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柳子谷收到远在美国的挚友、花鸟画大师张书旂的绝笔信。
信中交代其《书旂画集》烦请他与吕凤子先生作序文，并替他同国内的朋友一一告别。
原谅他无法亲自与大家告别，都怪这个胃癌太黏人了，让他根本走不开。
（张书旂）
柳子谷收到这封信时，张书旂刚好病故，原本同信一起寄过来的还有张书旂的遗作，没想到寄丢了。
因收不到遗作，柳子谷就没法兑现亡友的遗愿，这在他心里一直是块疙瘩。
好在1964年，张书旂的堂弟张纪恩经过数年努力，找回了丢失的遗作，并在上海举办“张书旂遗作展览”。
看着眼前挚友的遗作，柳子谷憋了七年的泪，在这一刻全都倾泻而出。
回想起两人第一次见面，柳子谷还历历在目。
张书旂算是他的师兄，1924年张书旂在上海美专毕业，刚好这一年柳子谷考入美专中国画科。
1927年，两人第一次见面，此前张书旂在美专的名声早已如雷贯耳，柳子谷也看过他的画作，对传说中的这位师兄更是好奇。
但这天见面，柳子谷第一反应是自己是否见错人了，眼前的应该只是同名同姓？
因为柳子谷看过张书旂两年前的画册，笔名张世忠，画法粗健豪放，酷似吴昌硕。
而现在他近距离看张书旂作画，落笔却细致俊美，逼肖任伯年、潘椒石。
前后也就过去两年，风格判若两人，怎么可能！
柳子谷诧异地请教：“张先生为何画法如此变?”
张书旂说：
“要变，变则通，学画应多向古今优秀作品学，集各家所长，像蜂采百花而酿蜜那样。
花是人家的，蜜是自己的，有自己的东西，才能有独树一帜的基础。”
如他所说的一样，张书旂从开始画画，画法就一直在变，因此每个人认识的他，对他的评价都截然不同。
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认可张书旂的“变”，具有改变画坛陈旧风气的意义，评价一个比一个高。
徐悲鸿评价他：“自得家法，其气雄健，其笔超脱，欲与古人争一席地，而蔚为当代代表作家之一。”
作为美专曾经的教务主任、张书旂的老师，吕凤子更是冠其“当代无与之抗衡者”，说他“画花似闻香，画鸟若欲语，技法超绝”。
1929年，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陈小蝶将参展的中国画分成五派：新进派、折中派、美专讯、南画派与文人派。
新进派物极求新，以石涛为主，后来者有张大千、钱瘦铁等人，折中派参用西法，以高剑父为先导，陈树人继承。
美专派以刘海粟为代表，南画派齐白石近龚野遗起而代之。文人派则是以吴湖帆、吴仲熊为标杆，于神品之上。
无论是哪个派，都没有张书旂的份儿。
然而到了1935年，重新洗牌，陈之佛以艺术家创作时知党、想象、记忆在内心活动中的作用倾向，把中国画以过去派、现在派和将来派分之。
他就认为，张书旂当仁不让代表现在派，“书旂的画便是’现在’印象较深而趣味浓厚的东西。”
在画坛对他的论调不甚满意时，1935年张书旂举办的个人画展，展出的200多幅作品被订购一空，张书旂声名大振。
当时，包括画坛在内，诸多文化艺术界都注意到了这个新人又不太新的画家。
说他是新人，是他对画坛而言，初来乍到，又道他不太新，是因为他画法成熟、老练，完全不像个新人“该有的样子”。
孙福熙评论说：
“我们看到书旂先生的绘画，处处表示其独特的反抗精神，对于中国艺术的传统作猛烈的革命。
然而对于时尚所趋的欧化艺术，壁垒严峻，而他不肯轻易降服。这是现代的中国人以至现代的中国艺术家所难能可贵的。”
可谓是从画风到精神，从作品到人格精神，里里外外高度肯定了张书旂。
张书旂变又不变，画风常变，可他的人却始终如一。
柳子谷、张书旂、徐悲鸿被称作“金陵三画家”。
有近十年的时间，也就是在敌人炮火入侵的前夕，三人交往频繁，经常相互鼓励、互动促进。
徐悲鸿曾回忆起那段青葱岁月，无不感慨：“每次相叙，总是谈笑风生，欲罢不能。”
像是在1930年的一个冬日，下着大雪，柳子谷和徐悲鸿之间也没有相互告知，就都默契地来到张书旂家。
张书旂性格豪爽，常自吹自擂“拳棋烟牌酒，天下无敌手”，这话在两位好朋友面前说，就没人敢拆台。
因为柳子谷不善言辞，每次三人小聚，他话一少就低头闷酒，喝上头了别人酒后吐真言，他吐的全是行酒令。
徐悲鸿虽然能说，奈何酒量比不过张书旂。
每次推杯换盏，喝了几巡过后，作画的兴致就盖过了酒瘾。
张书旂先画梅，柳子谷接着画竹，最后由徐悲鸿画松、题字“竹翠梅香松傲雪，岁寒三友各千秋”收尾。
要问他们三人的友谊有多好，光“金陵三画家”这个称号好像说不尽，但摆出三人合作的画，只一幅就能道尽。
1935年9月26日，上海市教育社会局专为柳子谷举办画展，于右任、戴季陶、张道藩、谷正纲等政要联合为其登报宣传，当时报纸报道，其画展声势之大“在上海均属空前”。
多么好的表现机会，然而，这么重要的一场个人画展，柳子谷还捎上了好友张书旂的作品。
我没有把它当作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画展，它只是一次普通的朋友见面。
就像我当初去你家喝酒，现在你的作品来我的画展做客，一样的道理。
