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此事，案发之后，阎锡山下令，应县政府又派遣公安人员前往乔堡实施抓捕，然而未能成功。于是，他们便将乔父及其兄长抓走严刑拷问。乔父说道：“我对那逆子的痛恨，比对你们这些当官的还要强烈。他每次回村，我都会向官府报告，你们抓不到他，抓我又有何用？我在此向你们发誓，倘若他再度归来，我必定亲手杀了他！”县长听闻，当堂对其大义灭亲之举予以嘉奖，旋即释放了他。
随后审讯乔日昌兄长时，认定四名匪寇中有他。当堂命人脱去他的衣裤，施以压杠之刑。只见其腿部用布紧紧裹扎，解开一看，竟是两个相对的伤口，显然是子弹射穿所留。乔日昌无言以对，无法狡辩，只得认罪。最终，他被押解至浑源县执行死刑。而另外两名小匪，一个是南河种的智发财，一个是下社丁堡的丁顺子，他们早已听到风声，逃之夭夭，不见踪迹。
乔日成于京津之地游荡了一年有余，此期间，他既见识到富贵之人骄奢淫逸的生活，也目睹了穷人衣衫褴褛、饥寒交迫、流落街头的凄惨境遇，内心受到极大触动，渐渐萌生出干一番正经事业的想法。尤其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爱国学生的抗日热情深深感染了他。从报纸上得知，阎锡山与共产党人携手合作，创立了山西青年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还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引得众多平津青年奔赴太原。值此局势瞬息万变之际，乔日成心想山西或许已不再将他这个昔日土匪放在心上。于是在 1936 年秋返回应县。
他的父亲见他归来，心中恨意顿生，仿若仇人相见，杀子之念油然而起。某夜，乔父手持菜刀潜入乔日成居住的宅院，透过窗孔瞧见匪儿与儿媳在同一条炕上头朝外躺卧，正吸食大烟。他悄然撬开门扉，举刀朝着乔日成的头部奋力砍下。彼时，乔日成已听到门响，反应机敏地侧身坐起，这一刀仅仅劈烂了枕头，他却毫发未损。乔日成立即拔出手枪对准父亲的脑袋，厉声道：“念在你生养我一回，此次饶你一刀，若再有行凶之举，我便一枪崩了你！”乔父被吓得魂飞魄散，抱头逃窜，此后再也不敢进城向官府告发。
乔日成在家闲居数月，整日穿梭于各村之间，走亲访友，话题皆围绕抗战之事，心中筹划着组建部队。他有一些同学与亲友在应县城里任职，乔日成决意深入险境，与这些人取得联络，期望在举事之际能得到他们助力。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乔日成身藏手枪，泰然自若地踏入应县县城。踏入东城门时，几个守城警察一眼便认出了他。乔日成毫无怯意，反倒主动上前寒暄，还拿出香烟分给众警察。他满脸笑意地问道：“你们可认得我？”众警察连忙哈腰讨好：“您不就是乔二爷嘛。”乔日成说道：“你们若不抓我，也不去告发，那咱们便是朋友；要是抓我或者去报告，那咱们可就成了仇人，我定会灭你们全家。”众警察赶忙回应：“二爷放心，咱们都是本地人，绝不敢害您。”
乔日成镇定自若地进城后，沿着十字大街游览市容，甚至特意来到公安局门口，仔细查看了院内院外的情形。最后他前往县中学与第一高小，见到诸多相识的教师，与他们秘密交谈许久。中午，乔日成在第一高小用过餐，又到街上店铺购置了些衣物食品，正欲出城回家时，忽然听闻街上有人议论：“乔日成进城了，城门都关了，警察倾巢出动，正在搜捕乔日成呢。”
听到这话，乔日成转身进入北街一家商铺后院，迅速爬上房顶，凭借房串房的技巧来到北城墙根，接着爬上城墙，成功逃出城外。他心里明白，既然县里知晓他返乡，必定会派人前往乔堡抓捕。于是，他毅然渡过桑干河，再度奔赴绥远地区暂避风头。
