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南疆戍边

         刚从战火纷飞的越南战场凯旋归来,七连奉命从野战军转为边防军,在极其简陋的茅棚营盘里戍守着南国边关……。

一、崇左休整集训

        在国门龙帮那坡屯与住户还没有来得及亲密接触,我与付增求、林仙佳、焦家兴、张益繁、王兆俊、戚进华等七位六班战友就踏上了戍边的军旅生涯,跟随连队改编为广西边防独立师一团二营四连,我仍然担任班长。同班的蓝明珠战友先前被调到营部当通讯员,副班长周远贵、战士庞锋负伤还未归队,他们三人错过了改编时机,留在老部队,老兵黄德聪后来归队编入其他班。

        新组建的广西边防独立师师部设在崇左县的一个机械厂礼堂里,一团驻扎在江州公社。虽然编制满员,但只有我连是整建制编入,其他连队干部、战士都是从各参战部队零星抽调过来拼凑组建,缺乏相互协同作战能力。为了提高整体战斗力,尽快适应戍边需要,刚从越南战场凯旋归来的战友们,还没有松下一口气就立即投入到紧张的边境作战训练。

        刚到江州时我连住在公社附近的老百姓家里,我班补充重返前线老兵盘云奎、战时征集新兵韦远生。他俩都是来自刘三姐故乡――广西宜山县(宜州市),与我算是半个老乡,为了支援前线作战而入伍。两位新来的战友不但性格非常活泼,而且多才多艺,一有空隙就给战友们唱山歌和表演宜山彩调剧,给单调的戍边军营增添了很多乐趣,至今都难忘与他俩相处的快乐时光。

        没过多久罗排长伤愈归队,继续担任二排长。自从2月21受重伤离开后,团里再没有任命新排长,由四班长林汉彪代理职责。全排早就翘首以盼浴火重生的排长重返战斗岗位。随后在罗排长的带领下,我们苦练山地越野作战、热带雨林生存技能、个人体能耐力等戍边作战本领。经过一段时间摸爬滚打,改编后的二排又重新焕发了昔日的斗志。

        为了不打扰老乡们的日常生活,没过多久我连就在村边自建简易营房。房顶盖的是油毛毡,四面挡风墙是用竹子搭架、泥浆混合稻草涂抹而成。午阳时分,头顶热得发炀;风雨来袭,屋漏又淋戎装衣。尽管如此,一日三餐还是很满意的,时不时还有驻地送来的慰问品,比起行军打仗、风餐露宿不知好了多少倍,虽然很苦很累,但大家一丝怨言都没有,毕竟这里离边境还有80公里,不用露营随时流血的野战边关。

        父亲得知我到崇左后就千方百计找机会来探望。当时边境管制严格,没有公差的普通老百姓是不允许前往的。5月初,他带领东兰县文艺队到南宁地区巡回演出,借此机会他向崇左县文化局申请,要求文艺队到崇左慰问演出。获许后他就带着同事们到崇左县大礼堂表演话剧,记得演出的是一部反映地下党与敌特斗争的故事,剧名《一双绣花鞋》,可惜那时部队处在一级战备状态,不允许离开营区去观看。

        父亲的同事们也知道他假公济私,但都非常理解他的举动,因为和我同年入伍的东兰籍战友,有十几个已经牺牲了,他们能体会到“儿行千里父担忧”的心情。第二天父亲就带着他的同事到江州营地与我会面。父子久别重逄,一股亲情顿时涌上心头,此时此刻我亲切地感受到父爱如山之伟大。父亲的同事们都是一帮开郎活泼的年轻人,他们都称他为“老头”(东兰话,对高辈份的敬称),我也把他们称为兄长。特别是黄汉诚(反修)、刘雄光、韦安英、黄甫康、蒋春等东兰著名演员,都是我读书时崇拜的偶像。他们能和父亲一起千里迢迢到边防看望,着实让我在战友们面前风光了一瞬子。随后父亲带我去拜访他的同年老庚(东兰话,结拜兄弟)谭锦文,并让我与谭叔的儿子克寒、铁寒结为第二代同年。锦文叔是本乡人,与父亲同学,同年一起入伍到广西公安总队,后来转业到崇左县法院工作。

