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不懂点星座、性格测试，都没法打开跟陌生人的话匣子，在我们的认知里，感觉星座这类话题，从西方传入中国才没多久，其实并非如此。
《苏东坡的星座》一书中，学者侯印国介绍了许多另类的中国历史，其中介绍中国古代的星座一章中，他介绍到，十二星座的名称确实起源于西方，是古巴比伦文明的天文成就，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程度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中国古人应用西方十二星座的名称，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而苏东坡就曾用十二星座算命，并将自己的命途多舛归咎于自己是摩羯座。
中国本土的天文概念中最常见的是七曜、二十八宿、四象、十二次。七曜就是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后五星又合称五纬），古人观察七曜，是用恒星作为背景，在众多恒星中，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坐标，这就是二十八宿。
张世卿墓室穹顶《天文图》，宣化下八里辽代壁画墓群出土，1972-1993年发掘
二十八宿分成四组，每一组的七宿都组成一种动物，便是四象，分别是东方苍龙、北方玄武（龟蛇）、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其中东方苍龙七宿是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是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是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是井、鬼、柳、星、张、翼、轸。
在古人看来，二十八宿的相对位置是不变的，七曜却一直在运动，所以以二十八宿作为坐标，就可以描述七曜运动所处的具体位置。比如古书中说的“月离于毕”，其实就是月亮的位置靠近毕宿（古人认为这种星象代表着要下大雨）。再比如“荧惑守心”，就是荧惑（火星）居于心宿。
古人认为这种星象是大凶之兆，往往意味着帝王身死。秦始皇驾崩、安史之乱、崇祯皇帝自杀前都有这一天象。汉成帝绥和二年也就是公元前7年，荧惑守心，成帝担心自己驾崩，希望将厄运转移到丞相身上，丞相翟方进被迫自杀，但第二个月，汉成帝还是忽然暴崩，他的昭仪赵氏—— 也就是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也随之自杀。现代天文学已经证明这些都是巧合和误算。
三垣也是中国古人对星空的分区，也就是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北极星及周围其他各星所在的区域，称为紫微垣。在紫微垣外，在星、张、翼、轸四宿以北的星区是太微垣，而在房、心、尾、箕、斗五宿以北的星区是天市垣。故宫（紫禁城）的布局就与天上三垣对应。
十二次也是中国古人很重要的一个天文概念。古人为了说明七曜运行和节气变换，把黄道附近一周天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分为相等的十二等份，叫作十二次。十二次的名称和顺序古籍上有不同的记载，一般根据《汉书·律历志》的记载，分别是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二十八星宿大小不一，十二次则是完全平分，每一次分别对应三到四个星宿，其中有的星宿分属于不同的次，比如女宿，主要部分在玄枵，但也有一部分在星纪。
河南洛阳元乂墓星象图，1974年发掘
