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永元五年简》
关于章草的起源，后世众说纷纭，大抵认为是东汉杜度，据张怀瓘《书断》所载：“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魏文帝亦令刘广通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我在《还原真正的中国书法史——由张怀瓘<书断>而引发的各书体称谓及其源流探究》（中）文中以三国吴.皇象的章草《文武帖》及西晋索靖《月仪章》中提取章草的相关特征，从而对比东汉《永元五年简》(公元93年)，得出《永元五年简》是杜度没有改良章草之前，我们现今发现的最原始的章草实物、它是一件章草标准器这一结论。
东汉无名氏所书《永元五年简》气质温润如玉，有翩翩君子之风，内敛而又不乏洒脱飘逸，委婉自如，含蓄而带些许个性的张扬，张扬而又不失稳重。他把许多矛盾和谐地统一于一身，特别是内敛、含蓄、温润、委婉这些都是东方、中国特有的美学和民族性格，但他又不是一味地死板地甘愿被文化打造的，他是敢于张扬个性，活力四射的，有属于他自己的独特风采的，此真可谓是难得一妙人也。但从《永元五年简》书法本身角度来说，笔画有比较类同之弊，特别是并列的横画，我将中国书法的文字记录式功能性与艺术的自觉觉醒的分水岭论定在东汉王次仲开创八分书之时，所以书写《永元五年简》的此君当尚无书法艺术自觉觉醒层面的意识。此《永元五年简》是一卷官方兵器库的兵械登记册，而他却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自我，字如其人，见字如面。由此也可见，东汉的政治环境是相对宽松的，所以这种时代会有创造性，除章草以外，楷、行书、小草以及隶书，都在这个时代萌芽、发展成长，开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座书法艺术的高峰。当然，人文环境更重要，没有人文底蕴为基础的所谓创新，连杂耍都算不上。
东汉.无名氏《永远五年简》(公元93年) （现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三国吴.皇象《文武帖》、《急就章》、张芝《秋凉平善帖》、王羲之《豹奴帖》
关于东汉杜度创章草之说，杜度应该是集大成者，是在《永元五年简》这类的有基层书写工作者经过长期实践中慢慢成型的章草基础上，加入士人审美及修养的元素。三国吴.皇象被尊为“草圣”，大概率也与其再次革新章草有关，皇象为吴人，而楷书从东汉中后期的萌发直至三国、西晋的成熟以及流行都发生在吴地长沙地区及其周边地区（至于钟繇为楷书鼻祖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也绝对不是事实，这些我在《还原真正的中国书法史——由张怀瓘<书断>而引发的各书体称谓及其源流探究》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从皇象《文武帖》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楷书化的底子，而《永远五年简》则都是隶书的元素，皇象以新兴的楷书元素加入古章草而使得章草面貌为之一新，就像王羲之革新章草并集草书之大成，终成一代“书圣”。
皇象《文武帖》入刻于北宋《绛帖》，但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二十卷本《绛帖》其中大部分是经过宋元数次翻刻的再生本，失真程度较大，最大的毛病就是线条、笔画纤细化现象，也就是弱化了原迹，皇象《文武帖》同样属于屡次翻刻本，但其风采仍然依稀可见。肃府本《阁帖》虽然笔画线条未细弱化，但是神采全无，这是肃府本最大的弊病，也是其通病。
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云:“吴人皇象，能草，世称 '沉着痛快’”此言信然。皇象此章草《文武帖》沉着痛快，文而不华，质而不野。唐.窦臮《述书赋》云其：“广陵休明(皇象)，朴直古情，似龙蠖蛰启，伸盘复行。”亦可当真。
