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的事情。回想起来，当时人们对地震比较敏感，因为几年前的邢台大地震，北京地区就有明显的震感。
前不久又出现过云南地震，尤其是1975年辽宁的海城地震，由于事先发布了准确的预报，政府和群众做了各方面准备，地震虽然强烈，却没有造成大的人员伤亡，还使人们增长了许多知识。
譬如大地震之前会有若于征兆：气候反常，井水变浑或水面升高，蚂蚁搬家，鸟儿和家畜躁动不安等。以及地震发生时，要尽快跑出房屋，站到空旷的地方。
正因为报纸、电台介绍了这些知识，在那个地震频发的年代们多少都有一些心理准备。
我下放劳动时，住过的京东平谷县大华山公社，1975年深秋，枣树突然“疯了”:像春天一样生出细嫩的枝叶，反常开花，结果一场霜冻，约有20万株“疯枣树”被冻死。
当时大家就在议论，气候反常，地温升高，枣树上当受骗，以为春天到了，所以提前开花，这是不是大地震的前兆呢？
因此种种，当大地震真的来临时，我才在大地抖动、被惊醒的第一秒钟就做出正确判断，带领妻儿迅速跑出房屋。
邻居们也先后从四合院里跑出来。我们这条光彩胡同东口，有一段比较宽绰的开阔地，为躲避墙倒屋塌的砖头瓦块，人家都聚在这里。
此时互相看看，彼此穿着背心裤衩，光着脚，连鞋都来不及穿。此后余震不断，头顶的电线来回摇摆，谁也不敢回屋取衣物。好在天气不冷，若是冬天，人们肯定冻坏了。
渐渐地，胆子大了一些，行动迅速地年轻人就跑回屋里拿几件衣服，又赶紧跑出来。我也两次跑回屋，拿些穿的、吃的、塑料布和毛巾被，把妻儿安顿下来，不能一站几个钟头呀。
天色渐渐发白。当年没有手机，普通居民家里也没有电话，就算有收音机，(后来才明白)消息也是严加封锁的。总之，得不到任何信息。
邻居们议论着这次地震，猜测它的震中是不是北京？已经发生过的是预震还是大震？如果是大震那就好啦，我们已经脱险了。
如果是预震，此后还有大震，那可怎么办呢？
我跟妻子商量了几句，再次跑回屋去，把“贵重物品”拿出来，其实就是粮票、户口本、购粮本、副食本和几十元人民币，连同两个孩子，全都交给她，我必须骑自行车到局里去上班。越是紧急时刻越要坚守岗位，提前上班，这是国家干部的职责。
我是北京市农机局管理处的技术员，当年统称干部。赶到局里一看，提前上班者大有人在，几位局长办公室的灯光明亮，听门卫说，地震刚发生半小时，领导干部就陆续赶来了，有的骑车，有的跑步。
值班室的电话不停，传出的第一个信息，是市委要求我们局机关联络下属工厂，及时了解情况，加强安全保卫，保持上通下达。我们农机局虽然是个“小局”,也有数万职工和家属，联系着郊区各县、社的拖拉机站和修配厂，掌握着农用车辆和油料，参与救灾，能量颇大。
上午，我们在办公楼前公路边的绿化带搭了一溜帐篷，也叫防震棚。局长决定，把一部分住平房(危房)的家属接过来，由局机关食供应吃喝，以解除干部的后顾之忧。
下午，“时局”逐渐明朗，知道了震中在唐山，天津的灾情也比较重，灾情较轻而且距唐山最近的大城市就是北京了，从中央到市委，要求北京各部门紧急动员，支援灾区。
当然啦，解放军部队是最迅速的救灾主力，唐山市附近的驻军已经悄然跑步到达重灾区，第一批受灾的伤员也用汽车送到了北京。
我们此时还不知道唐山灾情的规模和严重性，只是推测，北京到唐山直线距离180公里，北京塌房上万间，唐山的灾情小不了，也许会有成千上万的伤员吧。
北京的交通、卫生部门都动员起采了，紧急运送和接待伤员。
傍晚，农机局派出几十名干部，分头组织车辆运送举电机组、抽水机组、推土清障机组，连夜奔赴唐山。
另一项很有远见的任务交下来：调集 100台机动喷雾器到唐山喷药消毒。因为“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必须防止瘟疫流行。
对这项任务，我们几个干部心存疑惑，为什么要这么多机动喷雾器呢？
外人不了解，我们农机干部心里有数：医院消毒和农村社队防治病虫害，大都使用手动喷雾器，而机动喷雾器是新产品，它由一台小型发动机为动力，喷药的效率(比手动的)高几十倍，消耗药液的数量也很大，要100台，莫非唐山的灾情比想像的要大得多?