实际上，十二次和十二星座（黄道十二宫）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划分的界限稍有差异。也就是说东西方的古人各自仰望星空，产生了相同的分类方法。如果大致对应的话，星纪等十二次分别对应摩羯、宝瓶、双鱼、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处女、天秤、天蝎、人马。这里只是取其大概，这两个体系并不完全重合，稍微准确来说，摩羯宫对应星纪、玄枵两次中的各一部分，而星纪还有一部分对应人马宫，玄枵还有一部分对应宝瓶宫。
1978年广西贵港市工农师范广场M3中出土了一面四叶纹瑞兽对凤镜（夔凤镜），近年四川大学考古系王煜教授等人发现，这面三国时期的镜子上不仅有星象图像，还有螃蟹和罐子的图像，经过深入的研究，确定这两个图像代表的正是巨蟹和宝瓶，这进一步证明了王仲殊先生20世纪80年代所研究三国时期吴地夔凤镜（四叶纹对凤镜，主要为佛像夔凤镜）上的螃蟹和瓶子形象为黄道十二宫巨蟹和宝瓶图像的假说。
三国·吴佛像夔凤镜上的莲花图案
佛教早期传入中国时，带来了印度和西域的文化知识，其中就包括西方十二星座。上述佛像铜镜中，只有巨蟹和宝瓶的图像。在目前能见到的文献中，十二星座的名称全部出现，最早是隋代高僧那连提耶舍译的《大方等大集经》卷四十二《日藏分中星宿品第八之二》，其中提到八月蝎神、九月射神、十月磨竭之神、十一月水器之神、十二月天鱼之神、正月持羊之神、二月持牛之神、三月双鸟之神、四月蟹神、五月狮子之神、六月天女之神、七月秤量之神。
到唐代，随着密宗传入长安，十二星座开始风行。例如不空大师译出的《文殊菩萨宿曜经》中，分别称之为第一羊宫、第二牛宫、第三男女宫、第四蟹宫、第五狮子宫、第六女宫、第七秤宫、第八蝎宫、第九弓宫、第十摩羯宫、第十一瓶宫、第十二鱼宫，这部经中记载了利用七曜、二十七宿（之所以少了一宿，是因为牛宿不参与，大概和印度尊敬牛有关）和黄道十二宫等星体的运行位置解读吉凶的方法。
大致来说，其方法是根据生日确定命宿，然后就可以推断出荣宿、衰宿、安宿、危宿，便可以推出不同时间的吉凶。不空大师所译的《炽盛光佛顶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等经典，都与星座相关。1974年西安柴油厂唐墓出土的雕版古梵文印本陀罗尼经咒中，残存天秤、巨蟹、天蝎三宫图像。
在唐宋时期，中国佛教盛行炽盛光佛信仰。炽盛光佛与金木水火土五星、十二星座、二十八星宿等相互联系，大致是诸星曜异动，能致人罹患灾祸，而炽盛光佛所传的咒语则专司禳解灾难，“若有国王及诸大臣所居之处及诸国界，或被五星陵逼，罗睺、彗孛、妖星，照临所属本命宫宿及诸星位，或临帝座于国于家及分野处，陵逼之时，或退或进，作诸障难者，但于清净处置立道场，念此陀罗尼一百八遍或一千遍，若一日、二日、三日，乃至七日，依法修饰坛场，至心受持读诵，一切灾难，皆悉消灭，不能为害；若太白、火星入于南斗，于国于家及分野处，作诸障难者，于一忿怒像前，画彼设都噜形，厉声念此陀罗尼加持，其灾即除”。
在敦煌石窟中就发现了不少炽盛光佛的图像，其中大都与五星等星辰相关。其中一幅唐代炽盛光佛并五星图绢画上有题记：“乾宁四年(897)正月八日炽盛光佛并五星，弟子张淮兴画表庆光。”画面上佛陀乘坐牛车，大放光明，四周有五人分别代表五星：四手持兵器（矢、弓、剑和三叉戟）、戴驴马冠的南方荧惑星（火星），弹弦奏乐、着白色练衣、戴鸟冠的西方太白星（金星），执锡杖、戴牛冠的中宫土星，手持花果、身着青衣、戴猪冠的东方岁星（木星），手执纸笔、戴猿冠的北方辰星（水星）。此图现藏大英博物馆。
唐代《炽盛光佛并五星神图》，现馆藏于大英博物馆 
炽盛光佛与十二星座“同框”的图像在当时也一度流行，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实物。2001年，日本奈良县教育委员会事务局文化财保存课编辑发行了《奈良县所在中国古版经调查报告》，其中有一件北宋开宝五年(972)刻本《炽盛光佛顶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根据卷末题记，是“大宋开宝五年岁次壬申四月八日”佛诞日钱昭庆“发心印造《炽盛光经》一藏，散施持颂，所构胜因，乃叙凡恳。
