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por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rovides a new exploration direction for national image design,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shaping of a “credible, lovely and respectable” national image will become the main purpose of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design expression system of “Tao-Image-Shape-Vessel”, we trace back and analyze the changes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design concep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classification of classic national image design carriers, and the evolution of visible gestures and symbolic meanings. In this way, we can deduce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positive role that can be played by taking the “Great Power” as the design carrier under the demand of national image desig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national image design; design carrier; design symbol; great national weaponry
《易经·系辞上传》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又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形而上者超乎具象之上，指事物的本源与规律，即所谓“道”；形而下者则属具体客观存在，即所谓“器”。无形之本与有形之物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这是古人对于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精妙洞见。无形之道须赖有形之器作为载体，才得彰显其蕴，“器”实则为物质化的表征。以具体之“形”模万物的纷繁变化，借此类“形”以示物的特性及适性，是为“象”。“象”并非仅限于形似的摹写，更寓含象征的意蕴。中国艺术的本体论属“一分为三”的范畴系统，即“道—象—器”。其中“象”被视作艺术的灵魂与核心。〔1〕而象与形实为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由形可察其象，而象亦能孕生形。二者之异在于形必依附于器，而象则超脱物体本身的局限。今人承古贤之余绪，为“形象”赋予了新的意涵：无论人事万物，皆有形象。形谓之事物的表象与形态，即可见之姿；象则为具体形态传达的意义与内涵，即抽象象征。
虽“象”与“形”存在一体两面的关系，但是于设计师而言，在完成设计作品的过程中，对“形”和“象”的实现是需要分别考量的两个不同阶段，均需经过审慎考虑，往往需要先定其一，复得后者。因此于设计学而言，“象”与“形”需要分而论之。此外，具体的设计对象和内容难以脱离“器”与“器之形”，而设计的灵感之源及风格定位，也必受“道”之所决与“象”之所感。具体而言，设计过程存有两种路径：一者始于“道”，即先行确定设计的理念、核心价值与总体目标，由此衍生出“象”，指具体的设计概念与象征含义，再据“象”定“形”，得到设计具体的外在形态，最终选定适合作为上述“形象”表达载体的“器”；另一路径则先选定“器”，初始即明辨设计的产物载体为何，而后循“道—象—形”的顺序，赋予既定设计载体所需呈现的设计理念与核心价值。
“道”“象”“形”“器”四者之间相互关联，“道”可透过文化、历史背景具体化成为“象”；“象”与“形”之间则由具象化的元素与符号连接，“象”可以由元素与符号转化为“形”，“形”中的元素与符号可使观者联想至“象”；“器”则是“形”所包含的形状、材质、颜色、细节在具体设计载体上的整合呈现。因此，对于欲承载特定命题的设计，可按照“道—象—形—器”的设计表达体系进行分析与理解。
基于这一设计表达体系，国家形象设计之“道”在于国家政治理念、战略、时代需求，以及国家形象的形成、塑造与传播规律，此为国家形象设计的根基，也是最终要反映在设计载体“器”之上的要义。“象”则是反映国家形象设计之“道”的具体象征性内容，或为国家形象衍生出的文化、历史背景。到“象”为止的内容皆无形无相，随后，设计者可以发掘对应的文化、历史、科技元素与符号，进而获取可直接用于设计的“形”，最终整合落实到现实中的设计载体之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形象设计在“道—象—形—器”四个表达层面上均历经变迁。通过回溯其变化历程，可以体悟国家形象设计的原则与方法，同时为新时期国家形象设计提供可考之据和趋势研判。
“道—象—形—器”设计表达体系 作者绘
二、国家形象设计之“道”——发展演进的时代需求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实现了真正的民族独立，逐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自信坚强的东方大国。彼时，中国形象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维护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彰显新中国的自信与不可动摇。国家形象设计的主题围绕“新”展开，重点在于塑造新的政党形象、民族形象和民生形象，描绘中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图景，强调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斗争精神和建设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坚定决心。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中国逐渐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这也促使我国国家形象发生转变。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形象”“安定团结的形象”等一系列理念，旨在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开放包容的态度、务实进取的精神、持续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经济繁荣发展的景象。在此阶段，国家形象设计主要聚焦于现代化建设的成就，通过展现基础设施、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的显著成果来体现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发展活力。〔2〕