陈长捷
1936 年秋，乔日成于口外的绥远、包头等地积极活动，结识了众多朋友，其中有应县的老乡，还有兵痞、匪痞等无正当职业者，为组建队伍奠定了一定基础。绥东抗战爆发，他觉得时机已至，赶忙返回家乡筹备起事。
当他踏入下社村，发现村里驻扎着阎锡山的六十一军七十二师，师长是陈长捷，师部就设在乔堡的天王寺大院，与乔家相邻。乔日成心想军队或许不会理会政府对自己的通缉之事，何况官兵们也不认识他，于是毫无顾虑地回到家中。
怎料，乔父见儿子归来，偷偷前往师部向陈师长告发，请求部队抓捕自己的匪儿。陈长捷早闻乔日成之名，又有阎锡山的通缉令在，便派出特务连于拂晓时分包围乔堡，派一个排的兵力进入乔家院内并登上房顶，高喊：“乔日成出来，缴枪不杀，不出来就向屋内射击扔手榴弹了。”
乔日成从酣睡中惊醒，深知被大军围困难以逃脱，若武力拒捕必然危及妻儿性命，无奈之下开门投降就擒。乔日成被带到师部，陈师长打量他片刻后说：“好样的，可惜不走正路走了邪路。”乔日成幽默回应：“世上哪有正路邪路之分，成者王侯败者匪嘛。”这让陈师长感慨良久，无言以对。
经师部军法处审讯完毕，乔日成被五花大绑押往城内交应县政府处置。应县上报省政府，称乔在本县并无抢劫案件且无原告，最近犯案地在浑源县，应移交浑源县审理。到 1937 年春，省里下令将乔转解浑源县。
应县城乡民众听闻乔日成被捕，都想看看他的模样。转解那日，县城街道两旁和房顶上人群密集。乔日成端坐在囚车内，面带笑容向两旁群众频频点头，还不停地说道：“谢谢大家！谢谢乡亲们！谢谢父老兄弟姐妹们如此热烈相送。”走出城后，乔日成猛地站起身大声喊道：“我生来不怕死，怕死不英雄，此去倘若生还再与大家相见吧！”
乔日成被押解至浑源后，乔父自觉除去一害，心中稍感宽慰。而乔母却整日以泪洗面，寻死觅活，为两个儿子都被送往浑源且可能被处死而悲痛欲绝。最终，她精神失常，日夜与乔父厮打，指责是他害了全家。不久，乔母便吞服大烟自尽。
乔日成被关进浑源死牢。待县政府完成全部案情调查，已然春末。县长升堂提审之时，众多官民纷纷涌至大堂围观。堂审开始，县长猛拍惊堂木，对乔日成说道：“你可是乔日成？将你杀人放火抢劫的全部案情如实招来，免得遭受皮肉之苦！”乔日成放声大笑：“我那些杀人放火抢劫之事，你们政府与省政府均有报案记录可查，皆是事实，依法判处我死刑便是，何必多此一举。”县长回应：“按法律程序，必须有你的口供并画押才能判决。”乔日成瞬间变怒，戏谑地反问：“那你们当官的贪污受贿了多少钱，也请向众人详细交代……”话未说完，县长气得浑身发抖，即刻命令衙役掌嘴，打得乔日成口鼻流血。乔日成喷血高呼：“我连死都不怕，岂会惧这疼痛。”县长又下令用刑压杠子，乔日成顿时昏厥过去。因在堂上致犯人死亡属于违法之举，县长急忙令法警泼水将乔日成弄醒，随后押回牢房，等候再次审讯。紧接着，浑源县便向省府奏报，称乔日成供认不讳，按律当处死刑。
时间来到 1937 年夏季，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至 9 月，日军沿平绥线发起进攻，天镇、阳高、大同等地相继沦陷。驻防雁北的部队纷纷溃败，各县政权也随之瓦解。
浑源县政府官员在准备撤离之际，自行决定处决死刑犯，释放轻刑犯。此时，一天下午放风时，乔日成对众囚犯说道：“外面局势危急，日军即将逼近，县政府打算处死我们，然后逃往关南避难。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打开监狱逃跑。”众囚犯听闻后惊恐万分，纷纷表示愿听从乔日成指挥，立即行动。
