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德义拜托我的事:

一瞬间,五口之家,只剩下姐弟二人

离开某部空军,我匆匆赶往路南区复兴路。

我来唐山之前,我的同事、宣传部干事宋德义找到我,拜托我抓时间一定要到她的老家去一趟,那里有她的父母、兄妹。

我把她家的详细住址写在了采访本上。

我在路南区革委会一位姓郑的年轻同志带领下,找到了文化北后街宋德义父母居住的一个大杂院。

小郑同志说,宋德义的父亲叫宋昭奎,是开滦煤矿的总工程师,高级知识分子。文革期间被打倒,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和“地主资本家孝子贤孙”两顶大帽子。

按规定,宋昭奎的子女必须和他划清界限,美其名曰“掺沙子”。

1970年,宋昭奎被从新开路煤矿领导居住的洋房里赶了出来,搬到文化北后街大杂院的两间平房。

大院门口有两个用青砖砌成的门柱,整齐的向右边一侧倾倒。

靠右边的门柱下压着一个小伙子,大约30岁左右的年纪。听说,震发时他顺利从屋里逃脱,却被鬼使神差的砸死在不足二尺宽的门柱下。

四个光膀子的小伙子,正卖力的用木杠撬动厚厚的焦子顶,其中一个小伙子指着不远处的一棵大槐树说,那里就是宋工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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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废墟前,猫下腰,试图搬动那块破碎的,足有一平米见方的焦子顶,吸气,大喊一声,却纹丝不动。

“别做无用功了,我们这四五个人都还得用撬棍呢,再说,宋工他们老两口已经没了,”小伙子走过来对我说。

“我记得宋工身边还有一儿一女,他们去哪了?”

“小儿子德滦,昨天被我们救了出来,腿砸伤了,不知道去哪了。”

“那宋工的小女儿呢,”我问。

“你说的是德玲吧,她在开滦医院当护士,昨晚没见她回来,应该是在医院值夜班呢。”

为赶时间,我和小郑借了辆旧自行车,沿着复兴路向北骑行。

骑了还没有二百米远,我就被马路东侧的一幕震惊了。

在一座没有完全倒塌的四层楼房的第三层,倒挂着一个身上裹着蚊帐的男人。

那个男人的一只脚被两块楼板夹住,头肿得有蓝球那么大,舌头从嘴里伸出,两只眼睛像玻璃球一样,从眼眶中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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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着烈日,我来到开滦医院。整座楼群像推倒后的多米诺骨牌,隐隐约约的能看到原来的一点建筑特点。

十来米高的废墟上,看不到一个人。

我在废墟旁边绕了一会,找到了一位值班的江师傅。据老人家说,大楼里值夜班的医护和病号没跑出来几个。

“那您认识宋德玲吗?”我问江师傅。

江师傅说:“德玲啊,认识认识,那闺女人挺好,她昨天晚上值班,没见到她出来呢。”

我来到凤凰上脚下的唐山招待所。

一位管理人员看到我拿着相机,上前拦住了去路。

说明情况后,这位管理人员带我来到废墟下,并向我介绍了受灾情况。

地震发生前,这里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50名外宾,其中4号楼住着9名日本人,他们是援建陡河发电厂的工程技术专家。

4号楼是一幢单元式三层砖石结构楼房,地震后只剩下残垣断壁,9人中,有两名专家当场遇难,1人中途死亡。

楼房周围的草坪上,散落着几个包装箱,还有一些日文书报和生活杂物。

我围着废墟转了一圈,拍了几张照片。正准备要走的时候,听见不远处传来一种奇怪的叫声。

离4号楼不远的草坪上,有一只孔雀被箩筐扣着,长长的尾巴露在外面。

听那位给我介绍情况的同志说,这只孔雀是地震时从凤凰山公园里跑出来的。

为保护孔雀安全,宾馆工作人员把它临时“拘留”在这里,等到公园秩序恢复了,再把它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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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我在帐篷里整理完照相器材,准备吃饭的时候,地面突然波浪般的抖动起来。我紧紧搂着照相机,坐在稻草上颠来颠去。