伏愿先将巨善上赞严亲，润似海之幅源，益如椿之运数”，这卷佛经的开头有一张精美的版画，中心是佛陀趺坐于牛车所载莲花须弥座上说法，周围是两位侍者和十一曜天神，再周围有十二个圆圈，分别绘有十二星座图形，顺时针依次为白羊宫、金牛宫、双子宫、巨蟹宫、狮子宫、室女宫、天蝎宫、天秤宫、人马宫、摩羯宫、宝瓶宫、双鱼宫（天蝎宫、天秤宫的位置似乎画反了）。在十二宫再外面一圈，则是二十八星宿的图像。
与炽盛光佛相关的佛教经典，最有影响的是唐不空所译《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一卷，也叫作《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消灾吉祥经》或《消灾经》，其同本异译有佚名所译《佛说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一卷，此外还有唐金俱吒译《七曜攘灾决》，一行编《梵天火罗九曜》等。
宋代遵式法师撰有《炽盛光道场念诵仪》，内容是炽盛光佛顶法的坛场及念诵法。在其他传世文献中也可以看到炽盛光佛信仰的流行，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当时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的大相国寺，就有炽盛光佛降服九曜图像。根据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的记载，相国寺中的图像出自高益之手。《蜀中广记》则记载四川成都寿宁院，佛殿内四壁画炽盛光九曜图，是五代宋初著名画家孙知微的手笔。
洪迈《夷坚甲志》卷七中记载有一个“炽盛光咒”的故事，大致是说有个叫曹瑴的瑞安人，家中祖传疾病，都会早死，他念诵炽盛光咒，“一日读最多至万遍，觉三虫自身出，二在项背，一在腹上。周匝急行，如走避之状”，随着三虫消失，他的家族病也自然痊愈。这个故事虽然离奇，但说明当时这一信仰的普及。据南宋志磐《佛祖统纪》记载，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曾为皇女延昌公主举行炽盛光忏法。
炽盛光信仰的影响范围很大，不仅北方石窟中有大量壁画、帛画，南方也有造像留存，比如杭州灵隐寺飞来峰第37龛、重庆大足石刻第39龛（五代造像）与169龛（北宋造像）等。大概到明朝初年，炽盛光佛信仰慢慢式微，乃至逐渐消失。这种东西交融的民间信仰，却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
《炽盛光佛经变相图》莫高窟第61窟（局部）
中国唐宋以后三教融合，很多神灵在佛教和道教中有都有供奉，宋代以后，道教也从佛教吸收了十二星座，分别称为尊神，根据宋代蒋叔舆《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及吕元素《道门定制》，分别是天秤宫尊神、天蝎宫尊神、人马宫尊神、磨竭宫尊神、双鱼宫尊神、宝瓶宫尊神、白羊宫尊神、金牛宫尊神、阴阳宫尊神、巨蟹宫尊神、狮子宫尊神、双女宫尊神。
《东坡志林》卷一有一段很有趣的文字，苏轼说：“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如果简单地理解，那就是苏轼觉得自己以摩羯为命宫，和唐代韩愈以摩羯为身宫相似，都特别容易招惹口舌。
我们今天说一个人是摩羯座，他的生日就是在12月22日到次年的1月19日，苏东坡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换算过来是1037年1月8日，恰好是摩羯座。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苏东坡这里说的“以磨蝎为命”，并不是说他自己觉得自己是摩羯座，出生日期简单对应星座是现代人的思维。苏轼确实觉得自己的命宫是摩羯，但他不是拿自己的出生日期简单查出来的，而是用自己出生的月份和出生的时辰算出来的，所以他说自己是摩羯，和我们今天拿他生日对应出来是摩羯，结果一样，这其实只是一个巧合。他如果晚出生两个小时，他的命宫就会变成水瓶。