至于（皇象）《急就章》，一看就是俗书，至多到唐代，它的基础书法是小楷，魏晋士人书法都不是小楷，小楷是有书佐及抄经书发展而来的，也就是其出生门第不高，加之笔画、线条纤细，不适合表现书法的艺术性。魏晋是一个非常重视门第的时代，也是一个艺术时代，故而小楷在当时受到魏晋士人鄙视。《急就章》的书写者连章草是什么都不懂，门槛都未迈进，真是越无知越无畏，连皇象章草的影子都未曾见过就敢凭空臆造。“皇象”《急就章》其俗在骨，俗不可耐，通篇形神呆滞，毫无生气，更无神气，是一件极为低劣之作。
同样是造假，同样属于臆造品的“张芝”《秋凉平善帖》就显得古朴淡雅，且其作者对于章草的认知比较高，书写功力也较深厚，虽然不属于张芝，属于北宋（我在《<冠军帖>东晋琅琊王氏最后的绝响》（下）文中有论述），但其不失为章草中相对优秀之作，不足之处是写得太实，木讷，缺乏灵动，更不见神采，而且过于规整，几乎都是正方形，状如算子。南朝宋.虞龢《论书表》云：“羲之书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顿还旧观”是说庾翼见羲之章草如同再次见到其昔日过江亡失的伯英（张芝）章草书，虽然这仅是其个人的认为，但也应该八九不离十，也就是说，张芝的章草，面貌上应该与王羲之《豹奴帖》相仿，而这就与所谓的张芝《秋凉平善帖》风貌完全不一样，再次证明其与张芝完全没有关系。王羲之《自书论》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黑，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结合庾翼的“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可以这样认为，王羲之“张（张芝）草犹当雁行”其中的“草”应该就是章草，也就是羲之与张芝相比的是章草。张芝虽然没有章草存世，但通过羲之《豹奴帖》，张芝的章草面貌可见一斑，张芝只不过比羲之更精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王羲之《豹奴帖》的书法意义非同寻常（帖文之文献价值另计），且还是其唯一存世的章草作品。
王羲之《豹奴帖》虽然不若庾翼所云的“焕若神明”，但还是神采飞扬，光彩照人，比索靖《月仪章》气韵酣畅，且更婉转自如，从中可以看出王羲之的娴熟使转能力，很大程度上应该得益于章草。《豹奴帖》相比于皇象《文武帖》、索靖《月仪章》更偏向于今草，也就是削减了古意，更多了些灵动，也就更见其神采，及气韵之生动。从笔法而言，其笔画形态虚实对比丰富，且转化自如。
三国吴.皇象《文武帖》（《绛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皇象《文武帖》局部（肃府本卷二）
（传）皇象《急就章》局部
（传）皇象《急就章》局部
（传）张芝《秋凉平善帖》（《大观帖》）
王羲之《豹奴帖》（《澄清堂帖》孙氏本）
西晋.索靖《月仪章》、《出师颂》
我在《颜真卿存世墨迹通辨》一文鉴定墨迹本颜真卿《自书告身帖》、《竹山堂连句》时，发现米友仁跋《自书告身帖》、《竹山堂连句》与在2003年7月10日的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以2200万元成交价被北京故宫博物院购藏的所谓隋贤书《出师颂》中的米友仁跋文“右出师颂隋贤书绍兴九年四月七日衬米友仁审定”，在笔迹上属同一人作伪，其造假年代为明代，当时断定此三帖为同一伙人造假，而未追究墨迹本《出师颂》的出处，刚搜集到北宋《汝帖》及明邢侗《来禽馆帖》中的索靖《出师颂》，才恍然大悟，所谓隋贤书墨迹本《出师颂》就是刻本索靖《出师颂》的临本，而且是意临本，如果没有刻本作对比，光看墨迹本，只觉得其笔法娴熟，洋洋洒洒，一气呵成。