疑惑归疑惑，执行任务谁也不讲价钱。我们连夜调集物资，把北京喷雾器厂和农机公司的库存机动喷雾器如数调齐，会同卫生局，提供消毒药液，紧急抽调技术工人和技术员，编队编组，以及安排车辆、油料，在29日深夜出发，奔赴唐山重灾区。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人员、物资，都是无偿提供的，市委一声令下，我们只用电话八方联系，不用书面文件，派人去治谈也来不及，而基层单位接到局里的电话，要人要物，都是一口答应，而且自己派车，按时把人员、物资送到。
一切行动听指挥。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
30日早晨，我们“防疫大队”到达唐山。车队根本进不了市区，街道已被倒塌的房屋瓦砾阻塞。我惊呆了，这哪里是唐山市呀，简直就是一大片瓦砾堆。
我们在市郊找了一块空地“安营下寨”,人员、器械、药液(桶)和帐篷等物资都卸下来，以此地为“大队部”,大卡车腾空待命(这一招儿很明智，后来证明这8辆大卡车承担了多项重要使命), 几辆吉普车立即行动起来： 一辆指挥车，由大队长乘坐，去寻找“总指挥部”(我不知道它的全称，大概是“唐山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吧),去报到，建立联系，接受指令。
其余的是交通车，把喷药小组尽可能地送进市区，开始消毒作业。这种四轮驱动的越野型吉普车显示了优越性，可以在田间行驶，阻塞不太严重的街道，它也能在砖头瓦块上爬过去。
进到市区，我们遇到的难题一个接着一个。首先是不知道往哪里喷药。
按照原先的计划，要求重点保护水源，保护厨房或炊事场所，保护抢救伤员的医疗场所，控制蚊蝇孳生地。
而眼前的实际情况是一片混乱，到处房倒屋塌，瓦砾成堆，原先计划的那些地方你根本就找不见。这时是地震后的第三天，说准确点，是地震后的56小时，天下着雨，余震不断，残垣断壁继续坍塌，许多瓦砾堆中还传出呼救声和呻吟声。
我们是不是应该放下喷雾器去救人呢？不能见死不救呀!
当天傍晚，回到“大队部”吃晚饭的时候(大家都没吃午饭),才知道许多防疫队员自动改变了任务，放下喷雾器去扒房救人了，被压在坍房里的老百姓又哭又喊，你还怎么喷药呢？
没工具，用手扒，不少队员的双手磨破，有的指甲盖都磨掉了。大队长没有批评我们，但他传达“总指挥部”的命令，防疫大队的光荣任务就是喷药消毒，普遍喷药，不准擅自改变任务!