进入21世纪，我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就，文化软实力也得到了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需求日益迫切。我国国家形象需要围绕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爱好和平、不懈奋斗、社会主义法制五个方面进行持续建设，展现我国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道义感召力，进一步巩固并深化中国稳定、自信、开放的形象。其间我国成功主办了一系列重大国际活动，包括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等，这些活动不仅提供了向世界展示中国科技实力和文化自信的平台，还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国家形象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获得认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关注度显著提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国际社会希望深入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变迁和心灵世界，因此有必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着力提高中国形象亲和力，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3〕这就要求中国国家形象设计既要体现中国形象的历史延续性，又要彰显与时俱进的特征，推动中国形象由曾经的“他塑”逐步转向自我塑造与他者感知的结合，实现从单向度向双向度的转变〔4〕，使国家形象设计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的核心力量，进而推动“可信、可爱、可敬”国家形象的多维立体塑造与传播。
三、国家形象设计的“象”“形”与“器”——与时俱进的载体革新
当前我国已经积累了一大批优秀且经典的国家形象设计案例。从公众角度出发，他们直面的是国家形象设计之“器”，因此可以从设计载体的视角对既有作品进行大致归类，并从“象”与“形”的角度进行分析解读。
首先是国家象征、国家标志以及纪念性设计，其中包括国旗、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具有重大意义的设计案例。2019年，在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共同策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形象设计展”中，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展出，其中包含了曾联松应征设计的国旗图案、国旗制法说明，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国徽设计方案等。以国旗设计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旗面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黄色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
左：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右：2022年北京冬奥会会徽 图片来源：奥林匹克运动会官方网站
视觉形象系统设计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国家形象设计载体。这一分类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及2022年杭州亚运会等重大赛事的视觉形象系统设计，涵括会徽、图标、吉祥物、色彩系统等。2008年北京奥运会给全体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时代记忆，其中会徽是整体视觉形象系统的代表。以“形”观之，“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奥运会会徽由三个核心元素构成，奔跑的人形“京”字中国印、汉语拼音“Beijing”和“2008”字样、奥运五环，融合了中国书法意蕴，选择了中国传统中具有喜庆寓意的红色作为主体图案基准色。由“象”出发，该会徽传达了四层含义：印喻“诚信”，表示北京将履行“举办历史上最出色的一届奥运会”的承诺；红色代表中国传统的喜庆文化；展开双臂的“京”字表明北京欢迎世界各地人民的姿态；人形充满动感，仿佛在奔跑，展现以运动员为核心的友好、热情的形象。
杭州第19届亚运会火炬“薪火” 图片来源：杭州第19届亚运会官方微博
国家形象设计在工艺美术与产品、工业设计等领域也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从“建国瓷”〔5〕到国礼瓷，从北京奥运会“祥云”火炬到杭州亚运会“薪火”火炬，从“东风号”远洋货轮到“爱达·魔都号”国产大型邮轮，从65型护卫舰到福建舰，从红旗CA770到迪拜世博会中国馆明星展品上汽无人驾驶新能源概念车“鲲”，从“前进型”蒸汽机车到“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从“初教-5”初级教练机到中国商飞C919干线客机，从“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到“神州十八号”载人航天飞船等，这些不同载体的设计成果整体反映了我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和“中国设计”的形象转变。其中，杭州亚运会火炬“薪火”的整体造型轮廓若手握薪柴，象征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火炬细节之形灵感取自玉琮，饰以甲骨文字形、良渚螺旋纹和八条水脉纹，代表对中华文化的致敬与传承，在设计中展现了华夏的人文历史和山川风物。
“爱达·魔都号”国产首制大型邮轮 图片来源：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官方网站
建筑与景观设计也是经典载“器”之一，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国家大剧院、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广州塔、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等城市地标性建筑与景观皆为其中的代表之作。除上述国家形象经典载“器”以外，在公共艺术和雕塑、国家形象出版物、包装设计、动漫和游戏设计、时尚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等领域，不同类目与载体的设计作品均能反映不同时期国家形象设计的需求和特点，各擅胜场。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形象设计演变历程，国家形象设计之“器”由具有很强的在地性，逐渐强调“走出去”。早期的大量设计主要面向国内受众，而今越来越多的设计旨在向全球展示与推广中国形象。国家形象设计的载体从静态的平面视觉与建筑等，逐渐转向动静结合，从单一设计载体和学科领域，逐渐趋向跨界融合。〔6〕国家形象设计之“形”由单一媒介转向多媒介，更加现代化，更加注重文化性、科技性、先进性及可持续性；国家形象设计之“象”从侧重历史文化传承到强调守正创新发展。这些演变既映射出各个时期国家形象设计的根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同时也为将来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国家形象探明了设计路径，指引了发展趋势。
