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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日成，字化文，1910年生于山西省应县下社村乔堡的一个农民家庭。幼时，他因出麻疹，脸上落下了些许麻子。其父乔正富，主要务农，同时经营着拉弓子（为马驴配种）的活计。此人蛮横刁钻，生性顽劣，普通百姓都对他畏惧三分，于是送给他“乔棒子”这一绰号。乔正富膝下有两子，长子乔日昌，次子乔日成，兄弟俩皆强悍不羁。

乔日成自幼胆量过人，机灵鬼点子层出不穷。在他5岁那年，有一次在街上，他被一个摆摊铜匠的货物吸引，尤其是一颗小巧精致的铜铃，那漂亮的模样让他爱不释手。他拿在手中把玩了好一阵子，可无奈囊中羞涩。只见他眼珠一转，心生一计。趁铜匠没留意，他迅速将铜铃塞进一个比他还小的孩子兜里，接着推了那小孩一把，示意他离开。待铜匠发现铜铃不见后，径直向乔日成索要。乔日成毫无惧色，竟主动提出让铜匠搜身，铜匠自然一无所获。乔日成不仅未心虚，反而将铜匠狠狠数落了一番，而后才大摇大摆地离开。之后，他追上那个小孩，把铜铃要了过来，占为己有。

1921年，乔日成在城内高小就读。那年暑假，正值五台山骡马交易大会召开，其父想买匹好种马，便带他同去。父子俩在马市徘徊，最终相中一匹优质马，当时有好几个买主，卖家设标箱让众人投标，价高者得马。乔父纠结投少拍不到、投多会吃亏，下意识询问12岁的乔日成。乔日成略一思索说：“这好办，咱在票上不写具体金额，只写比别人最高价多一元。”说完便代笔投入箱内，开箱后，其父果然如愿买到好马。

1924年，乔日成高小毕业，考入右玉县省立第七中学。该校英文教员王藩与乔是同乡，校内只有他们二人是应县人，因此二人感情亲近，往来频繁。1925年暑假后，七中部分学生受鼓动，以听不懂王藩英文课为由，要撵走王藩另换他人。一天上午，四五十名学生涌至王藩宿舍，强行拉人并搬行李。此时乔日成赶到，冲进人群与闹事学生拼死厮打，因寡不敌众吃了苦头。他奋力突出重围，爬上房顶，揭起房瓦朝拉扯王藩之人砸去，不少人被砸得头破血流、东倒西歪，一哄而散，去校长处告状。乔日成在屋顶喊道：“以后谁再敢来拉王先生，老子就打死谁。”此后，被乔打过的人都不敢惹他，此事震惊全校，乔日成之名轰动右玉城。学校无奈，只得挽留王藩，开除乔日成，并出钱医治受伤学生，平息风波。

此事之后，王藩自知难以在七中继续任教，坚决辞职，转往宁武县第五中学。王藩是应县刘义村人，距乔堡仅10余里。王家在民国时期是应县有钱有势的新兴大地主，王氏兄弟四人皆大学毕业，老大王相，山西大学毕业，当过察哈尔省财政厅科长、应县一高及县中校长，后任日伪县长；老二王辅，保定军校和陆军大学毕业，当过山西阎军少将旅长，后任蒋中央军副军长；老三王魏，北洋大学毕业，时任天津纺织工程师；王藩是老四，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到七中任教就发生此事。乔日成舍命护王藩，除了同乡之因，也是看中王家势力，想日后得照应。

乔日成被七中开除后返回应县老家。春节时，王家兄弟都回家过年。大年初二，乔特意前往王家拜年。王先生热情招待了他，王家的兄长们也对乔称赞有加、满怀感激，各自给了乔几元作为拜年礼，还留他在家中用餐。席间，王辅旅长夸赞乔有胆识，是个军事人才，并说道：“既然已经失学，可以去太原报考阎锡山的北方军校，我可以给校方介绍，保证你能考上。”乔日成听闻此言，欣喜若狂，感激不尽。宴席结束后，乔日成毕恭毕敬地向王旅长和王家众兄弟鞠躬后告辞离去。

