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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中国医药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治疗疫病的方剂。宋人用以治疫，“活人甚众”“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然而，同一个方剂，到了北宋末年至明朝中叶，同样是在治疫中，却出现了“杀人无数”“病者服之，十无一生”“被害者不可胜数”等截然相反的结果。这是古代医药学史上一桩褒贬不一的公案，这桩公案与一位名人有关。此方于世影响甚大，历代医家多有记述。方剂的名称是“圣散子方”，最早见载于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与其有关的这位名人就是大文豪苏东坡。

     苏轼 （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诗人、书法家。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东坡因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获罪，遭弹劾罢官，被捕下狱，差点被杀了头，史称“乌台诗案”。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这才免于死罪，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正月初一，苏东坡离京赴黄就任，二月一日到达黄州。此后直至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苏东坡前后在黄州呆了4年多。是年，黄州及邻近州郡大疫流行，死人无数。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位于湖北东部、距武汉78千米。对于黄冈，国人应该不会陌生，在当今新冠肺炎流行期间，黄冈一度成为湖北省除武汉以外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千古名词 《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苏东坡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谪居黄州时写成的。

     同古代许多亦儒亦医的文人学士一样，苏东坡也非常热衷于医道，并在医药、养生和防疫方面多有建树。在进士及第入仕后，他经常拜访御医、医药名家、僧道和民间郎中，广泛收集在民间、道家、佛家间流传或秘藏的验方、偏方。著名的《苏学士方》，就是他的与医药和养生相关的文字作品，后来有人把它与宋代名儒沈括的《良方》合编为《苏沈良方》。

     苏东坡在四川眉州老家有一个名叫巢谷的朋友。元丰五年九月，巢谷从眉州来黄州探望苏轼，直到第二年正月才离去。在黄州期间，巢谷用所藏的秘方“圣散子方”救治了不少身染瘟疫的人。苏东坡遂求方于巢氏。巢谷，字元修。行伍出生，亦通医道，“多学好方”，喜欢交结朋友，是一个危急之事可以托付的人（苏辙《巢谷传》，“缓急可托者也”）。

     巢谷收藏的圣散子方“不知所从出”，其自称得之于“异人”。他对此方非常珍惜，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传授。在连年瘟疫肆虐、亟待解民于倒悬的情况下，巢谷终于禁不住苏东坡的再三央求，答应将药方传授给他。但要他指江水为誓，保证永不传人。

     然而，苏东坡并没有践诺，他怀着一颗普济众生的仁爱之心，很快就将圣散子方传给了庞安时。庞安时（约公元1042—1099年），字安常，蕲州蕲水（今湖北黄冈浠水）人。苏东坡因病与之结识，后来二人成为很好的朋友。“安时以善医闻于世，又善著书，欲以传后，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与此方同不朽也。”（苏东坡《圣散子叙》）庞安时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以善治伤寒著称，被后人誉为“北宋医王”。苏东坡将方子传给庞安时，是希望通过他让方子流传下去，惠及后世。

     庞安时果然没有辜负苏东坡。1099年，他完成了《伤寒总病论》，书中记载了圣散子方。从此，圣散子方传于天下。其时，苏东坡已远谪海南，自身处境困难，但仍允诺为《伤寒总病论》作序。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哲宗驾崩，宋徽宗继位，苏东坡从海南儋州获赦北归。这一年，苏东坡写了《圣散子方》一书，书中仅收载圣散子一方。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中收藏有该书的宋代刻本及旧山楼赵氏抄本。

     巢谷授方后，苏东坡按照“圣散子”的配方，“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苏东坡《圣散子叙》），使黄州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在苏轼的弟弟苏辙因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谪至任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期间，该地也遭遇了一场大疫。“时大疫，乡俗禁往来动静，惟巫祝是卜。”（《雍正江西通志》卷六十“名宦四”）苏东坡得知后，也让他使用圣散子方，遂使筠州疫民所活无数。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任龙图阁学士，在杭州做知州。这是苏东坡第二次来杭州任职。履新后的第二年春天，杭州大旱，颗粒无收，继而是持续了一年多的疫疾大流行。《宋史·苏轼传》记曰“大旱，饥疫并作”，即饥荒与瘟疫并行，百姓苦不堪言。于是，苏东坡又拿出圣散子药方，命下属按方司药，无偿分发给杭城民众。结果，“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苏东坡《圣散子后叙》）不仅如此，在疫情趋于缓和后，他还派专人“作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续资治通鉴长编》）。

     圣散子方用于黄州大疫、筠州大疫、杭州大疫，三大“战疫”均大获全胜，且花钱又少。苏东坡曰：“用圣散子者……若时疫流行，不问老少良贱，平旦辄煮一釜，各饮一盏，则时气不入。平居无事，空腹一服，则饮食快美，百疾不生，真济世之具，卫家之宝也。”圣散子方用于疫疾可谓药到病除，简直就是著手成春的万应灵药。