没有对比就看不出差距，相对于北宋《汝帖》，则墨迹本就等于鬼画符，完全未忠实于原作，但是单独来看，其还是很有神采的，带着意临者本身的风采，作为书法的学习者来说，这种意临无疑是成功的，历代意临作品中很少见到如此作品，主要是其本人修为比较出众，个性独立，唯笔墨精妙方面次之，也就是功力不足，对于笔法精深的认识也不足。其书写节奏远超原作，显得气韵酣畅，神采奕奕，故而仍不失为一件优秀的作品。此帖的临摹者意不在作伪，而是被作伪者看上后伪造米友仁的跋文在其后。从邢侗《来禽馆帖》刻本帖首之“双龙”、“宣和”二玺可知，索靖《出师颂》曾入北宋宣和内府。《来禽馆帖》本相比于《汝帖》，前者有女人脂粉气，后者则有丈夫气，同为刻帖，差别天壤。我在《各版本<十七帖>及各大舘刻本之优劣比较》文中之“《澄清堂帖》刻本”系统中经过对比得出《来禽馆帖》为最差，几乎形神尽失。
《汝帖》中的索靖《出师颂》与索靖《月仪章》中笔法完全一致，而风神尤过之，此帖气象高古，雄浑苍劲，浑然天成，可以断定宣和内府所藏《出师颂》为索靖真迹无疑。
墨迹本《出师颂》未署书者姓名，据明人王世贞等人记载，当时流传两本，一本有宋徽宗赵佶标题藏印，称为“西晋索靖书”，入清佚失，一为是本。本幅后有米友仁于绍兴九年（1139年）四月七日跋书并审定：《出师颂》隋贤书。此本后入藏清宫，《石渠宝笈》一书也著录为隋人书。现经启功、徐邦达、朱家溍、傅熹年等专家鉴定，确定为隋朝人所书。由此，再次可见启功、徐邦达、朱家溍、傅熹年等这些当代顶级专家的鉴定水平。
就书法本身而言，索靖《月仪章》最大的优点就是变化丰富，尤其是单笔画的变化，几乎没有雷同的，从这方面来讲，王羲之草书之魂也是千变万化。其次是单字造型，我在《王羲之书路历程及其书法基因密码》一文中罗列出大量的王羲之草书中的单字与索靖《月仪章》中的单字进行对比，有些完全一致，有些基本一致，由此，王羲之改造章草成今草之说，在书法实物上，可以得到局部印证，但此说不代表王羲之书法的全部，王羲之笔法更多的是来自琅琊王氏的家传，其博采众长而自成特色。
西晋.索靖《月仪章》能被后世刻石，说明它是随着衣冠南渡被带过江东的，在东晋初期，琅琊王氏集团有半分天下，何况王羲之年轻时候初出仕就任会稽王友，加之王羲之与众多门阀大族关系密切，这从王羲之的书信来往中可以看出，所以无论索靖《月仪章》被收藏在宫廷或者在琅琊王氏抑或是在其他大族家中，王羲之见到它的可能性极大。
至于陶弘景《上武帝论书启.五》所云“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张怀瓘所评“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云岭孤松，冰河危石”索靖的这类作品，我们已经无缘得见。但《月仪章》可谓是章草的教科书，而且是唯一。此帖丰筋多力，笔力坚劲雄健，结体韵致，笔法和点画形态都极为丰富，是上乘的章草学习模板。
索靖《月仪章》简洁古朴，笔法灵动多变，气韵生动。《出师颂》更为质朴无华，且笔势险峻。
西晋.索靖《月仪章》局部
索靖《出师颂》局部（北宋《汝帖》）/（明邢侗《来禽馆帖》）局部
索靖《出师颂》局部（北宋《汝帖》）/ 墨迹本
墨迹本(传)隋人《出师颂》
（传）西晋.陆机《平复帖》
关于《平复帖》，它不属于士人书法，更别说西晋.陆机，我在《<平复帖>不属于陆机》一文中有综合具体的分析，此不赘述。《平复帖》彰显的是其作者的人格魅力及人文精神，其书艺并无可取之处，笔法点画以及线条都极为单一，字形大小也无甚变化，几近“状如算子”；其书法本身之艺术性成分较少，唯运笔书写则极为娴熟，及因形式上的罕见而使人觉得有新奇感。这种书法，学之者必“死”。《平复帖》一如黄沙万里之荆棘，苍苦而荒凉，任凭朔风之凛冽，曲而不折，摧而不垮，压而不倒，坚韧倔强，百折不挠，彰显出一种不屈的风骨和人格魅力。
（传）西晋.陆机《平复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东晋.王献之《孤不度德量力帖》、《七月二日帖》
《孤不度德量力帖》入刻《阁帖》、《绛帖》等，《孤不度德帖》被列入《阁帖》卷五中的“古法帖”，米芾说是诸葛亮书，清代王澍说是王羲之书，我在《王羲之一门书帖之正本清源及其家族之书帖考论》（上）文中将其鉴定为王献之书。