从当前已有的国家形象设计实践中可以总结出两种典型的目标达成模式。一种模式是先行确定为国家形象而设计的目标，因此设计过程中会由始及终地回应国家形象的需求，例如国家体育场（鸟巢）、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国礼瓷等。另一种模式在最初可能更多关注设计的实用性和经济价值，并未将融入国家形象作为设计的主要目标，即便如此，这些设计同样自主发挥了展示和传播国家形象的作用，如福建舰、“复兴号”、载人航天飞船等。面向未来，我们也应进一步深挖此类设计“自发性”地传播国家形象的潜力，有意识地把握良好的国家形象展示机会和平台，让自发的传播变得有更加确切的目标、更加准确和高效的传达，充分发挥多元传播载体的主观能动性。〔7〕
党的二十大报告突出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作出战略部署，要切实落实到位。同时，我国将加快推进相关举措，着力建成一批大国重器。中央电视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3年、2018年联合制作纪录片《大国重器》，记录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历程，着重展现了川藏铁路、中国高铁、航空航天装备、国产飞机、中国卫星、特高压工程、压裂车、核电工程、国产航母、“深海勇士号”、世界上最先进的远洋货船、机器人技术、蓝鲸一号、“天眼”等高端装备成果。立足“国之大者”，方能加快自主创新，实现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把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大国重器是建设强盛的现代化国家之必需条件，是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必然要求，应该主动把握在大国重器上展现国家形象的设计机遇，进一步丰富我国国家形象设计的载体形式，推动我国国家形象设计事业的发展。
在2024年7月18日开幕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五周年·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的艺术设计作品展区，涌现出一批基于大国重器的设计作品，包括“巡天”登月服系统组件设计、“望舒之辇”载人月球车、“朱檐游龙”号大型邮轮设计、全球首艘智能型无人系统母船“珠海云”号整体创新设计、“马背电站”——便捷移动光伏/风力自备电站、京张高铁复兴号智能动车组等。这些作品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进一步佐证了大国重器国家形象设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朱檐游龙”号大型邮轮设计 作者绘
回顾过去，明朝初期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成就了中国航海活动的辉煌一页，而且成为古代中国对外交流、塑造与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里程碑。郑和率领的远洋船队向沿途各国展示了当时中国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彰显了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这种以航海为媒介的文化与商贸交流，不仅增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还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与他国的贸易往来。在今日全球化的背景下，结合笔者的研究方向来看，舰船与邮轮作为现代海上交通工具，应该且能够成为国家形象的重要展示窗口。作为大国重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产舰船与邮轮不仅能够在造型、材料、涂装和一些细节上实现丰富的效果和变化，还能够主动“走出去”，面向全世界进行技术展示、文化传递和形象自塑。因此，打造“可信”的功能性船舶形象、“可爱”的邮轮游船游艇形象、“可敬”的舰船形象，不仅是从技术和艺术层面的考量，更是新时期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的前瞻性铺垫。这一领域有望成为未来国家形象设计的重点方向之一。
从“道—象—形—器”的设计表达体系来看，大国重器作为设计载体，与国家形象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结。当下许多类似舰船、高铁、工程机械等高端装备就通过自身的移动性或通过出口他国主动“走出去”，具有传播展现中国国家形象的属性，符合国家形象设计之“器”的发展趋势。我国当前在新材料、机械加工工艺等高新制造领域也取得了新的突破，多项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在满足工程技术要求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对大国重器之“形”的创意设计，表达相应的“象”，发挥主观能动性，塑造大国重器“可信、可爱、可敬”的国家形象。
注释：
〔1〕彭锋《意境与气氛——关于艺术本体论的跨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2〕王永东、杨先艺《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国家形象设计与建构（1949—2021）》，《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
〔3〕邓情文、卓高生《向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温州日报》2023年3月13日。
〔4〕赵新利《“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历史溯源、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5〕朱橙《“人民”与“自然”——“建国瓷”的概念、设计以及观念与风格诸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1期。
〔6〕祝帅《“国家形象”：从设计到传播》，《美术观察》2010年第9期。
〔7〕漆亚林《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历史进路与路径选择》，《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4期。
孙荦 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