1926年春，17岁的乔日成借了本县高小同学于孝先的中学文凭，独自前往太原报考阎锡山的北方军校。靠着王辅旅长与校方沟通说情，不管体格和考分情况怎样，乔日成被录取为二期步科六队学兵。那时军校不收学费，衣食也由公家供给，毕业后还能有工作安排，所以不少念不起或考不上大学的中学生都积极报考。

乔日成进入军校后，想到日后能谋个官职，可谓春风得意、得偿所愿。但他生性不羁、不受约束，不到一年，就觉得军校生活枯燥无趣，且管束极为严格，每天三操三课，从早到晚不得闲，星期天还得擦拭武器、整理内务，渐渐心生厌烦。于是，他心里的无名火没处发泄，常常和同学们吵架打架，甚至顶撞长官，屡屡违反军规。

于孝先的胞兄于绍先与乔日成自幼交好，当时担任晋军连长，因触犯军法被扣押在太原陆军监狱。1927年春，乔日成听闻消息前去探望，才知道于绍先已获释，住在正太街大丰栈旅店。乔日成想与于绍先见面，请假没被批准，便在一天夜里从军校大营盘的厕所翻墙出去了。后来校方知道了此事，就把乔日成开除了。

乔日成被开除后，暂时住在于绍先那里。他手头没钱，觉得总花于绍先的钱不是个事儿，有一天就对于绍先说：“看那些洋人肥头大耳、西装革履的，个个都是有钱人。把你的手枪借给我，我去抢他们些钱，咱就不用受穷了。”于绍先同意了。大丰栈离火车站不远，一天，乔日成刚出栈房大门，就看见一个大腹便便的洋人提着皮箱往车站走去。他赶忙快步上前，用手枪逼着洋人进到栈房街边的住处。洋人害怕了，只好乖乖让乔日成、于绍先搜身翻箱，两人把洋人的贵重物品全都抢走了。随后，二人离开大丰栈，搬到了别的地方。

当晚，山西省政府接到这个洋人的控诉，还向北洋政府及外国使馆发了电报。第二天，《晋阳日报》刊登了两名军人在大丰栈抢劫一名瑞典传教士的新闻。此事在太原城引起轰动，还引发了国际交涉，当局马上通令太原的军营及宪兵严查流浪军人，不过最终也没什么结果。

乔日成初次抢劫成功后，初次体会到有钱的快乐。他每日下馆子、逛妓院、上赌场、看名角，过得快活至极。仅仅几个月，钱财就被他挥霍一空。在于绍先的劝说下，年仅18岁的乔日成又借友人的初中文凭，考入太原私立中山高中。

当年冬季，奉军攻打晋军并占据雁北地区，导致在太原求学的雁北籍学生因邮政和交通受阻无法得到家庭资助。阎锡山下令给每个学生补助30银元，由学校登记发放。乔日成见有机可乘，除领自己那份外，还开具其他未到校的雁北籍同学名单，强行向校方代领。会计不允并与之争吵，乔日成怀恨在心，于当天下午身着军装持枪闯入学校财务室，打死会计，抢走若干银钱。

一不做二不休，乔日成从学校出来后又来到原军校王教官家。见王太太一人在家，他谎称是王教官让来取钱发饷，太太说：“关饷是军需处的事，教官不管。”话音未落，乔日成顺手拿起炉旁一根火柱朝王太太猛击一下，还举枪威胁：“不准叫嚷，赶快拿钱，拿不出打死你！”王太太吓得魂不附体，赶忙开柜拿钱，还取下手上金戒指给乔。临走时，乔日成让太太趴在地上不许起来和哭叫，然后逃之夭夭。乔跑到北门外一家旅店换上便衣过夜，第二天又抢了邮差的一辆新自行车，骑车逃到绥远省。