苏轼
古人所理解的命宫，有一套自己的推算方法，也就是所谓的五星法，《张果星宗》中说：“凡看五星之法，须是排定太阳，以生时加在太阳度上，则知安命在何宫，方为端的，须是以度主为要，宫主次之……安命以太阳度为主，以生时加于上，顺数本人生时，逢卯止，即为命宫，是何宫主也。”
太阳度正月为子，依次类推，十二月为丑。清代国学大师俞樾《游艺录》中就直接说：“凡欲求命宫，先从子上起正月，逆行十二辰。乃将所生之时，加于所生之月，顺行十二位。逢卯即命宫。”我们以苏轼为例，我们先要知道他出生的月份十二月太阳度为丑，出生的时辰是卯时（这个时辰其实是根据他的命宫倒推出来的，但在这里我们为了举例推算命宫，权且认为我们已经提前知道他出生的时辰。宋代就有不少人用五星法算过苏轼出生的时辰）。
逆着排列十二月，再将卯转动到丑，这时候就得到了他的命宫为丑（摩羯）。苏轼的例子非常特殊，因为他恰好是卯时出生，所以计算起来格外简单（卯时出生的人，月份对应的星座就是他的命宫）。五星法中命宫的计算，关键在于出生的月份和时辰，最后所得到的命宫，说白了其实就是出生之时，正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星座。
唐 梁令《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
所谓的身宫是另一个概念，《张果星宗》中说“月躔某度，即身之度主也”，实际上就是月亮所在的星座。韩愈出生的月日不清楚，但苏轼看到韩愈自称出生时“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也就是月躔于斗，对应的就是摩羯。
这并不意味着韩愈是摩羯座，网络上有人误读了苏轼这段文字，先是误以为苏轼自称摩羯座，又误以为苏轼认为韩愈是摩羯座，由此尝试推算韩愈的生日，其实完全是现代人的惯性思维，得到的结论自然也是完全错误的。
确定命宫之后，可以依次逆推出第二财帛宫、第三兄弟宫、第四田宅宫、第五男女宫、第六奴仆宫、第七妻妾宫、第八病厄宫、第九迁移宫、第十官禄宫、第十一福德宫、第十二相貌宫，就可以分别占卜相关事项的吉凶变化。当然后续引入十一曜后还有许多变化，但与本文的主题无关，这里就不展开介绍了。
古代关于占星的集大成之作是明代万民英所编的《星学大成》，对相关内容有学术兴趣的可以参考。虽然占卜之术并无科学依据，但因为古人往往深信不疑，了解一些相关知识对理解古代材料很有帮助。
宋代特别推崇占星，宋高宗自己就善于推算，经常抱怨自己奴仆宫位置不好，尤其是当他觉得自己的臣子有负圣恩的时候。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高宗知命”条说：“高宗自能推步星命。或臣下不能始终仰副圣眷，则曰：’吾奴仆宫星陷故也。’”后来有人写诗嘲讽他：“坚壁长城慕勇功，中兴想望野人同。医身医国皆司命，星陷无如奴仆宫。”
元刻本《事林广记》中十二星座分野图
中国古人把天上的星象和地上的区位对应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分野，一般是用二十八星宿或者十二次。《滕王阁序》里的“星分翼轸”，就是说南昌所在的地方是翼、轸两星宿的分野。但是到了宋代以后，中西文化有了一次奇妙融合，人们用十二星座来分野。
在南宋末年陈元靓编写的《事林广记》中，就记载有十二宫分野所属图和诗，诗云：子在宝瓶齐青位，丑当磨竭越杨州。寅中人马燕幽地，卯临天蝎宋豫求。辰属天秤郑兖分，巳为双女楚荆丘。午周三河属狮子，未居巨蟹秦雍留。申魏益州阴阳位，酉赵冀州为金牛。戌有白羊鲁徐郡，亥为双鱼卫并收。
比如南京所在的区域，古代属于扬州，对应摩羯座；北京所在的地方，古代属于燕地，就对应人马座（射手座）；再如山西太原，古代属于并州，对应双鱼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