     难怪苏东坡对圣散子方赞美有加：“用圣散子者，一切不问阴阳二感，或男子女人相易，状至危笃，速饮数剂。而汗出气通，饮食渐进，神宇完复，更不用诸药，连服取瘥。其余轻者，心额微汗，正尔无恙。药性小热，而阳毒发狂之类，入口便觉清凉。此药殆不以常理而诘也。”（《圣散子叙》）

     然而，就是这个被苏东坡百般推崇的圣散子方，在后人的应用中却屡屡出现了意外。

     元祐辛未年（公元1091年），永嘉大疫，当地人纷纷效法“圣散子方”。结果，“被害者不可胜数”（明俞弁《续医说》卷三“圣散子方”）。永嘉医派创始人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也有相同的记载。

     北宋宣和 （公元1119—1126年）末年，“金人围困汴京，城中疫死者几乎半数”（《宋史·五行志》）。“宣和后，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明代弘治癸丑年（公元1493年），“吴中疫疠大作，吴邑令孙磐，令医人修合圣散子遍施街衢，并以其方刊行。病者服之，十无一生”（明·俞弁《续医说》卷三“圣散子方”）。

     曾几何时，一个当年“活人甚众”的济世良方，变成了“杀人无数”的凶神恶煞。圣散子方也从名噪一时而渐次归于沉寂。同样的一个方剂，在后世的应用中竟会如此功过相左，实在令人始料不及。

     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中记载的圣散子方原文如下：

     肉豆蔻（十个）、木猪苓、石菖蒲、茯苓、高良姜、独活、柴胡、吴茱萸、附子（炮）、麻黄、厚朴（姜炙）、藁本、芍药、枳壳、白术、泽泻、藿香、吴术（蜀人谓苍术之白者为白术，盖茅术也，而谓今之白术为吴术）、防风、细辛、半夏（各半两，姜汁）、甘草（一两）。

     （今按：方中“肉豆蔻”一味，《苏沈良方》和《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均记为“草豆蔻”）

     大致做一下方义分析：方中麻黄、细辛、附子、吴茱萸、高良姜温阳散寒；苍术、厚朴、藿香、半夏、石菖蒲、草豆蔻苦温燥湿，茯苓、猪苓、泽泻淡渗水湿，白术健脾化湿，防风、藁本、独活祛风胜湿；柴胡、枳壳、芍药、甘草合为四逆散，透邪解郁，疏肝理脾。

     值得注意的是，在《伤寒总病论》中，庞安时是将圣散子方放在“寒疫”条下的，这说明庞氏对“圣散子”用于治疗寒疫这一点有清醒认识。可惜，他没有进一步强调，只载其方其叙，其他未置一言。

     而从方药组成看，圣散子方全方偏温，用于时行寒疫病自无不可。但世上可有“一切不问”、包治百病的神药？试想，若当时黄州、筠州、杭州流行的是温热疫病，以此辛热燥烈之药治疗，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可见，作“一切不问阴阳二感，或男子女人相易”之语，则未免言过其实。

     明代医学家张凤逵在《增订叶评伤暑全书》中指出：

     “圣散子寒疫挟湿之方而设，永嘉、宣和年间服此方殒命者，是因为以寒疫之方，误施于温疫而致。”

     明代学者俞弁更是在《续医说》中做了具体分析：

     “昔坡翁谪居黄州，时其地濒江多卑湿，而黄之居人所感者，或因中湿而病，或因雨水浸淫而得，所以服此药而多效。是以通行于世，遗祸于无穷也。……殊不知圣散子方中，有附子、良姜、吴茱萸、豆蔻、麻黄、藿香等剂，皆性燥热，反助火邪，不死何待？若不辨阴阳二证，一概施治，杀人利于刀剑。”

     所云观点鲜明，深中肯綮，有很强的说服力。

     中医药之谓“疫”，包括多种烈性传染病，未可用一方通治之。由辛香燥烈之药组成的圣散子方，即使用以治疗寒疫，亦应辨证加减使用。倘若并非寒疫，或者是其他什么疫病，随便套用此方，则难免产生严重后果。

     人之患病，五花八门。即便所患之病其证相同，其病程亦是千变万化，岂可一药而通治之？辨证施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根据四诊所收集的资料，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病因、性质、部位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而后据以施治。方宜据证而建立，药宜据证而增减；还应有因病而异，因人而异，因地域、气候、季节诸因素而异之判断。

     如果辨错证、用错药，那就如同是火上浇油。是死于药，而非死于病也。如此，能不儆戒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