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曲黄河，奔流不息。黄河在中华大地上划出了一个巨大的“几”字湾。这里，是远古人类演进的重要区域和孕育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在进入晋陕大峡谷之后，接纳了来自黄土高原的支流秃尾河。在秃尾河的岸边，一座用石头砌成的古城，默默守护了这片土地数千年。
进入21世纪，考古学家终于叩开了这处史前城址的大门。石峁古城中蕴藏的中华文明密码正在被一点点揭开。
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横亘在秃尾河河岸上。20世纪初，在石峁遗址不断出土的玉器等文物，引起了考古界注意。1927年，媒体和学界首次对这里进行调查。
1958年，参与陕西文物普查的考古工作者踏上石头城。经过调查，考古工作者确认这是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
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陕西省文物考古工作者陆续对该遗址进行多次考古调查和试掘，发现、征集到一批玉器、陶器等重要文物，正式提出“石峁遗址”的命名。从此，石峁遗址的相关研究逐渐展开，遗址保护工作逐步升级。
2006年，石峁遗址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陕西省文物局决定启动石峁遗址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工作。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队调查确认，石峁遗址范围超过400万平方米。
2012年—202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石峁考古队对古城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与发掘。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艰苦努力，石峁遗址这个建筑规模宏大、聚落结构清晰、年代序列完整、出土遗物丰富、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终于清晰地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研究表明，石峁古城初建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
考古发掘证实，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内、外城以石城垣为周界。皇城台是石峁城址的最核心区域，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皇城台内布局有序、大型宫室云集，是整个城址的中心和贵族居住区，也是宫庙基址、祭祀等礼仪性建筑的所在地。
考古工作者陆续发掘了外城东门遗址、成排成列的房屋基址和高等级墓葬，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骨器、陶器、玉器、乐器等文物。
令人瞩目的是，考古人员在皇城台发现了70多件精美石雕。石雕绝大多数为单面雕刻，少量双面雕刻，最大的石雕长度超过2.6米。雕刻内容大致可分为神面、人面、神兽、动物和符号五类。测年数据显示，这批石雕距今4000年左右。
石峁古城的建筑结构与体量、石雕像、壁画、陶鹰等珍贵文物及铸铜、制骨等人类文明早期“核心技术”的发现，奠基性人头骨堆积及“藏玉于墙”等神秘现象，一次次刷新着人们对史前文明高度的认知。
丰硕的考古成果，使石峁遗址成为21世纪中国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之一，被学界誉为“考古中国”项目的典范，多次荣获考古学界最高奖项，2012年入选“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2020年入选“世界十大考古发现”，2021年入选我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业界专家用“石破天惊！”来形容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石破”是说石峁古城历经4000年后，在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下破土而出；“天惊”是指在石峁遗址出土的文化遗产以及石峁遗址的社会价值和学术意义，足以令天下人震惊！
石头城中那些待解的谜团
按照时间推断，石峁古城应该是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中国北方地区的一处超大型中心聚落。如此大规模的城址是何人所建？何人所住？石峁遗址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待解的谜团。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史学文献及历史传说，有学者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部落或其后裔北狄先民的居邑。然而用考古学的方法，很难直接证明黄帝部落的生活年代和地域。也有学者提出，石峁古城是尧帝躲避洪水的幽都。还有学者认为，石峁古城是古史中记载的西夏古国。甚至有人说，石峁古城就是大禹治水与共工争斗时被毁的“不周山”。
针对学术界关于石峁遗址属性的争论，石峁遗址考古发掘者孙周勇、邵晶从考古学角度，给出了石峁遗址的定义：石峁遗址是公元前2300年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
“分子人类学研究表明，石峁居民就是本地人群。他们从仰韶时代就一直在石峁繁衍生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石峁考古队副队长邸楠介绍说。
考古发现，石峁古城内以天然沟壑为界，区分出16个相对独立的梁峁。梁峁上均分布着居址、墓葬等文化遗存。这种“大聚居、小分散”的居住形态，暗示着石峁遗址内部囊括了众多小规模血亲集团，是当时政权统一所形成的结果。
▲石峁遗址城墙缝隙里的纴木遗存和门塾遗存