大队长又说，这次大地震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唐山市，又是夜间，人们都在家里睡觉，伤亡人数不止十万八万。
这是夏天，大量尸体很快就会腐烂，必须普遍喷药消毒，不是不让同志们扒房救人，这是革命分工，如果发生瘟疫，就会牺牲更多的生命!同志们一定要顾全大局。
晚饭是我们自己带来的馒头咸菜，饿了一天，却吃不下去，队长命令大家必须吃。白天扒房救人的惨象历历在目，伤者大多赤裸身体，道路阻塞，我们把他们往哪儿送？
扒出来的尸体，血肉模糊，也只能排放在路边。我曾参军10年，在朝鲜打仗，没少见死人，不用队长下命令也能吃饭，只是心里堵得慌。
那么多解放军跑步来救灾，来得比谁都早，为什么没看见他们扒房救人呢？也许只是我没看见吧。
几天之后才陆续听到一些说法，原来解放军救灾部队也有计划有重点，就是首先抢救党政机关，银行，水电通信枢纽和职工宿舍。
不能说这种计划是错误的，救灾也应该有重点，只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较差，因为这些单位大多是楼房，坍塌之后，那些预制水泥板，一块千斤重，没有吊车(从北京调来的汽车吊，被瓦砾阻滞，也靠不拢),战士们集中起来用手抬，费尽力气也是事倍功半。
大家议论，如果一开始就 去抢救民房百姓，一定能够救活更多的人。
今天写上这一笔，只为探讨经验：抢险救灾，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计划。
譬如，首先清除主要街道上的障碍物，这比较好办，因为都是碎砖瓦，用不了多少时间，而打通道路，救灾工作的全局就“活”了，汽车吊可以靠近坍塌的楼房作业，战士们分散开来，到居民区扒房救人，伤员和尸体也便于外运，指挥车、通讯车都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第三天晚上，大概就是我们转变思想、调整计划的不眠之夜。还说我们防疫大队吧，主要是明确了自身的硬任务，坚持喷药消毒，预防瘟疫。
此外还有很多新发现的任务：第一，由于雨水浸泡大量尸体，流进井里河里，污染了水源，再喝这里的水，就会引发传染病，所以要从北京运饮用水来。
第二，北京正在制作大量干粮，支援灾区，我们防疫大队不与灾民争干粮，自己运来。
第三，回北京的空车，载运伤员。
第四，再运一批口罩来。我们原来有口罩，是喷药时用的，现在要多加几层，防尸臭。那是一种极端的恶臭，熏得人头疼，后来有人戴5层口罩。
第四天的情形有很大改变。救灾部队可能得到新的命令，不再集中“啃硬骨头”,而是分散开来，救援(容易挖掘的)坍塌平房中的百姓。
解放军毕竟是吃苦耐劳的主力呀，就在这一天，大量幸存者得救了。
与此同时，几条主要街道上的瓦砾已被清除，汽车可以通行，运送伤员的效率大大提高，饮用水、干粮、帐篷、毯子、苇席等救灾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来，而且有了发放的场所。
大量挖掘出来的尸体开始外运。我们防疫大队也找到了消毒的重点地段：几处伤员急救所，大多是部队和北京来的医护人员，给伤者进行止血、消炎和包扎，然后送往北京的各个医院。
存放和分发干粮、饮水的场所，彻底消毒，病从口入嘛。尸体集中和掩埋的地方，天晴了，气温高，尸体迅速腐败，不但恶臭呛人，还引来大群苍蝇，这些地方是消毒防疫的重中之重，我们集中了一批喷雾器，还调来杀虫剂敌敌畏，昼夜不停地消毒、灭蝇。
一连7天，陆续有刚挖出来的尸体，越是后送来的腐烂程度越重，而且已经生蛆，必须彻底杀灭，绝不能让这些地段成为瘟疫的源头。
当然，遵照“总指挥部”的指示，我们并没有放松面上的工作，普遍喷药消毒，因为此时还有很多腐尸埋藏在废墟之中。
这几天也出现了不少“趁火打劫”的败类，他们在地震中没有受伤，也有从郊外跑来的农民，不去救援他人，反而劫掠钱财。解放军派出巡逻队，抓获了一批这样的罪犯，迅速制止了刚刚抬头的“无政府状态”。
我就看见一些罪犯被捆在路边示众，他们抢劫的财物挂在自己胸前，有的胳膊上戴满了手表。现在回想起来，控制无政府状态十分重要。
2005年夏天，美国新奥尔良遭受飓风袭击的大灾之后，同样出现了这种无政府状态，也是派军队控制局面的。
唐山市上百万居民，除去死者，活着的人们，如果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环境中，伤员怎么救治？饮食、衣物如何发放？
