研习国文的目标所向、 旨趣所在， 大体类似国粹学派大约同时提出的先强化 “主观” 以接受 “客观” 的主张， 明显较张之洞办存古学堂更开放和前瞻。

不仅如此， 杨士骧更强调 “东西各国之新学”本身即是兴办国文学堂应有之义。 他认为， “学有何界限？ 文亦有何界限？ 道惟其是， 安有新旧之可言”？ 岂可 “守拘墟之见， 姝姝然悦已而自 足哉？惟学业至繁， 固非一端所能尽。 今既设国文学堂，自当以中国国学为主。 余如东西洋政治、 教育、 法律、 理财、 交涉等事， 亦应旁通而并及之， 仿外国文科大学、 日本早稻田学堂之例。 惟农工商矿、 格致、 制造之事， 势非文科所能赅备耳。 若专以向日旧学为限而不驰域外之观， 则于时势隔阂矣”。

按将西学作为辅助性的教学内容是清季官方保存国粹办学努力的主流作法。 张之洞即为 7 年制存古学堂开设外国历史、 博物、 理化、 外国政治法律理财、 警察监狱、 农林渔牧、 工商各实业 7 门西学“通习课”， 每学年只开一门， 且每周仅 “讲习一点钟即可”， 意在让学生 “略知世间有此各种切用学问”。

杨士骧进一步区分 “东西各国之新学”， 其具体作法明显有别于张之洞。 他将 “东西洋政治、教育、 法律、 理财、 交涉” 等今日 所谓 “社会科学” 者纳入国文学堂的教学内 容， 其中 “教育”、交涉” 两项是张之洞所拟存古学堂课程中没有的；又以 “农工商矿、 格致、 制造” 等大体接近于今日所谓 “理工科” 者非 “文科所能赅备”， 将其排除在外。 国学研究和教学机构应否添加以及怎样添加西学内容， 其实是自清季以还长期困扰中国学界的另一难题。 杨士骧的上述主张未必是较适宜的解决方案， 但由湖北存古学堂并不成功的办学实践来看，依循西学各分支学科的特点及其与 “古学”的远近亲疏关系， 对其进行较细密地区分， 恐怕是势在必行之路。

整体看， 山东国文学堂是目 前所知最开放而前瞻的清季官方保存国粹办学方案之一。 杨士骧的办学主张相当有特色， 虽然基本关怀在 “存古” 的大方向上与张之洞办存古学堂相近， 但对于 “国粹”的范围及其重心、 保存国粹学堂的西学课程配置等重要问题， 杨氏有明显异于张之洞的认识和作法。

杨士骧是在确知张之洞办存古学堂的情形下饬办国文学堂， 他没有像其它多数省份一样提出 “参仿”湖北存古学堂办理， 反而用 “国文” 替代 “存古”之名， 在着力强调 “国文之为用” 之外， 恐怕也多少隐伏着与存古学堂相区别之意。

另一方面， 山东国文学堂的办学预案与宋恕稍早前拟办的粹化学堂更是在诸多方面迥异其趣。 包括山东国文学堂在内的官方 “存古” 努力大多取首重 “普及”、 兼顾 “提高” 的办学方针， 力图有针对性地补救当时 “新教育” 出现的中学课程缺失之弊， 不同程度和方式地兼顾西学以达到开放性地保存国粹之目 的。 相对而言， 宋恕的办学方案更精于学理的论证与推演， 将国粹与欧化视作基本对等的主体并力主调和之， 注重导扬学风， 强调 “专造异材” 的 “特别之教育”， 甚至力图在该校试验西式“三权分立” 的政治建制。

虽然宋恕自言粹化学堂得杨士骧 “手批暨面谕嘉奖”， 但杨氏弃粹化而另办国文学堂， 实隐伏着办学观念和思路的歧异。 若说宋恕提出的粹化学堂实际并未得到山东官方主管官员的认可， 故而未能付诸实施， 应不为过。山东粹化、 国文学堂， 以及张之洞所办存古学堂， 皆有保存国粹之意且相互关联， 但各有侧重、各具鲜明特性， 在部分面相上更是形成鲜明对照，尤其杨士骧饬设国文学堂的札文完全以辩驳诸 “俗论之非” 的形式展开， 大体可说是清季社会诸多思想观念纷纭歧出、 多元竞争这一显著特征的缩影。

二、 “干材” 之缺： 曲阜学堂的无果而终

目 前所知清季官方兴办保存国粹学堂的努力中， 规格最高、 筹备时间最长的是曲阜学堂。 早在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时任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奏请中央政府 “颁发帑金， 建设曲阜学堂”，由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 “督同” 湖北提学使黄绍箕“尽心经理”， 精选各省学生入学， “广孔教教人之法。 以时习 为 要， 分科专门 ， 各造其极”， 以期“天下学堂皆以此堂为法”。