王献之《孤不度德量力帖》洋洋洒洒，收放自如，通篇虚实相生，肥瘦有度。笔法及点画形态丰富多姿，从神采和风度以及韵致上来说要优于索靖之《月仪章》，古意上次之。虽笔法上不如其父《豹奴帖》精致，但洒脱远过之，献之在气度、气势上均超过其父，所以此帖胜过其父《豹奴帖》。献之《七月二日帖》虽然笔法上与其《孤不度德量力帖》一致，但因其相对规整、拘谨，收敛，不敢放肆，所以此帖远不如《孤不度德量力帖》。晋人留下来基本都是信札，而《孤不度德量力帖》却不是，是抄写前人的文章，信札是有接受人的，也就是说有写给别人看的成分，而抄写前人的文章的状态好比关起门来的自己，是最自由的状态，自然会流露出最真实的自己，《孤不度德量力帖》不是写给别人看的，是写给自己的。
《绛帖》本《孤不度德量力帖》优与肃府本《阁帖》，此本应该没有经历过多次翻刻。
《孤不度德量力帖》释文:“孤不度德量力，欲俟义于天下，而措术浅短，遂至昌蹶，然至于今日，志犹不息，君谓计将安出。亮曰：' 董卓已来 豪杰并起 跨州连郡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 则名微而众寡 然能克绍 以弱为强者 今日拥百万之众 挟天子以令诸侯 诚不可与争锋也。’”
东晋.王献之《孤不度德量力帖》（《绛帖》）
王献之《七月二日帖》（《大观帖》卷十）
章草自东晋后式微，唐代以后章草只是形式化，书体化，其精华部分完全丢失，主要是八分隶书的断代以及科举带来的规范小楷的盛行，所以基本上都流露出小楷纤细的笔画形态及骨架，仅作捺画粗重以彰显、强调他写的是章草，元代邓文原《急就章》、鲜于枢章草《千字文》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邓文原《急就章》表现出儒家清雅秀润的气质，而明代宋克《章草急就章》就粗鄙恶俗，我之前不知道“恶札”长啥样，当见到宋克的《章草急就章》的那一刻便拍案而起，原来长这样！
元.鲜于枢章草《千字文》纤细且柔弱，完全与其行草书中流露出来的直率刚猛的性格相反，此帖应该是后人伪造，或者是被误冠名，这种书法也没必要去追究，没有价值，没有意义。
元.康里巎巎《李白古风诗卷》一派趾高气扬，飞扬跋扈，一种作为征服者恃强凌弱的姿态，跃然纸上。
元.杨维桢《张氏波阡表》刚烈勇猛，杀伐果断，快意恩仇。徐渭被前人称为“字林侠客”，我认为杨维桢可谓是“书中杀手”。
清.傅山《诗文册页》少有地流露出其温文尔雅的一面，此帖气脉流畅，而由于笔画及线条形态的单一显得韵味较差，看上去就像一个身子骨单薄之人，但精气神还是不错。
现代.康生《比目鱼帖》，通篇生硬，如同硬笔，转折处几乎都是楷书的方折笔，捺画形态几乎一致，无甚变化，仅以捺画强调他写的是章草，可见他对于章草的认知极低，但这并不妨碍他帖文中狂妄的口气，越无知越无畏。要想提高书法，首先修养对于书法的认知、审美能力，任何顶级的书家都是眼高手低，绝无可能是手高眼低。
元.邓文原《急就章》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元.鲜于枢章草《千字文》局部 / 元.康里巎巎《李白古风诗卷》局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元.杨维桢《张氏波阡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明.宋克《章草急就章》局部（天津博物馆藏）
明.宋克《章草急就章》局部
清.傅山《诗文册页》部分（山西省博物馆藏）
现代.康生《比目鱼帖》
本章结语
梳理历代存世章草，再次说明楷书功力深对书法艺术性方面所带来的害处，同时也可以意识到真正的章草的断代给草书笔法、笔画形态等表现力的丰富性方面的削弱，包括八分隶书的断代，我们现代早已不是科举时代，书法入门完全没必要从楷书入手，而是要选择丰富性高，个性化低的书体，这样才会在起步阶段就学到很多东西，且相对容易化出，而且思想也不会因为学书法而受到禁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