二、幡然醒悟

         转眼到金秋十月,我四连又奉命开赴前线凭祥市,驻扎在中越边境的那堪村。在这里,我们的任务是扼守凭祥至龙州的边境交通要道,一边把守关卡,一边构筑防御工事,主要是挖山洞建防空隧道、储备战备物资。

        初来乍到那堪村,连队一无所有,连油毛毡都没有一捆。为了不打扰边民,我们先露营,然后上山割茅草建房,经过几天忙碌,简易茅房建好了。宿营后全连立即投入紧张的防御工事施工。为争取早日建成,干部战士们加班加点地干,白天累得精疲力尽,晚上还要轮流潜伏站岗放哨。当时如果要问军哥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回答肯定是:好好睡一觉。

        我是风钻机手,每天穿着干净的军服进隧道,出来时从头到脚全是灰白色石粉,可恶的是那地方缺水,出来时只能拍拍灰粉后又重新穿上上工地。那堪村对面公路约一公里远有个小山塘,村民们散养的鸭鹅和水牛也常在里面游荡,塘水很浑浊,但在那堪根本找不到比这里更干净的水源,全连只能将就在那个山塘里洗衣洗澡。不洗嘛,身上的汗水粘住石粉抹也抹不掉;要洗嘛,水中的细菌病毒又让身上瘙痒难耐,无奈之下只能忍受着两种折磨。

         在那堪村,我心爱的65式军装和我一起经历了艰苦磨难,但始终没见歌里唱到的”边彊泉水清又纯”那清爽的场景,倒是经常遇到村里的姑娘向军哥们投来柔情似水的目光,陪伴着单调而又骚动的青春。禁止就地恋爱的兵哥哥们也不甘寂寞,把姓名都不叫不出的姑娘们,用武器名称排名称谓,最漂亮的村花叫全自动(65式步枪),第二靓女叫半自动(56式步枪),次后的姑娘分别以机关枪、火箭筒等排名下去……。每当不期而遇时,总有兵哥叫出武器代号的姑娘,逗得大家开怀大笑。后来也有姑娘伸出橄榄枝,胆大的战友偷偷地暗送秋波,以至于后来有几个战友退伍后在这里收获了爱情。

        罗排长经常用拿破仑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兵”来鼓励我,我也特别敬佩苏联的战神朱可夫能从马夫当到元帅,因此我从入伍的那天起就很拼命,希望能有一天为狼兵故里争光。可是事与愿违,不知是我无能还是别人太优秀,总与提拔当“首长“无缘。1980年春节刚过就听到部队首长传达:从今以后,军队干部不再从士兵中提拔,改为军事院校录取培养。听到这话之后,我一直在做的“将军”梦破碎了,眼下已超期服役了,摘下帽徽、领章的时刻近在咫尺,但心中暗恋又不敢表白的那四个口袋军衣(干部)情结一时挥之不去。为了满足那份虚荣心,我把新年刚发的军上衣拿到凭祥市裁缝店,给师傅改装成四个口袋的干部服。穿上后对着镜子照了一下,发现自已与”首长″没什么两样,但内心很不踏实,试穿过后一直不好意思再穿,偷偷地珍藏着。

         春节过后,连队进行兵员调整,三排战士张海燕被编入我班。他是连里另类的兵,对他印象特别深刻。在越南战场的时候,有一天我去连里接收补充兵员,发现从福州军区过来参战的老兵当中有个军用背包特别鼓,于是,我就好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张海燕”。我接着又问:“哪里人”?他说:“江西上饶的”。“你背包里都装了啥”?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里面多装了几本书”。

         他这一回答,让我立即感到惊讶!在那硝烟弥漫、随时有可能战死异国战场的时刻,竟然还有当兵的想看书,真是不可思议。当时行军作战战士的装备负重是38斤,正副班长是46斤,还不包括水及干粮。在强度行军中,有的为了不掉队,偷偷地把次要装备卸下丢掉,以减轻负荷。是什么信念支撑着这个战友呢?这是我对他印象挥之不去的原因。