由此可以看出，越是重灾区，就越需要解放军控制局面，建立和维护灾区秩序。
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北京，伤亡之重，在我国历史上也属罕见。它发生在炎热的夏天，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瓦砾堆中到处都有腐烂的尸体，毒菌随着雨水流淌，污染面很广。
由于及时、全面地喷药消毒，杀灭蚊蝇，转移伤员，疏散人口，集中处置尸体，以及远程运送饮用水和食品等有效措施，控制了大灾之后通常都会发生的瘟疫，而唐山大地震后则是一个奇迹，其中的一些重要经验，今天仍值得借鉴。
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当时在38军112师宣传队，驻扎在高碑店。我记得那天在营房里睡觉，我们是五六个人一个屋子，突然被巨大的声音震醒。
醒了以后，感觉巨大的声音像是轧道机在外边响，响了好长时间。我当时没有反映过来，后来有男兵在外边喊，说地震了，快出来，我们才跑出去了。
开始也不知道震中在什么地方，两三个小时以后，就知道唐山市是震中。我们就立刻整装，准备出发。开始没有想到多么严重，我们还以为是去慰问演出，还装了一车乐器，觉得只是去慰问一下，演几场节目。
进入唐山以后，我们非常震惊。路上呀，躺着好些来不及收拾的尸体，有的草草包起来，有的也就是弄那么一个床单子包起来，铺的一片一片的。
有的也就是弄那么一个床单子包起来，铺得一片一片的。有的人死了，神经还没死，胳膊还在动。还看见医院的窗户上被白布单子挂在墙上的尸体，就是白布单子兜着人被耍出来以后，人还没有出来，就挂在残墙上了。
我从未见过这种情况。当时还十着小雨，有的伤员被砸了以后，脸上非常青，都肿了。伤员们一看我们女兵探出头来了，就问，你们带药了没有，我说我们没带药，他们说，你们没有带药干什么来了，当时把我们问得也挺惭愧的，就赶紧把乐器藏了起来。
我们下车以后，领导分配了，说男兵赶紧去救人，女兵赶紧跟医疗队一块参加他们的救治，我们立刻成了医务兵了，开始跟着医疗队抢救人。
实际上我们这些女兵，从来没有摸过针头，也没有上过药，而我们面对的又都是非常严重的伤口。我们女兵有几个不会打针，大夫就给我们划一个十字，告诉我们就在那儿打。
有时候打着打着，手发抖呀，针头针管都掉了。
伤员们说没关系，都说我们已经是捡了一条命了，姑娘别害怕，我们不怕痛，什么都不怕，你们只管扎吧，上药抹药都没有关系。
那时候我们的心都是抖的，在给他们打针的过程中，经常出现针头针管掉了的情况，然后就马上接上继续打。
等待包扎和治疗的伤员是成片成片的，我们一个人管一片伤员。
有各种各样的伤口，有化脓的，有的骨头就那样露着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擦药，怎么下手，心里确实是非常震憾。
这时候，指导员拿了一小块冰过来，说，看着你挺累的，你把这块冰吃了吧。
那时候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宝贵的，我说好好，拿过来以后也没法吃。觉得后边都是伤员，而且有的都快死了，要是自己吃了这块冰是不对的。
人家指导员走了以后，我就赶紧把这个冰给了伤员。我当时就觉得别人都快死了，你是来救人的，不能太考虑自己个人的困难。
头几天我们都住在军车上，开始没有帐篷。三天以后，基本上是飞机扔下来的压缩饼干什么的。后来水也有了一点儿，开始水很少很少，每个人就那么一点。
我记的头三天大概只吃了一次饭，其余的全给老百姓吃了，我们一口也没有吃。
当时市区里也没有水，到了第三天傍晚的时候，我们军车开出去有二三十里地，开到了郊外特别远的地方。
那儿有一片水塘，但是水特别黑，特别脏，还有水草，你要是说它臭，这都不过分。我们就在那里刷牙，洗脸做饭。大家也没有觉得脏呀，恶心呀，吃不下去呀。
在男战士扒人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故事。比方说，在扒人的过程当中，战士们没有铁锹什么的，全都是用手，手都扒破了，甚至有人扒得骨头都露出来了。
我记得有一个三四十岁的女同志，下半身被埋着。战士鼓励她，要坚持，别害怕。那个女同志也说没关系，我能坚持。这些战士手都扒出血来了，还是不停地扒，那几天也没吃没喝的。