该折奏呈当日， 内阁奉慈禧太后懿旨， 准照折中所请， 所需经费由张之洞 “筹办， 并颁发帑银十万两， 由山东藩库发给。”此后不久， 江苏道监察御史赵炳麟奏请 “明谕天下， 定教育宗旨”。 折中说， 曲阜学堂是 “天下学术之正伪” 的 “标准”， “国本之治乱” 也 “视此 [校] 为转移”， 应责成张之洞会同学部， 为该校“慎选师儒， 注重行谊。 求孔孟之正宗， 破门户之陋习。 详定规则， 奏核施行， 务期国学昌明， 世风隆厚”。

同年十二月一日， 此奏得慈禧太后批准。按梁鼎芬所奏及慈禧太后的第一道懿旨完全绕开学部筹办曲阜学堂， 应与当时该部在兴办保存国粹学堂方面消极而被动的态度有关。 而赵炳麟的奏折背后可能还隐伏着对学部办学权的争夺。

慈禧太后对梁鼎芬奏设曲阜学堂 “夸赞” 有加。 她在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梁鼎芬请训时曾谕示： “曲阜学堂奏得好， 这件事情张 ［之洞］ 必能料理得好。”梁氏又面陈四件事， 也得慈禧太后称许： “一、 孔子大祀典礼， 部议上时请皇上即举行， 并谕各部堂官及京城各学堂学生皆行礼。 二、 请先数日谕各省督抚均于是日 行礼， 本省实缺官及学生亦随同行礼。 三、 请派王公前往曲阜代皇上行礼。 四、 请皇上御书曲阜学堂匾额”。

正是在最高统治者的鼎力支持下， 曲阜学堂成为当时唯一由中央政府推动兴设的保存国粹专门学堂。 但该校的具体筹划却进展缓慢。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 学部咨请湖广总督张之洞 “懔遵迭次谕旨”，筹拟曲阜学堂办法， “咨照本部会同办理”。

此后， 张氏与学部就筹办事宜 “往复筹商， 未及定议”。同年八月张之洞主管学部后， 该部经过 “熟商审计”， 始 “粗定 [曲阜学堂] 规模”。 又过了近两年时间 （宣统元年底） ， 时张之洞已病逝， 学部奏呈 《酌拟曲阜学堂办法并请派员 充当监督折》，提出曲阜学堂由学部 “直辖管理”， 拟 “以通今合古为该学堂一定宗旨。 其大概办法应仿照湖北存古学堂， 分为正科、 预科两级。 正科为专门学， 分习经学、 史学、 文学各门， 选录学生以旧章中学堂暨新章中学堂文科与初级师范毕业生为合格”； “预科课程” 即照 《奏定中学堂文科章程》 办理， “选录学生以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为合格。 至于中 学之外， 凡泰西文字亦当肄习， 以资博通而广闻见”。

曲阜学堂还得到 “袭封衍圣公” 孔令贻的鼎力支持。 他向学部提出， 可用其在 “曲阜附城一带”的土地作为校址； 并以张之洞、 黄绍箕皆已病逝，梁鼎芬奏设该校， “本在随同筹划之列”， 咨请学部奏派梁鼎芬为曲阜学堂监督。 故学部在上引该折中提请 “允如 ［孔令贻］ 所请， 以资熟手”。 先前颁发币银十万两， 用于 “建造校舍、 购置图书各款”。 开办后 “常年经费” 每月 大约 “需银三四千两”， “拟请旨饬下度支部核议， 或指拨库款， 或摊派各省， 以资应用 ”。 至于该校 “详细课程规则”， 该部拟 “另案奏明办理”。 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该折得旨 批准。

显然， 黄绍箕、 慈禧太后、张之洞的先后病逝并未使曲阜学堂的筹办工作半途而废。但就在筹办工作似乎有相当进展时， 礼聘监督一事却颇不顺利。 学部在前引奏折得准后不久， 即“钞奏照会” 梁鼎芬。 至宣统二年正月 十四日 ， 该部电促梁鼎芬由湖北至京师 “面商一切” 筹办事宜。

梁氏以自己 “学行才志本不能称， 加以病久体衰”， 回电辞任曲阜学堂监督。 他并具折陈请学部代奏， 另行选派他人。 当月底及翌月， 学部又两次电促梁氏到部面商， 梁氏皆 “复电力辞”， 颇受舆论关注。