不久，太原宪警抓捕于孝先到案，转至阳曲县政府审讯（太原城归阳曲县管）。县长杨楷是应县人、清末举人，听于孝先讲述借文凭给乔考军校等事，才知道抢匪是乔日成。加之杨县长知道于孝先的三个哥哥都是现役军官，于是释放于孝先，并上报省政府通缉乔日成。乔日成接二连三的抢劫，一时间成为全省奇闻。阎锡山向各地军政下达通缉令，严令区县政府务必将乔追捕归案。应县县长不敢怠慢，令公安局派人到下社村抓捕乔日成，未抓到，便将乔父带到县衙，严刑拷打，逼问乔日成下落，还将其关入狱中，直至把乔父折磨得奄奄一息，才准许讨保释放。

绥远省是奉军势力范围，乔日成逃到此处，就像进入了安全区，阎锡山对他也没办法。乔用抢来的钱结交了不少地痞流氓，整日花天酒地、包娼嫖妓，还学会了吸食鸦片。这样过了约一年，他的钱所剩不多。正如“富则忘家穷则思归”，他决定回家探望妻儿，顺便探听一下抓捕他的风声。

1928年腊月，乔日成悄悄回到老家下社村。这是应县第一大村，由12个村堡相连，共1400多户人家。乔堡在十二堡中间，其北邻的李堡设有应县第二区公所，管辖东南乡几十个村子。自从省县通缉乔日成后，区公所一直负责侦缉他。乔心里明白，要想在家安稳，必须得到区长庇护，于是决定拜会区长。

入夜，区长和家人正准备睡觉，乔突然破门而入，站在区长面前自我介绍：“我是乔日成，今天特来向队长投案自首，请你逮捕我向上边请功领赏。”接着又说：“我来拜会区长，是想和你秘密交个朋友，私下互相帮助都有好处，请你考虑咋办吧！”区长面对这不速之客和他突兀的话语，吓得愣住，不知所措。乔见区长没回答，又说：“如你扣捕我，或向县里报告，咱俩结仇，我必打死你全家。但愿和你订个密契结义为兄弟，你意下如何？”区长听了，顿时明白，强作笑脸，请乔入座。乔坐下后，故意解开外衣露出腰间手枪，还掏出大把白洋放在炕上说：“这事你知我知，外人不知，以后你缺钱，我还接济你。”区长和太太见乔这样，又凭空得了不少银元，马上与乔为友，以礼相待，摆酒对饮，称兄道弟，很快成了“莫逆之交”。

乔日成在家中住了一个多月，不知被谁告到了县里。次年正月的一天夜里，应县公安局30多名警察突然来到乔堡，包围了乔家住宅。四名警察爬上房顶，十几人进入院内堵住门窗，准备抓人。当时，乔日成正在炕上吸大烟，听到杂乱的脚步声，他立刻提枪走到外屋，慢慢把门拉开一条缝，瞄准院内警察连续射击，当场就有好几人倒地，几个受伤的惊慌惨叫着逃走。房上和院外的警察还没搞清楚状况，也撒腿跑散了。乔日成见此迅速上房，又向街上的警察射击一阵，跑散的警察才开始还击。乔日成越过邻院房顶，趁夜色掩护逃出村外。

这次公安局抓捕乔日成没成功，还死伤了十多人，于是把气都撒在乔父身上。他们硬说乔父窝藏匪儿、导致警察死伤，要让他抵命，当场把乔父打得半死，然后叫民夫抬进城里投入狱中。乔父两次因乔日成受累，决心与他断绝父子关系，出狱后就把乔日成的妻儿安排到别院居住。

乔日成打伤打死警察后并没有逃远，而是藏在附近村子的亲友家里，暗中让人探查告发他的人。不久，他查明是本村一个男人向县里报告的，便在一个白天窜进村中将那人枪杀，同时警告村里的人，谁再告发就打死谁全家。之后，他又跑到口外避风头。乔日成身上钱不多，只能找绥包一带的朋友帮忙。这样过了两个月，他估计家乡抓捕他的风声已过，就又回到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