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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张謇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敦裕堂内的一个富农兼商人家庭，小名长泰，家有兄弟五人，他位居第四，后被邑人称为“四先生”。1894年张謇状元及第后，辞官回籍，创办实业，成绩斐然，被誉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及早期现代化先驱者。清朝道光十年（1830年）翁同龢出生于江苏常熟，1856年状元及第后，为同治和光绪的“两代帝师”及中枢大臣。翁同龢比张謇大23岁，早张謇中状元38年。由于种种因缘际会，他们结缘深交。翁同龢不遗余力地提携晚辈，张謇终身不渝地回报恩师。他们心系国家，情深义重，共同谱写着晚清历史上一段扣人心弦的士林佳话，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政坛趣事。

一、惺惺相惜，师徒结缘

张謇聪明好学，5岁时就能完整背诵《千字文》，10岁时更是读完了《论语》《大学》等蒙学书籍。可自打16岁中秀才后，却命运不济，屡试不第，与举人无缘。为养家糊口，光绪二年（1876年）夏，原通州知州孙云锦爱其才华，推荐23岁的张謇出任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的幕僚。光绪八年（1882年），他随吴长庆部赴朝鲜平定“壬午兵变”，参与庆军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对朝鲜的渗透，维系了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两年多的驻朝期间，张謇潜心研究朝鲜的风土人情、朝野动态，敏锐地感到清朝对朝鲜的控制力已十分薄弱，宗藩关系到了危险的边缘。

在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驱使下，他代吴长庆起草了给清廷的奏折《壬午东征事略》《条陈朝鲜事宜疏》《朝鲜善后六策》等，提出废除朝鲜国王，设置朝鲜省，规复琉球等建议，颇受朝野各方的瞩目和称赞，桐城派大师、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赞其“执事声势久已倾动一时”。张謇在任淮军“庆字营”幕僚时显示出卓越的学识和突出的才干，得到“清流”南派首领翁同龢、潘祖荫等人的赏识。翁同龢于咸丰六年（1856）中状元。出任学政后入弘德殿授读同治皇帝，继而入毓庆宫授读光绪皇帝，帝师生涯前后长达三十年。曾出任同治朝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绪朝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及协办大学士等职，人称“状元宰相”。他一心革新内政、抵御外侮，一直关注并设法网罗天下士子才俊，是光绪“眷倚尤重”的帝师枢臣。

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一日，吴长庆病逝于金州军营。张謇悲痛不已。在料理完吴长庆丧事后，张謇回籍读书，准备科考。光绪十一年(1885年)，时年三十三岁的张謇作为贡生，赴京参加顺天乡试，这是张謇第六次参加乡试。这一科主考官为工部尚书潘祖荫，副主考为翁同龢。开考之前，翁同龢屈身前往住所拜访了张謇，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饭后访张季直优贡，謇，南通人，名士也，年卅三”。毫无悬念，这场秋试张謇终于中了举人，名次也从第六提到第二，被称为“南元”。当时考场惯例第一名必须是顺天府(北京)或直隶(河北)人，“南元”可是南方考生的最高荣誉。从此，张謇与翁同龢建立了密切的师生之谊。

二、五次会试，艰难闯关

在往后的十年间，张謇孜孜不倦地向科举最高阶段进发，一共参加了五次礼部会试，翁同龢每一次都给予极大的关注，但阴差阳错，却屡屡误将别人的卷子认为是张謇所写，未能如愿。尤其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第四次会试更是戏剧性。这次主考官是翁同龢。他专门把张謇找去，想给他透露一点消息。不料张謇却与同学刘可毅一起去。这下说话就不方便了。翁同龢只好话里有话地说：“今日时势，宜统筹全局”。会试结束后，翁同龢一份一份卷子地找，突然在一份卷子的开头发现了四个字——“统筹全局”。正是那天他暗中提示张謇的话，于是毫不犹豫地将其排在第一。然而名次出来后，翁同龢却傻了眼——会元不是张謇，而是那天跟张謇一起来的刘可毅！