学部并未因梁鼎芬辞任就立即改委他人。 该部约在同年五月 再次致函梁鼎芬说： “公一日 不起，兹校一日不开， 揆诸奏请初志， 恐亦不能恝然。 务祈力疾强起， 布置一切。” 梁氏接电后仍 “毫无俯就之意”， 回电表示 “足疾加剧， 鄂无医， 拟即回粤调治。”

同年夏， 梁鼎芬 “骤得中风之疾”。 日本医生治疗后， 表示 “即可全愈， 并无大碍”。而有关梁氏 “以中风之疾曾电辞曲阜学堂监督一席，未邀学部允准， 兹病虽渐愈而精神颇为衰减， 已再具正式呈文力辞其任” 的消息见诸报端。

至宣统二年十月 ， 学部始上奏说， 梁鼎芬以“久病未愈”， 辞任曲阜学堂监督。 虽经多次 “婉留”， 梁氏 “一再恳辞， 坚不愿就”， 故 “请旨派臣部候补参议李熙充曲阜学堂监督”。

翌年八月十五日 ， 学部又上奏说， 李熙 “因患病未愈， 迭次请假”， 近以 “病虽稍痊而调摄尚需时日”， 呈请另行“简员接充” 曲阜学堂监督一职。 而 “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锡蕃， 学问淹通， 资望素著， 且籍隶山东，于本地官绅亦多浃洽， 于筹办学堂事宜自可措置裕如， 拟即请旨派充曲阜学堂监督”。

实际上， 学部奏派王锡蕃任曲阜学堂监督四天后， 辛亥革命爆发。 政权的更迭对于曲阜学堂这样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兴设的最高等级学堂而言，有直接而显著的影响。 王锡蕃到任后， “以校款无着， 不能开办， 但每月由司库动支薪水二百金， 俾资津贴”。 筹办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民元后，山东都督 “以民国新建， 学务经费既属难筹， 教育方针尤须改定， 曲阜大学之建设， 关系全国， 非山东一省所可主张， 不得不咨请教育部请示办法”。民国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教育部复电表示 “已办之学校经费尚属难筹， 未办之学校自当暂行缓办。 且曲阜为圣贤桑梓， 更未便草率将事， 应即暂缓筹办”。 《申报》 探闻到山东都督得教育部复电后，即 “咨照王 ［锡蕃］ 君遵照办理， 停支薪水矣。”

整体看， 清季官方兴办曲阜学堂的努力无论是办学缘起、 人脉背景， 还是具体的兴办进程， 皆与存古学堂有相当密切的关联。 据梁鼎芬自述， 奏设曲阜学堂是其进京前在鄂与同门密友马贞榆 （季立） “商定” 的。

实际上， 张、 梁、 黄等人当时正在湖北筹办存古学堂， 而马贞榆自湖北存古学堂开办后一直是该校的两位经学总教之一。 学部并在宣统元年底的奏折中声明， 曲阜学堂的 “大概办法应仿照湖北存古学堂” 办理， 后又以曲阜、 存古学堂 “学科程度相符” 为由， 饬令山东方面将山东存古学堂归并曲阜学堂办理。

若说曲阜学堂是以张之洞为首的政治阵营在存古学堂以外另一重要的“存古” 办学努力， 应不为过。另一方面， 该校实有不少与存古学堂明显不同的面相。 在 “圣人之乡 ” 建立意在保存国粹的学堂， 显然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慈禧太后鼎力支持兴设该校， 正是看重其在 “新教育” 体系中的示范效应和标杆式的教化作用。 该校由此而具有极特殊的地位和相当高的办学规格。 梁鼎芬所奏及慈禧太后的懿旨也多少有些打破常规、 特事特办的意味。 学部后来虽然将该校视作高等专门学堂， 并在具体筹建中试图寻求其与既存学制的衔接， 但仍确认该校由中央政府 “直辖管理”， 面向全国 “精选” 学生入学。 这样的办学方式和规格实已类似大学堂， 在目前所知清季高等专门学堂中是仅见的特例， 远非各省设立的 “阖省高等专门” 性质的存古学堂可比。

实际上， 当时报章舆论对曲阜学堂较通行的称谓就是 “曲阜大学” 或 “曲阜大学堂”， 多少提示着在野一方对该校的定位和认知。 整体看， 曲阜学堂的舆论关注度高于存古学堂， 而与后者备受舆论抨击不同 ， 曲阜学堂似乎并没有成为当时朝野公开对立和论争的焦点， 至少在 《申报》、 《大公报》、《盛京时报》 等报章上未见有趋于负面的报道和言论。 《申报》 以 “代论” 的形式刊发梁鼎芬奏设曲阜学堂折。