乔日成安排两名未戴刑具的年轻囚犯控制住开监房门的看守，自己上前说道：“日军快来了，他们会先拿你们这些吃官饭的开刀。县里官员要逃跑了，你不如放了我们，也能早点逃命。你放了我们，我们定会感恩戴德，不放的话，就先打死你。”看守见此情形，明白若不同意恐有性命之忧，便说：“狱门外有站岗守卫的警察，你们出去他们会开枪的。”乔日成回应：“外面的事不用你操心，你赶紧拿把斧子帮我们卸掉刑具，打开狱门跟我们一起逃走。”
很快，五六十名戴着刑具的囚犯砸开刑具，乔日成带领三十名年轻力壮的囚犯冲在前面，其余二百多名囚犯紧随其后。来到狱门时，两名守卫警察尚未搞清状况就被缴械。众人又冲向警察班宿舍，抢夺了十多支步枪、子弹及手榴弹等，成功冲出监狱。在乔日成指挥下，众囚犯安全逃出浑源县城。
当晚，众囚犯在城西一个小村庄留宿，村长安排了饮食招待。经过商议，有六人愿随乔日成前往应县组建部队，七人表示先回家探亲再赴应县。此时，乔日成已拉起一支拥有十四杆枪和七人的队伍。次日，众人各自散去。
乔日成回到家乡时，当地一片混乱，百姓人心惶惶。他们既惧怕日军烧杀抢掠，又担心散兵土匪的骚扰。下社村民见乔日成归来，还带着十几支枪，都欣喜不已，一致拥护乔日成担任队长，当即成立保家队。他们招募了三十多名青壮年，搜集到三十多支步枪、冲锋枪，还有两支轻机枪及一批弹药（均为溃败士兵遗弃）供乔日成使用。乔日成迅速组织起四个班的武装部队，指挥所就设在自家。
乔父听闻儿子越狱归来，还带着人枪，自觉无颜相见，跑到村外跳井自杀。但井水不深，未被淹死，村民发现后将他捞出并告知乔日成。乔日成说道：“他既一心求死，就让他遂愿吧。”当即派从浑源跟来的六人带上铁锹，在村外井旁挖了个坑，将乔父活埋。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乔日成的保家队抓住时机迅速扩张。彼时，众多村镇也纷纷组建起类似的地方武装。1937 年阴历八月十五，日军攻占应县城，并建立起伪政权治安维持会，后改称县公署。起初，乔日成并不愿投靠日军，然而日军派出他念高小时的校长、伪县长王相前来游说劝诱，乔日成最终于 1937 年 12 月接受伪职队长之位，队伍更名为南乡保甲队。其武器弹药由日军供应，粮饷服装则在本地自行筹集，且受日军管控。
乔日成野心勃勃，表面上投降日军成为伪军，暗地里却与国民党察省主席张砺生勾结，获得挺进纵队番号，被委任为纵队司令，并受命扩充势力。张砺生还赠予乔日成一部电台，派遣常驻代表狄则林为其出谋划策。与此同时，乔日成与南山的八路军雁北游击支队也有往来。他巧妙利用各方关系，全力扩充自身实力。乔日成曾就读军校且在部队服役过，在带兵方面颇具经验。他对待部属既严格要求又能同甘共苦，这为部队的稳定与快速发展筑牢根基。他持续收编散兵游勇，兼并其他小股武装，再加上周边保家队主动前来归附，至 1939 年上半年，其部队规模已壮大到 2500 多人。
1938 年，日军为借助乔日成的力量对付雁北的八路军，特意加封他为“雁北剿匪司令”。乔日成顺势组建司令部，设立军法、军医、副官、参谋、秘书、稽查、军械、军需等八大处，将部队改编为 4 个大队和 1 个特务连，一时间在雁北地区称霸一方，乔队也自此改称乔军。
乔日成尽管接受了日军的加封，然而却坚持受编不受调的原则。当日军打算调遣他的一部分兵力移防大同，并要求他协助作战时，乔日成以东南乡民众不允许部队开走以及应县籍官兵不愿背井离乡为由，委婉地拒绝了命令。之后，日军又邀请乔日成进城赴宴，乔日成又借口身患疾病难以赴约，再次予以回绝。他的这些做法，着实让日军恼怒不已且深感头疼。但在当时雁北地区留存的日军兵力有限，想要制裁乔日成的部队却又有心无力，因此也只能无奈地对其放任不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