吴汝伦曾在写给张謇的信中，披露了翁同龢暗中帮张謇录取而不果的经过：“尚书于足下有国士之知，无锡孙君以误得售，尚书深以为恨，拒而不见”。张謇亦在日记中愤愤然说道：“己丑为无锡孙叔和所冒，今又为武进人冒顶，可谓与常州有缘”。光绪二十年，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岁寿诞，清廷增加一期恩科会试。连续四次会试不第的张謇心灰意冷，但因父命难违，只好第五次进京赶考。在恩师翁同龢的考前指导、点拨下，张謇终于考中第六十名贡士。在三月礼部复试时，他得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才入围殿试。在四月殿试时，翁同龢已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黄思永坐等张謇交卷。黄思永安徽徽州人，寄籍于江宁，为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状元。他与翁同龢友善，且久闻张謇贤名。

张謇交卷后，黄思永发现其试卷上有两个小错误。他不顾考场纪律，擅自将卷子上的两个小错误给改后，才把试卷交给主考官翁同龢。翁同龢对张謇的殿试卷评价极高：“文气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当时，殿试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前十名的卷子分别由各考官提名，地位最高的考官定状元，第二高的考官定榜眼，依次类推。在本科考官中，地位最高的是张之万；第二高的是麟书；第三是李鸿藻；第四才是翁同龢。这四个人看好的考生分别是郑沅、尹铭绶、沈卫、张謇。如果就按这个规矩，张謇自然又与状元无缘，但这时候翁大人又站了出来。他联合李鸿藻，硬是逼张之万把状元给让了出来，并在光绪面前称赞：“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最后的名次变成了：张謇、尹铭绶、郑沅、沈卫。于是，张謇高中状元，实现了读书人的最高追求。

三、辅佐恩师，力主抗日

中了状元的张謇被授以翰林院修撰，成了贴近皇帝身边的正式文官。出于对恩师翁同龢的感恩，更出于治国理念上的一致，张謇决心全力辅佐翁同龢，为国家尽一份心，为老师尽一份情。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后，一场围绕是战是和这一关键问题，清廷形成了以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和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的激烈争论。张謇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方，为老师翁同龢出谋划策，冲锋陷阵。由于张謇有着在朝鲜从事军事、外交工作的亲身经历，而且回国十多年一直以日本为敌手研究各种对策，因而主战派领袖翁同龢十分看重他的意见，倚重他的才干。

1894年6月至10月，翁同龢连写九封信，向张謇咨询中日朝三国关系，以及讨论中国应争取的军事和外交策略。当年6月4日，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6月7日，张謇致函翁同龢提出出兵朝鲜、分兵抗日、终止中日贸易等建议。同时主张启用爱国将领，加强战备，准备对日宣战。6月下旬，日军不宣而战后，张謇又提醒翁同龢关注台湾防务，并派人送去两张珍藏的朝鲜地图。7月1日，清政府对日宣战后，张謇建议拨款增购铁甲兵舰，派舰船进援驻朝陆军，加强渤海防务，防备日军偷袭。8月以后，随着战事失利和政争尖锐，他力主罢黜主和派首领李鸿章，起用已闲置十年的恭亲王奕䜣。仅在1894年7、8月间，张謇围绕中日问题先后有二十件“上翁同龢书”。

9月初，在奕䜣被起用后，张謇上奏折《推原祸防范未来请去北洋折》。他从“先事、临事、事外、事中”四个方面，抨击李鸿章不仅一贯主和卖国，而且还一贯以昏聩败坏和局，并郑重提出了他与翁同龢一起商议的“另简重臣，以战求和”八字方针。9月13日晚，预感败局已定，张謇连夜拜访翁同龢，“危言耸论，声泪交下”。第二天，按照翁同龢的授意，张謇召集主战派骨干商议时局与对策，并于9月16日上书翁同龢，报告集议结果。当天，张謇突然接到父亲病故消息，只得于19日告假返乡丁忧。翁同龢在送别信中悲伤地说：“此别未知何日相见，……日来心思甚劣”。