稍后 《盛京时报》 更刊发 “论说” 一篇， 肯定梁氏奏设该校意在 “通古今之变”， 实为“人才消长之枢”。不仅如此， 在清季山东 “新教育” 中具有不小话语权， 尤其在曲阜地方上具有相当权势的 “衍圣公” 孔令贻鼎力支持并积极推动兴设曲阜学堂。 在时局动荡、 经费支绌的清季最后几年， 曲阜学堂具备相当难得的办学条件和氛围。但该校的兴设努力仍然缺少一个重要的环节：没有精通 “新教育” 办学运作、 将上述有利条件“见之于行事” 的干才。 许同莘在编 《张文襄公年谱》 时说， 湖北存古学堂 “开馆之日 ， 讲席犹虚，盖师资难得如此。 故曲阜学堂虽明旨敕办， 竟不及草创规模。 非卸责也， 乃重难其事也”。

实际上，当时包括张之洞在内的不少士人仍将学堂的管理者视作 “师资” 的一部分 （详后文） 。 由目 前掌握的资料看， 湖北存古学堂正式开办后通过增聘和兼职等方式， 教员规模基本能够满足教学运转的需求。但 “管理乏人” 而又迟迟没有聘请到最理想的专职监督， 成为困扰该校办学运作的一大难题。曲阜学堂同样没有聘请到得力的监督， 仅敦请梁鼎芬即耗时近一年仍未成功， 严重阻碍了筹办进程。 按梁鼎芬是张之洞办学最倚重的亲信之一， 其办学主张较开放而前瞻， 且对张之洞影响甚大。

无论是资历威望、 人事关系， 还是办学观念和经验， 梁氏确为曲阜学堂监督的最佳人选。 若他出任此职， 该校的前途可能会很不一样。 宣统二年正月十七日， 梁鼎芬将辞任曲阜学堂监督一事函告友人陈树屏 （时任湖北存古学堂斋务长） ， 陈氏翌日 复电指出： “曲阜为宣圣讲学旧乡， 此间学堂即为我国数千年宗教所关系。 公自谓学行才志不胜监督此堂之任， 环顾七十二州， 能胜任愉快者更有何人？

然则此堂遂不办耶？ 方今沧海横流， 人心棼泯。 除讲教育、 兴实业者， 无可驻足息肩之地。 假如朝廷此时任以边徼巡抚， 屏尚不劝公就， 惟此监督一席， 窃谓不宜辞且不可辞。”

按清季 “新教育” 的一个特点是教职员官僚化。《奏定学堂章程》 即将学堂教习列作 “职官”。而曲阜学堂监督更是贵为三品， 实有相当的吸引力。但 “官” 与 “师” 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身份。 传统的“官”、 “师” 界域至少在部分时人的观念中仍较清晰而分明。 宋恕拟办粹化学堂， 即强调 “学生呼讲师曰先生， 呼监督曰大人。 监督是官非师， 对于学生不得以师自 居”。

承认 “监督是官非师”， 与“以宾师自 居” 的书院山长之制已明显不同； 而明示监督与 “讲师” 的区别， 实际上是要借以退守教员 “以师自居” 的身份。

作为 《学务纲要》 的制订者， 张之洞甚至根本认为即便是担任学堂的行政领导， 也并非 “居官位”， 而是 “为人师”。 他在力劝梁鼎芬出任湖北存古学堂监督的电文中即明确表示， “辞官而为师，于义未尝不可”。

 唯梁鼎芬光绪十年参劾李鸿章未果， 翌年被追加 “交部严议， 降五级调用”；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 又以湖北按察使身份奏劾庆亲王奕劻及袁世凯未果， 同年底呈请开缺获准。 他不接受张之洞 “辞官为师之义” 的劝言， 出任湖北存古学堂监督， 后又拒绝出任品级更高的曲阜学堂监督一职， 显然是不愿在仕途受阻后再选择 “为人师” 的身份和办教育的人生道路。

实际上， 清季保存国粹的办学努力确是一幅精彩纷呈的复杂历史图景。 即便是山东一省， 除上文所述的国文和曲阜学堂外， 还有兴办存古学堂的努力， 但遭到主要体现地方士绅主张的咨议局的明确反对， 类似的论争也出现在江苏、 福建、 湖南等省兴办存古学堂的进程中， 从一个特定的视角体现出当时地方大员与咨议局的纷争除既存研究已较多关注的争夺实际权力外， 尚有因思想观念明显歧异而引发激烈论争， 甚至出现较尖锐对立的一面， 相关情形只有另文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