        张海燕搬来我班的第一天,他拖着一大袋书藉和草稿纸(内务条例不准摆放其它物品)。当我看到他的书藉时,脑子里顿时有点懵了,不知如何处置才好。但看到他那呆板和执着的样子,我心里又产生了几分恻隐之心。于是就和他一起将书藉塞到了隐蔽的地方,以敷衍连队检查。自从他到我班以后就像着了魔一样,一有空就独自看书、练习解题。特别是晚上息灯之后,他还偷偷地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书到深夜才入睡,为这事和他的内务卫生问题,我被连队干部批评过几次。

         有一天夜里,我站岗回来,发现他的床位隐隐约约还有亮光,于是,我便走到他床前,带有批评的口气轻声地提醒他关掉手电筒睡觉。他见我靠近床头就压低声音问:“班长,你还不知道恢复高考了吗”?我反问:“与你有关吗”?他应声道:“我已超期服役了,如年㡳能退伍,可以参加明年的高考”。

         深夜里听了他这句悄悄话,我心里感到十分震撼和不安。回到自己的床位后,我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眠,心里老是反复问自己:退伍后我到底能干什么?读书和高考与我有关吗?我和他同年入伍,同在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过来,他这么清楚自己今天从哪里来,明天要到哪里去!我为什么就不知道呢?想着想着,我突然茅塞顿开,心中豁然开朗,一夜间明白了许多事,心里暗下决心:我也要走一条读书的路!

         第二天,我利用午休的空闲,翻开父亲写给我所有的信重复看一遍。父亲每封信里,除了通报家里情况之外,都少不了叮嘱我在部队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我每次写给他的信,他都少不了把信中的错别字、病句、用词不当的地方,修改后夹在信封里寄回给我。当我重新温习的时候,泪水悄悄地湿润了双眼, 唉!三年过去了,我总把他的话当唠叨,为什么就听不进去呢?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从那天开始,我就意识到读书与我将来命运的关联。东方不亮西方亮,当不了“首长”做个有文化的人也不丢脸。到了星期天,我就请假到凭祥市新华书店里找书。进了书店后,也不知买什么书本好,兜里也没有几个钱(当年每月8元津贴),最后只买了一本小册子《五光十色的飞行仪器》,这是我在部队自费买来的第一本书,至今记忆犹新。

         因为那时中越边境战事特别紧张,根本就没有安逸的环境学习,我只能见缝插针。刚开始,一看见密密麻麻的字眼睛就打盹,但是,因为我内心已有强烈的读书愿望和对将来的美好向往,所以经常强迫自己看书。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慢慢地改变了自己不爱看书的习惯。

第五章:解甲归田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1980年12月,我因超期服役部队批准退伍。和我一起编入独立师、1979年参战的老兵们大多数退出现役。曾经在七连带兵打仗、后来又转为戍边四连的班长们,临别时都和我一样只得一个兵头将尾的头衔。身上的十八般武艺到此无所是处,行伍4、5年错过了求职学艺的大好时光,心里或多或少有些怨言和不甘,对退伍后的前程感到迷茫。我因受到张海燕苦读启发已幡然醒悟了,在没有解甲归田之前就有了新的打算,所以对站好最后一班岗持积极乐观态度。尽管即将告别军旅生涯,我依然还保持积极态度配合连队工作。

         可能是我最后的工作态度感动了新任连长李发军(湖南人),在即将退伍的前奏,他单独叫我到连部说:“连里提议把独立师分给的“广西边防优秀义务兵”称号申报给你,推荐表里连意见已填好,现在你把个人基本情况填上,另外再写一份个人先进事迹报告附后,如获批准相当于二等功,回去可凭称号要求地方安排一份好工作。接到表后我顺便看连推荐意见作参考,阅到末尾见到指导员黄泽南(广西贵港)签名落款。推荐意见简直把我写得完美无瘕,仔细一看笔画流畅、赞扬华丽、简明扼要。阅后佩服得五体投地。没有想到指导员除了过硬军事本领,文化功底还有如此之深。填表之后我兴奋了几天,过了约十天仍然没有收到授予的荣誉称号,我以为不够格被师部刷下来了,不再把它当回当。