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国家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国人深感奇耻大辱。1895年3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正式签订。得此消息，身在老家南通守孝的张謇，愤然在日记中抄录“和约十款”，悲痛欲绝地哀叹：“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他甚至在祭奠亡父时还不忘责备自己无力挽回败局：“徒为口舌之争，不能死敌，不能锄奸，负父之命而窃君禄，罪尤无可逭也”。而此时的翁同龢虽然身在庙堂，但与身在江湖的张謇一样，对甲午惨败痛心疾首，无可奈何。他悔恨交加地说道：“上无以对天造之恩，下无以慰薄海之望”，“才略太短，无以仰赞”，“恨不能碎首以报”。为此，他呈递了《自请为甲午战败罢职疏》。

考虑到翁同龢忠诚奉公，朝廷不仅没有将他免职，反而任命他为总理衙门大臣。担此大任，他一方面应对筹措甲午赔款、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口等外交问题，另一方面图谋重振国内经济建设及内政改良，“深以旧法实不足恃”。张謇虽远离京城，也时时关注国家时政方针，并及时顺应老师翁同龢的治国之策，在家乡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纺织企业，走上了实业报国的道路。他向翁同龢提出了《农工商标本急策》，建议：商务亟宜实办，实办之计有三：一定法，二筹款，三定捐税；工务亟宜开导，开导计一为各省开劝工会提倡鼓励，二为派大员博采各省精巧之器，并选挈名商慧工参加巴黎博览会，察视各国好尚风俗，以便推广制造；农务亟宜振兴，主要是鼓励开荒垦植。

四、百日维新，同进共退

甲午战争后，除日本的疯狂掠夺，西方列强亦趁机强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在此生存危亡之际，光绪帝与翁同龢决定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年初三，翁同龢专题听取了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关于变法的详细陈议，随即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康有为给光绪帝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当年闰三月，张謇回京到翰林院销假复职。他常与翁同龢彻夜长谈，共商大计。他们一致认为“非变法无以图强”，主张“平和、中正、渐变的改进”，不赞成急躁冒进的做法，用张謇的话说’余与康梁是群而不党’。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由翁同龢拟就的“明定国是”诏书，维新变法运动正式开始。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后，慈禧太后恐变法后影响自己的地位，决定罢免翁同龢。

四月二十七日，即维新变法开始第4天，翁同龢同往常一样，未待天亮就来到朝房，和其他大臣一起静候皇上召见。一会儿，太监传呼诸大臣进宫，着翁同龢勿入。翁同龢不禁一怔，凭借数十年官场经验，预感某种不测即将降临。时过三刻，诸大臣陆续退朝，御前大臣传翁同龢听旨，翁同龢连忙跪地。当他听到最后的“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时，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颤颤巍巍地从地上爬起来，拂袖掩面缓缓而去。张謇等帝党分子大为惊诧，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第二天，张謇’恭诣乾清宫引见，瞻仰圣颜，神采凋索，退出宫门，潸然欲泣’。张謇既为皇帝和国家的命运担忧，也为恩师及自身的安危担心。

第二天张謇以《论语》中宁武子智愚得当、进退自如的故事，’晦语劝公（翁同龢）速行’，离京避祸。为了与老师同进退，张謇在劝说翁同龢南归的同时，也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既避祸又坚守其志的道路——回家乡创办实业。就在他到翰林院和吏部听旨正式复职的第二天，他便以’通州纱厂系奏办，经手未完’为理由，再度向翰林院请假，并坚辞学务大臣孙家鼐奏派他任京师大学堂教习。当天便急忙离开北京，去塘沽乘船直奔故里。当年八月六日，慈禧发动政变，软禁光绪，罢黜帝党，捉拿康有为等维新派，斩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远在南通的张謇既为自己逃过一劫而庆幸，又与翁同龢一样：’身在江湖，心悬魏阙，亦战栗罔知所措也’。十月二十日，清廷下令将翁同龢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五、师徒情深，生死不渝

