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很奇妙，大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世界上多个主要文明涌现出泽被后世的思想家、宗教导师和哲学家。 比如中国的老子和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这段历史时期，就是被称之为“世界轴心时代”。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哲学家们都主要探究外部世界，被称为“自然哲学家”，他们研究的是宏观的世界。比如中国老子研究的是道，到了庄子才转向研究人生问题，人如何安放自己的内心以及如何与外部世界相处。我们一直把道家学派老子和庄子放在一起并称“老庄”，其实他们还是有所不同的。同样，古希腊从苏格拉才开始转向研究人生问题和善恶问题，这个转向就是西方哲学史上著名的“苏格拉底转向”。罗翔老师极力推崇这本集聚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书《苏格拉底的申辩》，该书不仅仅是研究哲学的启蒙书，其实更是每个人的人生启蒙书，是我们破除盲目自大、迷信愚昧的最好利刃。“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面对无道的社会，老子留下5000言的《道德经》骑着青牛出了函谷关不知所终，而苏格拉底选择了慷慨赴死，显然死于殉道。但是死之前他在法庭的申辩内容，也就是这本《苏格拉底的申辩》振聋发聩至今仍震撼每一个读者的心灵。在苏格拉底看来，是向默而生还是向道而亡，这从来不是个问题：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我梳理一下这本书的主要思想或者说是观点：承认自己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的大门——无知之知这也是常说的“无知之知”，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其实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人只有发现自己无知，才会不断的求索。如果把自己的知识比作是一瓶水，当你带着这一瓶水见到大海时，你会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的东西还有很多。不读书学习的人，永远发现不了自身的问题，无知者愚昧，才会无知者无畏。比如说人性，历史书太薄，写不下人性的复杂。举个魏忠贤的例子，说到他很多人会咬牙切齿，说他是十恶不赦，死后百姓都争相生啖其肉。但是他一死，明朝不久就灭亡了，这又是为何？千百年来物种都有进化，唯独人性没有，罗翔《刑法学讲义》说过：当你看过人性的复杂，就不会轻言善恶。因为他虽恶，但他还是重用袁崇焕等将领解决边患问题，而且还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却加收富商的盐茶税，从而每年收得三百万两白银。这笔银子并未全落入个人私囊，而是大多投向辽东前线。魏忠贤一死，东林党人全面掌权后，第一件事便是废除工商税。这批官员多出自江南，家中不是经营商铺便是拥有田产，工商税恰恰征在他们身上。这一废除的税最后只能加在百姓身上，从而又加剧社会矛盾，引发各地起义。崇祯临终前幡然悔悟：当年诛杀魏忠贤实为自毁长城。这位被史书唾骂的权宦，却是维系辽东军饷与朝堂平衡的关键。当东林党废除工商税导致边关断饷、流民四起时，大明已坠入无法挽回的深渊。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度过的——日三省吾身中国孔子《论语》“日三省吾身”，与苏格拉底的这一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如今AI人工智能让写作变成了分秒之事，写得又快又专业，那我们还需不需要再自己写作呢？一段时间我陷入了矛盾之中，甚至在AI面前自惭形秽，觉得自己花一天的时间，抵不上豆包几秒就搞定了。但时间一久就发现，AI写的文字千篇一律，没有细节没有温度，只有一股“AI”味，让人一看便能辨识。人在科技面前不能迷失自己，无论多么发达的科技永远只能成为人类的帮手，不能完全代替人类。世界在日新月异，但社会却变得越来越浅薄，我们要不断地省察自身与这个世界，才能安放好内心，与这个世界和谐共生。苏格拉底正是倡导通过批判性思维追求人生意义，并呼吁在浅薄的时代与伟大灵魂对话以提升思想深度。记得上学期间，我喜欢读小说尤其是金庸和古龙武侠小说，既有故事情节还不费脑，而哲学既枯燥又抽象还烧脑，所以从不想读。现在相反，我倒是喜欢读些哲学书，比如，感觉以前读的小说太过肤浅了没有深度，看完很快就忘记了。而现在一些诸如亚里士多德“优秀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习惯”，卢梭“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叔本华“生命是一团欲望，不满足则痛苦，满足则无聊”等充满思辨性的哲学句子更令我着迷。正义和道德——人如何面对死亡孔子周游列国，推行他的儒家思想，一生颠沛流离，被人笑“丧家之犬”，但在明知“道之不行，已知也”，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精神令千秋万世所敬仰。同样，“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在面对明知有一死的苏格拉底，他坚决维护正义和道德，所以他要选择申辩。福柯认为：“苏格拉底的辩护不仅是对个人自由的捍卫，更是对话语权体系的挑战，揭示了雅典社会中知识与权威的紧张关系。”苏格拉底之所以被审判，是因为雅典正处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之后阴影之中，城邦中的人们的自信心被严重打击，陷入“血腥三十人集团”的暴政。苏格拉底“无知之说”引起他们的恐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才是这个社会的“精英”，说他们“无知”这公然是对他们挑战，所以才会成为“公敌”受到审判。苏格拉底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怕死，“因为死亡要么是一种彻底的无知觉的状态，要么是一种灵魂的转移。死亡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真正可怕的是背离道德和正义的生活”。人活着的意义就是在于追求善和真理，死亡不过是灵魂换个地方与先知对话，灵魂比肉体重要。但是“做不义之事比遭受不义之事更糟”，苏格拉底说像这样不公正地判决他死刑对雅典社会造成的伤害显然要比个人的死要大。因为司法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法律——就好比污染了水源。”牛虻与沉睡的马——人与社会的关系稻盛和夫曾指出，一个人的觉醒中，百分之一靠别人提醒，百分之九十九靠亲身经历的“千刀万剐”。同样一个社会时间久了，就会沿着惯性向前走，即使有百分之一人提醒，它也不想作出任何改变，而且还会对提醒的人作出应急性报复行动，比如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庭审上申辩道，“夸张一点来说，这座城邦就如同一匹强壮而高大的马，这匹马因为体型过大变得迟钝，急需像我这样的牛虻来刺激它”。这是苏格拉底对雅典社会的批判性反思，想借此引发民众的自我反思，同时他也指出了哲学家的重要性——他们就像是鲁迅要唤醒被传统和习俗“麻痹”大众。其实，人类的先知、觉悟者和社会权贵阶层和一般大众之间关系都很紧张。社会大众一直是统治阶级洗脑的对象，所以真理才总会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就像是《乌合之众》里说的，个体在独立状态下往往比融入群体时更清醒、理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句“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忽视了雪崩的推手。杰出的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说过：“苏格拉底的死提醒我们，民主社会需要容忍不同的声音，并允许哲学家和批评家存在。”这也许就是我们读这本《苏格拉底的申辩》社会意义，不要把新生的学说思想都打成“异端邪说”，社会与民众要有容忍度，要有“让子弹飞一会儿”的定力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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