        1980年12月28日,我告别了那堪村的茅草房军营。离别时,同乡结义兄弟刘顺权(在靖西提拔为三排长)送我上车,当要分手再见的那一刻,他惋惜地安慰我说:“回去如果你找不到工作,我的工资就分一半给你”。听到这句发自肺腑之言,我感动得连声说道:“谢谢!我会努力的”。当车轮徐徐向前转动时,两个情同手足的老战友相互挥手示意,直到消失在视线里……。

         路上车子在不停地颠簸,我却在静静地冥思: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我穿上了戎装;在火热的军营我学会了坚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我经历九死一生。四年的军旅路程,我用热血和汗水书写了参军、入党、打仗、立功的完美军人履历。比起躺在靖西烈士陵园的七连战友们,他们什么也没有,连初恋都没有经历过。今天我不但完好无损满载荣誉、自豪而归,而且还在战壕里结交了一帮生死与共、肝胆相照的铁杆好兄弟!这是我放马南山后的宝贵财富,足以骄傲受用一生。喃喃自语:我的金色年华完美无缺啊!

         一路上回顾军营里的点点滴滴,不知不觉中到了南宁汽车站,当晚住宿南宁。囊中羞色的我只有司务长谢岳芳(广西北流)发给100元的复员费和30元的过路费。下车后我立即买了南宁至东兰的班车票13.5元,然后找了一个便宜的客栈花了5元钱住下来。剩下的钱当晚就到南宁百货大楼买了两套便服和一双皮鞋,还买两袋的糖果、饼干等东西作为回家的见面礼,留20元为返程费用。

        29日回到当年人们欢送入伍的东兰县城,摘下领章帽徽后的我再没有什么人关注,稍稍地到父亲(在县城工作)那里免费吃住了一晚,30日回到大同公社。母亲并不知道我哪一天到家,为了迎合前来看热闹的邻里们,剩下的钱我又买了几斤猪肉回家招待,付钱之后手里还余下5角钱。在军营里摸爬滚打了4年,我从梦想的起点又回到了出发前的原点。当年出村两手空空而去,今日归来空空两手进门,唯一得到的是成熟和坚强。但故乡的阳光依然温暖如初,照在田垌里的月光还是那样银亮洁白,兄弟姐妹们都说能捡条命回家比什么都强。

         约过了一个月,独立师给公社武装部寄来了迟来的嘉奖令,大队党支书朱启业叫我和他一起去领奖。到公社时,武装部已为我准备了一朵红花,革委会副主任覃木运代表公社领导给我带上红花和颁发嘉奖令。嘉奖令中间写着:覃友棠同志荣获广西边防优秀义务兵光荣称号。落款是54266部队(独立师番号)。

        回家的路上我春风得意马蹄疾,进门后就急忙翻出已收藏好的两本红色三等功证书和两枚勋功章一起放在军用挂包里,第二天就直奔县武装部找领导安排工作,顺便登记服预备役兵役。在预备役登记处,恰巧碰见县武装部长。于是,我就壮着胆子问他工作安排的事,待我诉求完毕之后,他一改往常军人严肃面孔,和蔼可亲地问我:“生产队分给责任田地没有”?我说:“包产到户时就有份了”。他接着委婉地说:“根据哪里来哪里去的安置原则,你属于已安置对象”。听到这话时,我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后面他讲的大道理,我压根就没听进去。

         过后我打听到,凡是参战没有伤残的战友都没有工作安排,预备役登记后县武装部只给一个基干民兵的职责而已。冷静之后,我觉得能平安回到家中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于是就把军功章、参战纪念章和中央慰问团赠送的纪念品全部赠送给亲朋好友作纪念,自己只保存立功证书和嘉奖令。心想:时下已从军人变成老百姓了,如不横下一条心,再拘泥于军旅荣耀不能自拔反而拖累自己:戍边打仗连死都不怕,哪能闯不过乡村小沟坎?眼下正是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20出头正是最好的奋斗年华,完全可以从头再来,再次挑战没有硝烟的新战场!决意已定,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给自己的军旅生涯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