几分钟过后,我走去帐篷。

据后来测报,这次余震震级竟达到7.1级,给许许多多在废墟上抢救的人员带来了相当大的威胁。

许多抢救活动不得不终止,很多在废墟里已经见到曙光的人们,被余震的恶魔吞噬,也有一些扒救者被埋在了废墟下。

此时的市内各条道路,交通情况比原来更加堵塞。出城运送伤员的车辆和进城的医护人员、解放军战士的车队相遇,还有很多运送物资的车队穿插其中。

废墟下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有的全身变成酱紫色,黑色的液体不断从包裹的床单、被子里流出来,整个城市都散发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味道。

那几天,有人说唐山已变成死亡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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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日子里

卡在楼板里的姑娘,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30日上午,我作为摄影记者,随中央慰问团赴有关单位慰问。慰问团由陈永贵副总理带队。

第一站是解放军255医院。

255医院门口挂起一条巨大的红布横幅:热烈欢迎中央慰问团。

在悲痛、沉闷的氛围里,终于有了一抹显出生机的红色。

255医院集结了震后所有幸存的医护人员,一共200人,在大门口夹道欢迎。

陈永贵同志上身穿一件对襟灰布衫,下身是一条蓝布裤子,身后背一顶草帽。在一片口号声中,他带领慰问团其他成员和医护人员一一握手。

在院领导的陪同下,陈永贵同志来到帐篷里,看望慰问伤员。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山西方言说:“毛主席派我们来看望大家来了,请你们安心养伤,有毛主席的领导,就算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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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慰问团来到用作临时办公的一个简易棚里,听取医院汇报。

我边听边认真做了记录。

至今,我的脑海里还有一个用刻刀刻过的名字——丰承渤,她是255医院外一科的一名普通护士。

大震发生的时候,丰承渤在二楼病区值夜班。她所在的三层楼全部坍塌。

丰承渤本来是有机会逃出去的。但,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她冲进病房,大声呼喊大家快起来逃走,甚至还拔掉了一个正在输液的病人的吊针。

一天一夜后,有人从外面打穿了几层楼板,凿出了一个小洞,发现丰承渤还活着。

但她的身体被夹在一块巨大的楼板和一个铁床架中间,下半身死死地嵌入乱石中,上半身完好无损。

她就那么站着。

战友们拼命扒开碎石,撬开杂木,可是他们无法掀动那块楼板。

当时,整个唐山灾区还没有开进一台吊车。所有的锹和镐都无济于事。

丰承渤年轻的身子就像被一双恶魔的巨爪拦腰掐攥着,丝毫动弹不得。

她才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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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截肢吗?”有人问。

“不行,”一个外科医生说,“没条件输血,一截肢就死。”

丰承渤好像没有听见这些对话,一天一夜,折磨得她像是累了。

她脸色苍白,把头斜搭在自己的臂弯上,她什么也不说,只是静静的等着。

那天值夜班前,她刚刚洗过澡,蓬松的黑发还没有来得及梳理,披在她白色的护士服上。

没有比看着一位姑娘慢慢死去更残忍的了。

有人忍着悲痛送来了半个西瓜,用小勺一口一口的喂她。

战友们的心都碎了。她们一个个轮流钻进小洞去陪伴她,看望她,眼看着小丰支持不住了,一次又一次的昏死过去。

当丰承渤最后一次睁开眼的时候,她的好朋友张淑敏正在她的身边。

“小丰,你还需要什么?”

丰承渤想说什么,却已经发不出声音。

张淑敏懂了。

含着泪,张淑敏以十指为梳,一点一点梳理小丰散乱的头发。谁都知道,小丰是个爱美的姑娘。

有人说,她主要的缺点是“爱美”,“不艰苦”,爱用香皂洗脸,爱在额前做个“刘海”什么的。

那一天,这位爱美的姑娘,在好友为她梳理头发后死去了。

由于楼板暂时无法挪动,丰承渤的遗体在原地放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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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255医院,慰问团来到空军某军部,军政委杜镜秋带领指战员们夹道欢迎。

队伍中,不少战士的头上还缠着纱布。

“秦国良同志是我们部队文化处副处长,家在唐山,正在休假,地震时,老家六口人,就剩下他一个,埋葬了亲人后,秦国良主动提前归队,投入到抗震救灾中,”杜镜秋政委饱含深情的介绍。

陈永贵同志紧紧握住秦国良的手说:“你们不愧是毛主席缔造、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

我不失时机的把这些珍贵画面一一拍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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