两人还算是过命之交，1936年张书旂的堂弟张纪恩受命营救被抓捕的同志，张书旂找到当时正在那里任职的柳子谷帮忙。
柳子谷立即动用自己的关系，助这位同志被从轻发落，保住了他的性命。
而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被那边的人察觉，别说柳子谷的官职不保，可能连他的项上人头都要搬家。
但当时张书旂来求助，柳子谷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应下了。
因为，对他来说，张书旂这个朋友太值得交了。
当年柳子谷的任职，帮了张书旂的大忙。
而到50年代，柳子谷却因曾经的任职，被视为“受控使用人员”，受到了长达30年的打压，几乎被画坛剔除在外。
他只能辗转至大连求生，担任中学美术教师。
在此期间，与朱鸣冈、罗尗子共同举办的捐助志愿军义卖画展也被责令停止，所创作的《抗美援朝战争画卷》《乡村新貌》等史诗长卷险遭损毁。
昔日的两位挚友全都出手相救，在病痛中的徐悲鸿竭尽全力，排除万难欲邀请柳子谷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可惜没成功。
远在美国的张书旂，一直惦记着国内好友的动向，不待柳子谷开口，就陆续汇了好几笔钱给他。
柳子谷信里问张书旂钱够用吗，张书旂总是有意忽略，跳过谈其他的事。
其实，当时张书旂自己处境也很艰难，由于两国关系恶化，张书旂在美的作品欢迎度直线下滑，画根本卖不出去，甚至连居留身份也出了问题。
那段时间，张书旂基本上没什么收入，自己“苟延残喘”的同时，还要挤出钱接济柳子谷。
后来，柳子谷终于熬出头，高高兴兴写信跟张书旂汇报喜讯：
“最近蒙上级垂知，提拔到沈阳师范学院教国画，此间各方面对弟颇表好感，亦开始作艺术活动，预料从此可能艺术得到发展。”
然而，没想到收到的回信，居然是张书旂的绝笔信……
起初，张书旂在国外混得风生水起，在加利福尼亚等大学任教，传播中国艺术。
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正是从张书旂开始，美国社会开始认识中国现代艺术和现代画家，这是大多美国人约定俗成的观点。
凡是看过张书旂当场作画的外国人，无不为之叹服，张书旂作画爽利轻快、信手挥洒、顷刻立就。
仿佛呼吸之间，张书旂就画完了，许多美国人因此称他为“世界上最快速的水墨画艺术家之一”。
1943年，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久仰其大名，特邀请张书旂到哈佛俱乐部举办一场现场展示，给美国学生都开开眼。
只见张书旂画得很快，一张三四十厘米的水彩纸上，他不到10分钟就完成了一幅花鸟画，令在场的人瞠目结舌。
有个外国教授悄悄把赵元任拉到一边，问：“如果我现在也想学画，学到张教授这个程度大概需要几年？”
赵元任自豪且故意大声回答：“需要五千年！”
给那个教授几年不一定做得到，但要是上天能再多给张老几年的时间就好了……
自从1941年被派去国外，进行“艺术外交”，张书旂忙得脚不沾地。
在北美巡展的前四年，他几乎是马不停蹄。
最忙的时候白天有两场活动，忙完晚上的一场活动，半夜还要赶车去另一个城市……
那时候，他往往是孤身一人，没有助手和随从人员。
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光靠卖画就有四万多美金的收入，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但他全部寄回国了。
长期的忙碌，早就耗尽了他的健康，1952年张书旂确诊胃癌。
而此时国内的两位好友，一个在温饱线艰难求生，一个因突发脑溢血卧病在床，三个人各有各的关要过。
1956年，张书旂进行了胃癌手术，可次年不仅复发还转移到了肝脏。
他只知自己时日不多了，为了给后人再留下一份宝贵的学习资料，张老吊着最后一口气，完成了《翎毛集》画谱。
他在绝笔自序中说：
“遂置死生于度外，日夜编制，经三月之努力，总算草草完成，夙愿已偿，虽死无憾矣。分示范、应用两种，材料颇丰，或可供后学之一助。”
此作于1957年7月完成，1957年8月18日，张书旂在异国他乡病逝，年仅57岁。
先走的人有遗憾，留下的人更是痛苦难耐。
柳子谷好不容易走出事业困境，1953年徐悲鸿脑溢血去世，从不画马的他，第一次作了张奔马图祭奠挚友。
还没从中缓过劲来，4年后又一个挚友走了……
还托他为其画集作序，遗作被搞丢的7年里，柳子谷一直惴惴不安。
他想过，要是在自己生前，没有把挚友的这个遗愿了结，他恐怕无颜见张书旂。
或许是一向善良、为他人好的张书旂，不忍柳子谷怀着自责度日，一直默默神助堂弟找回自己的遗作。
在张书旂的遗作展之前，他泪流满面，无声地、一遍又一遍跟亡友道谢：
“谢谢你，谢谢你，没有让我留下遗憾，你总是这么好……”
下面是张书旂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