翁同龢回到常熟虞山后，张謇对老师照样一往情深，关照有加。他奉诗一首：“兰陵旧望汉廷尊，保傅艰危海内论。潜绝孤怀成众谤，去将微罪报殊恩。青山居士初裁服，白发中书未有园。烟水江南好相见，七年前约故应温”。此诗回顾了自己七年前科考落第归乡的往事，感念老师恩情，表示将与老师甘苦共尝的意愿。1898年底，在张謇等人的资助下，翁同龢在常熟祖茔旁兴建新宅“瓶隐庐”。此宅原为翁氏族人祭祀祖先和看守祖墓所用，兴建后为翁同龢晚年所居。翁同龢给新居取名“瓶庐”，为寓守口如瓶之意。他自称’五不居士’，并在大门贴有自定的五规：不赴宴会、不管闲事、不应笔墨、不作荐书、不见生客僧道。

张謇曾多次驾舟过江看望恩师，并供送银钱衣物等。1903年8月，翁同龢连书两信给张謇表示谢忱，其中说到：“承惠银元二百，面见颜拜受。悠悠四海，唯真相知者知我空贫耳！新稻及粟、鱼干、百合，一一奉领”。同时，翁同龢还在《张季子荷锄图》上为张謇写了一首诗《简张季直》：“平生张季直，忠孝本诗书。每饭常忧国，无言亦起予。雄才能敛抑，至计岂迂疏。一水分南北，怜君独荷锄”。从这里既可以看出张謇对翁同龢的情谊，又可看出翁同龢对张謇的赞赏，特别是“怜君独荷锄”一句，充分表达了翁同龢对张謇特立独行开辟新事业的爱怜之情。他们情投意合，志同道合，即使下野回乡，依然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经常商议时事政治。1899年底，翁同龢得知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开机出纱，欣然为之题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1901年4月，在庚子之乱发生、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光绪西奔后，翁同龢与前来常熟探访的张謇“深谈时局”，忧心不已。5月30日，《东南互保约款》签订后，积极促成这一约款的张謇，专门向翁同龢通报了“东南互保”情况，两人在伤时感事的同时，均对东南一带免遭战乱侵袭，甚感欣慰。1904年5月18日，已经是立宪派领袖的张謇再次前往常熟探望恩师，还与翁同龢深谈君主立宪问题。张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与松禅老人谈两次，颇及宪法，老人极赞成”。三天后，翁同龢病故，享年75岁。临终前口述自题挽联：“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上联说明自己一生都在追求正道，无怨无悔；下联通过曾子临终前交代弟子的故事，要后生们传承衣钵，有所作为。他指名要张謇代书此联，说明张謇是他最器重的弟子和事业传承人。

翁同龢去世后，张謇为其送行，极尽弟子之礼。他深情作一挽联：“公其如命何，可以为朱大兴、并弗能比李文正；世不足论矣，岂真有党锢传，或者期之野获篇”。翁同龢去世后，张謇与翁家后人仍多有往来，并一起努力，推动为翁同龢平反昭雪。宣统元年（1909年），在晚清重臣张之洞、端方等提议下，翁同龢被诏复原官，追谥“文恭”。1921年，年近古稀的张謇专程跨江去常熟虞山拜谒翁师墓，捐资助修墓庐。他隔江北望，云雾中依然隐约可见对岸的南通五山，心生一念。回家乡后，张謇即在江畔马鞍山上建造一幢二层山楼，命名虞楼，便于自己登楼眺望长江南岸的虞山，抒发对恩师翁同龢的不尽情思。他为山门撰写了楹联：“山根拟改丹砂井，江上唯瞻白鸽峰”。1926年8月，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