石峁古城所用的建筑材料主要是石料，仅内城与外城墙就长达10公里，城墙厚度约2.5米。考古人员初步推测，石峁古城所用石料量约20万立方米。
用量如此之大的石料从何而来？如何开采、运输、加工、砌墙？需要多少人力，历时多少年？
考古学家分析，石峁遗址兴盛时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延续了500年左右。石峁古城所用的建筑石料都来自当地。古人采用就地取材的方式，直接从山体和黄土下采掘砂岩，然后进一步加工。砂岩质地相对较软，便于打磨成型。石峁居民用较硬的石灰岩、石英岩等岩石对砂岩进行粗加工。
“从石峁的规模等级来看，它肯定是当时的一个王国都邑，也就是当时在中国北方的一个王朝，也许是和夏朝并存过的一个早期政权。”邸楠说。
据不完全统计，石峁遗址附近有不下10处石城聚落。这些聚落奠定了“石峁王权国家”的社会基础，其存在形式改变了仰韶晚期及龙山早、中期所见的多中心、对抗式聚落分布形态，逐渐向单中心、凝聚式的聚落形态演变，最终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形成了以石峁古城为中心的早期国家。
关于石峁古城废弃的原因，至今没有直接证据。“陕北地区的气候比较敏感。历史上，陕北地区长期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化的一个交会地。有考古学家猜测，气候对石峁古城的影响较大，其废弃原因可能跟气候的恶化有一定关系。”邸楠说。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基地
距离石峁古城东门遗址5分钟路程的皇城台，是一处高70米的平顶金字塔形建筑区域，体量巨大，极具视觉冲击力。一面写着“石峁考古队”的红色旗帜在这座庞然大物的最高处迎风飘扬，引人注目。
10余年来，数十名考古工作者扎根在这里。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古城的城门遗迹、宫殿区，在他们的手铲与毛刷挥舞间被一一揭示。石峁遗址取得的重要考古收获，对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石峁遗址的考古成果凝聚着几代人集体努力的心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孙周勇说，几十年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考古人，几乎没有停止过在遗址上进行调查、勘探、发掘、研究，最终才形成了一张比较宏观的石峁遗址考古图。
“最初进行大规模考古调查的时候，我们把整个考古区域10多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跑遍了。广大考古工作者风餐露宿，青灯黄卷，只为了绘制成一张石峁遗址考古图。以前，考古队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很艰苦。没地方住，大家就住老乡家废弃的窑洞；没水喝，大家就喝地窖中收集的雨水。如今，在考古区域，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孙周勇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声音中还是略带辛酸。如今，在皇城台区域对面设有石峁遗址考古工作平台。这个平台同时也是石峁文物医院，考古工作者驻扎于此，负责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和长期学术研究等工作，可以就近对重要文物开展及时的保护和修复。
石峁遗址的外城东门遗址被专家誉为“华夏第一门”。考古人员在这里确认了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构筑技术先进的门址、石城墙、内外瓮城等重要遗迹，出土了玉器、壁画、陶器等重要遗物。这些发现都是华夏文明演进史上的重要实证。
▲石峁遗址出土的玉器
“石峁遗址出土了大量玉器。这些玉器大多是在城防建造过程中使用的。”石峁遗址考古队副队长邵晶介绍说，“优质玉料由于其稀有性，成为史前社会的顶级奢侈品，一般只在祭祀坑或高等级墓葬中才能见到。石峁遗址上’藏玉于墙’的神秘现象令人费解，也许石峁城的居住者或统治者以此为自己构建精神屏障。”
石峁遗址拥有匠心独运的城防设施。外城东门遗址上的内、外瓮城及马面等遗迹，系国内确认的最早同类城防设施。马面是凸出于城垣外侧的一种台状城垣附属设施，主要功能是提高城墙的防御力。石峁城址有至少十余处马面遗迹，是龙山时代发现马面数量最多的遗址。
在层层筑砌的皇城台墙体中，考古人员发现许多插在石头缝里的柏木。宋代《营造法式》中记载，古代工匠在修筑城墙时，“每筑高五尺，横用纴木一条”。纴木类似于混凝土浇筑时预先搭建的钢筋。学术界过去认为，纴木最早出现在汉朝，而在石峁遗址发现的纴木遗存，将纴木出现的时间提前了2000多年。
“石峁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证。它的发现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理论提供了史证材料。”邸楠说。
石峁遗址的保护管理受到了各级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目前已被纳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等多项重要规划中。《陕西省石峁遗址保护条例》也已出台。
随着石峁遗址基础设施及其他相关条件逐渐改善，石峁遗址管理处组织实施了石峁遗址博物馆建设项目。博物馆设置有文物展示区、文明史视频体验区、考古体验区等，在保护遗址的同时实现了对石峁文化的传承。
“石峁遗址博物馆规划用地面积80亩，总建筑面积12890平方米，展览展示区面积约5000平方米。石峁遗址展示区和石峁遗址博物馆两个平台都将作为对外展示石峁文化的载体，同步对外开放。”石峁遗址管理处副主任张志明说。
石峁遗址展示区主要涉及皇城台、内城、外城、祭祀遗址，展示距今4000年的中华文明起源文化，以及与石峁古城相辅相成的黄土高原台塬梁峁延绵交叠的自然地貌。
“随着石峁遗址的各项保护和建设规划的及时跟进、专项保护条例的颁布施行、管理机构的不断健全以及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不断深入，石峁遗址将成为从历史斑驳的缝隙间捡拾华夏民族散落记忆的’宝地’。”孙周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