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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泮福||山东

北岛的诗是冷峻的，冷峻得令人皱眉，北岛的诗是沉郁的，沉郁的让人心悸。但在苦苦思索与心驰神荡之后，你会得到一种豁然洞达的审美解悟。读着《同谋》这首意象与义理浑然一体的哲理诗，你会有这种感受的。

人的本质标志之一，便是主体意识的形成，主体意识对自身意识活动中的认识，构成了自我反思，主体意识对已随着时间逝去的外界历程的认识，构成了历史的反思。《同谋》纳自我反思于历史反思之中，使诗的内蕴超脱出自我的范畴，而具有深广的时空跨度。

历史的反思必须建基于哲学意识，北岛的哲学观是什么呢？这决非数语所能断言。但在《同谋》这首诗中，却或隐或显地透露出存在主义哲学所投射的光影。

诗作以“很多年过去了，云母/在泥沙里闪着的光芒”为始，又以“在火山岩浆里沉积下来……/重见黑暗”为结，使全诗的初始与终结，在意象与义理两条显隐线的延伸中叠合、往复，形成了历史运动的回旋圈。它仿佛是一种历史发展的逻辑怪圈，但正如海德尔格乐所强调的，存在必须在动态的过程中显现出来，若不放眼于由时间流动所牵引的历史运行的整体过程，便难于把握外显存在的真谛。

但这显现的存在是怎样的呢；泥沙里云母的光芒“又邪恶，又明亮/犹如蝮蛇眼中的太阳”，丑与美叠射，恶与善混杂，对历史的肯定与否定的两种意向汇溶交织于一体，诗人的意绪陷入了对立矛盾的激流。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率先提出的“悲剧性的历史二律背反”的观点，在诗里得以感性的显现。

这是一种历史进程中自由与客观规律，个人自由与集体限定的二律背反的悲剧性情思的形象显现。“基地”与“市镇”改变了僻壤的荒凉，“手的丛林”为生存的自由创造出文明与繁荣，但是，“年轻的鹿儿在哪儿”呢？人与自然同一，和谐的关系丧失了，人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生态平衡的正、反意象在诗中产生了象征意义对自由的追求与对客观外界必然性的掌握，犹如一条条出没的“歧路”在人们的面前交错地延伸，提供着各种选择的动向。萨特有句名言：“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事情都有可能”，遗憾的是，“上帝”依然存在，物质世界运动中的规律并没有消失，那么自由该怎么寻求呢:“自由不过是/为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它存在于主客体之间关系的距离里。这个距离非客观又非主观；它可望不可及，抑或可望而可及；它是绝对的，或者是相对的……而这一切的取决于人的自我选择。因为“存在先于本质”，存在着的人通过他的自由选择决定他的本质，当他主观认识到某一选择是合理的，就可以做出决断。

萨特在剧本《魔鬼与上帝》中曾塑造出格茨这一人物形象，他想要背叛恶，但在信念的“赌博”中“得到的不是善，而是一种更坏的恶”。同样的，诗中的“我们”，回首来路，也幡然醒悟 ，我们选择了自由，我们创造了自由，我们实现着自我的价值；但是，我们收获的却是历史的悲剧，自我的悲剧，“我们不是无辜的/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同谋”。我们是真诚的；我们真挚地献出一切，却和历史一道走上“歧路”，成了历史的“同谋”。那么，这一悲剧的二律背反的根源何在呢?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一种“定在”，即限定在一定环境，一定状态中的历史性的存在，当“定在”的人与他人发生联系，便处于“非本真的状态”，便失去了主观选择的绝对自由。萨特也认为一个人的存在便成为他人自由的界限，由于人们往往“太依赖别人的判断了”，所以形成个体对自由选择的悲剧性后果。因此，当父辈造成的历史悲剧如“蝙蝠划出的圆弧和黄昏/一起消失”之时，“我们”从虔诚的神秘感中惊醒了，轻信、纯真的“我们”居然也成了历史的“同谋”。自我失去了“本真”状态，个人的本质消隐于集体的本质，选择的自由丧失了绝对性，甚至陷入了盲目性，人的苦恼，烦虑便随着历史的反思一道涌来。

诗人在痛苦又慢慢地扬起头来，把沉思的目光投向未来。存在主义哲学强调，历史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记述逝去的陈迹，历史只不过标志着人在“过去”的经历中，发现自己，抉择自己未来的可能性。于是，诗人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为“大山岩浆”般的激情冷凝，“沉积下来”，化为汩汩的冷泉”，在沉寂、黑暗的地层之下流淌，寻览着新的转机……但未来将作出怎样的选择呢？它又有可能如诗篇的开端，让历史二律背反的悲剧周而复始地上演。

“心事浩茫连广宇”，诗人的内心是何等地沉郁，但诗人的目光只是惊人的清醒。荒唐的年代虽然造成观念的混乱，不过多元的哲学思辩却有如尖刺般从不同的部位激活僵化的神经。觉醒便是前进的序曲，或许这便是《同谋》一诗存在的价值吧。

人们评论道，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首先是哲学，其次才是文学。北岛的《同谋》也有这个倾向，哲理是作品的核心，作品的目的，因此本文偏重于这一方面的赏析。至于哲理诗所必具的把义理溶于意象而形成的“舞与舞者不可分辨”的境界，乃至本诗艺术结构上跨行的张力等，明眼的读者是可以从诗中品味到的，用不着笔者再度饶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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