等最后把她扒出来以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她的血呼噜一下子就通了，可能这个人当时受不了这种血压，当下就死了。
大家都感觉受不了，就是在扒的过程当中，好几个小时，他们都在交流，战士们都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扒，扒出来了，人却不行了，大家都在那儿哭。
我记得有的战士还在余震的时候牺牲了。
基本上前一段时间我都是在医疗队。在我参加医疗队工作的第三天，有一个小孩，8岁左右的一个小男孩，他坐在一个角落里哭，我跑过去一看，就他自己，也没有大人， 一问，他说，他叫谢月冬。
当时他的那个伤口呀，从头到后脖颈一个大口子，头皮是露着的，整个头皮开着，那个头发稀稀的，很短，伤口已
经开始化脓了。我问了半天，他只是知道父母都砸死了，他家也没有别人了。
我就给他包扎，包扎好了以后，我把这个孩子背回到我们部队。我们班有一个男兵叫左国建，他就跟这个小孩一直
生活了将近3个月。
在我们快离开的时候，他姥姥把他接走了，当时我们跟这个小孩已经有感情了，跟他恋恋不舍的。
在医疗队工作一段时间后，我们就开始用喷雾器打药。我当时体重80斤，背着40斤重的大桶打药。
当时一些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变味了，带着双层的口罩在那尸体堆里绕来绕去。
那些尸体好多都没有包扎，胳膊腿全都露着，就在那上边喷药。那个味特别特别噎的慌，戴两层口罩也挡不住那个味儿，从早到晚除了吃饭，就一天一天的打药，每天都这样，在死尸堆里喷药，当时也不觉得害怕。
现在再要是让我去，我就觉得挺可怕的，但是当时不觉得可怕。当时就是觉得，自己是救人来了，不怕死人，真的是一点也不怕。
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335团有一个三连，这个三连就是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里面的那个特等功臣连。
他们承担了一个居民区的建设任务，就是给老百姓建房子。
有一天晚上下着大雨，三连有一个叫张巨燎的班长，在一户灾民家门口值班。
这一家姓单，父母全在地震当中死了，剩下了他们姐弟五个，老大，叫苗丽，老二苗坤，还有一个苗霞，最小的女孩是苗焕，还有一个弟弟。
结果他们家的房子漏雨，张班长就把自己的雨衣脱下来，盖在房顶上。
那晚，单家的五个孤儿休息得非常好，可是这位班长却给浇病了，第二天早上还发起了高烧。
这四个姐妹听说了，就把家里仅有的4只鸡宰了，送到三连的驻地，去看望张班长。三连一看姐妹几个对解放军的感情这么深，就说解放军不要群众一针一线，不能收，但是这四个姐妹还是坚持要把鸡留下慰问解放军。
四姐妹里最小的一个叫单苗焕，会唱歌，当场为战士们唱了一首《我为亲人熬鸡汤》,唱完以后，战士们全都掉眼泪了。
很快这个故事就传开了，这个事还上了《解放军画报》,有苗焕一个非常大的照片。
后来尸体处理了一段时间以后，在8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宣传队接到了命令，在两天时间内，马上排练出一套节目，慰问唐山人民，慰问救灾部队。
我们宣传队就根据苗焕她们姐妹四个送鸡汤的事情，编了一个《四姐妹送鸡汤》的节目。本来苗焕就会唱歌，又有为亲人熬鸡汤这个事，就参加了我们的演出。
当时有贾班长，年龄比我们稍大一点，还有一个我记得叫郑春丽，拉手风琴的小姑娘，她唱歌也挺好，然后是我，还有苗焕，我们4个来演这个节目，在唐山演了不少场。唐山人民遭受了这么大的难，对解放军的这种情义呀，是特别的深厚。
苗焕后来就跟我们常常在一起，他当时就11岁，是一个特别瘦小的小孩，挺可爱的。跟我们相处特别好，都管我们叫叔叔阿姨，所以到现在还是叔叔阿姨的叫着，就这样也改不了了。
我记得我们走的时候，就把她和另外一个小姑娘带走了，在我们部队当了兵，大概有四五年时间。
我觉得我这段经历对我特别宝贵，我非常珍惜这段经历。从内心讲，有时候我一想起来，心里就特别激动。
唐山抗震救灾这种经历，不是谁都能有机会去体会的，而且是那么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跟现在的年轻人一说起这些来，我还觉得特别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