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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80年9月住进唐山丰南截瘫疗养院的,到今天已经44年。

44年里,疗养院搬了几次家,每次护理人员都照顾我,把我安排在一个靠窗的床位。

因为,那里可以看看外面的风景,看看草长莺飞,叶生叶落。因为,我是一个高位截瘫病人,胸部以下没有知觉。

1976年7月27日这天,给我的印象比大地震还要清晰,那天特别闷热,一动就一身汗。

本来,应该白天到磨房磨麦子,因为热,拖到了晚上。

晚上11点,我背着磨好的面走出磨房。

路过我老叔家时,他家的小黑狗拦住了我的去路,嗷嗷的一个劲叫,还不住的往我腿上蹭。

我没停下脚步,继续向前走,它也跟着我走,一边摇尾巴,一边咬裤角。

这狗原来和我生分,从来没这样过。

我心想,这么晚了,黑灯瞎火,我的肩上还扛着半袋面,就没好气的一脚踢开了它。

回到家,把面晾在一个大簸箕里,看到脚上都是粉尘,就走到家北边的砖井旁,想摇辘轳打水冲脚。

谁知,井里的水已经漫到井沿,直接用盆舀水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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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睡觉轻,刚一动我就醒了。

听见房顶嘎嘎乱响,我嗖的一下坐起来跳到地上,摸黑跑到堂屋。

我爸正在堂屋开门,当时,门框已经变形,怎么都打不开。

我在屋门口的水缸那,摸到了平时吃饭的小饭桌,情急之下,一下钻到小饭桌底下。

心想:万一房子倒了,有个饭桌护一下,也能减轻伤害。

我刚钻进去,房子就倒了。

我们一家四口,除我弟跑出去外,全被砸在废墟里。

我妈当场死亡,我爸脑袋被砸破,一个劲往外冒血,大腿也被砸伤。

听我弟说,他和邻居把我从废墟上扒出时,我还处于昏迷之中。

我是28日晚才醒过来的,持续高烧,吃不进任何东西。

31日上午,沧州医疗队来到我们这里,我被我弟抬到兰高庄医疗点检查,医生检查完后撂下一句话:“腰椎受伤,先抬回去平躺着,准备转外地。”

尿不出尿来,医疗队那里导尿管早用完了。

憋的实在难受,我们村赤脚医生苏泽英好不容易从兰高庄卫生院找来一根导尿管。

村里史重台老婆腰也被砸伤,也是我这毛病,怎么办?

只好两人合用一根,我用完了她再用,为防止交叉感染,每次用完,将导尿管放入在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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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我老叔骑自行车去了市里亲戚家,回来后跟我说:“听说,市里有伤员往外转呢,在机场坐飞机,有去辽宁的,有去山东的。”

我身上难受,对老叔说:“也把我送机场吧,要不,我也像史重台老婆那样,活不了两天了。”

老叔说:“估计能坐上飞机的,都是大人物,你这样的能轮得上?”

我说:“不会的,肯定是谁的病重,谁先飞。”

8月2日,我们村有两辆骡子车从胥各庄火车站往村里拉救灾物资,卸完车后,我老叔问他们还有没有紧事,赶车的问了问村干部,说没事了,就用一块门板把我抬到骡子车上。

我弟在家伺候我爸,我老叔也陪不了我,我只能自己去的机场。

到了唐山机场。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这么多病号,到处都排着长队,足有两三里远。

有的病号没等上飞机就死了,死了的人,有的拉了回去,更多的是埋在了小树林里。连埋都没人埋的,就那么和伤员一样躺着,区别只是伤员偶尔动一下,他们则永远动不了了。

我对车把式老刘说:“这么排着可不中啊,啥时候能轮到咱们,把车往里赶吧。”

老刘把骡子车赶到机场跑道东哨兵站岗处。

哨兵拦住车,看了看我,见伤的挺重,就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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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飞机,挺兴奋的。

有一架飞机正卸东西,老刘和其他三个送我的人半天多还没吃东西。

我对他们说:“你们去那看看,卸下来有啥吃的东西,跟他们要点。”

不一会,老刘拿回一袋火烧和压缩饼干。

等飞机卸完货,老刘跑去问飞行员,得到的答复是飞机一会飞石家庄,人都满了。

老刘又马不停蹄的问另一架,那是飞往沧州的,正好还有位置。

等第二架飞机卸完货,四人把我抬上飞机。

机舱里一共40多个病号。

老刘叮嘱我:“一定要记住自己去的是沧州,有啥事给家里写信。”

两小时后,我入住沧州地区医院。

护士为我清洗身体、消毒,从我屁股上抠出一大捧煤渣,那是房顶砸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迹。

我家是平房,房顶是北方常用的那种煤炭烧过后的炉灰再掺和白灰水做成的。

在家时,我整天穿一件绿色大裤衩平躺着,身下长了褥疮自己居然不知道。

住院一个多月后,我还是高烧不退,医生先是检查出胸十二椎和腰一椎骨折,后来,因为高烧的原因,又多次检查,最后查出的是胸四椎体缩进。

地震时,我自作聪明的钻到小饭桌底下。房顶砸下来后,压在饭桌上,作用于四个桌腿,桌腿太短,压到了我的胸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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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那天,医生给我做了手术。

手术后挺长时间,我还是坐不起来。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康复,我终于能坐着了,可是没多久,我的胯骨又骨折了。

于是,医生又给我做了一次大手术,取出了碎骨。

之后,是漫长的康复。

直到1980年4月26日,也就是地震发生将近四年后,我才回到老家——唐山丰南胥各庄于家泊北村。

当年,于家泊北村共十个生产队,1000多口人,一场大地震下来,砸死100多人。

我们村光截瘫的就三个人,上文说到的史重台老婆没救过来,死了。还有一个张建文老婆,也是截瘫,但她砸的轻,出院后还给张建文生了一个女儿。

半年后,我住进专门收治地震截瘫病人的丰南截瘫疗养院,在那里度过了我生命中的大半时光。

越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相信命运的存在。

当初,假如我没主动争取去唐山机场,也许用不了两天就死了。就算到了机场,老老实实排队的话,估计等不到上飞机,也会死掉。

地震时,如果我没往饭桌底下钻,肯定会是另一番境况,不是被砸死,就是安然无恙的被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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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那年我29岁了,我弟27岁,都还没结婚。

那时,我们家里特别穷,我爸就是40多岁才娶的我妈,地震时,我爸都70多岁了,我妈砸死后,老人家没过几年,也走了。

地震过去48年了,我能活这么久,真的要感谢国家,在沧州近四年的治疗要花费多少,更不用说在截瘫疗养院的这些年了。

我没上过几年学,但原来就喜欢看看书,漫长的病床时光,靠着书的陪伴。

我喜欢看关于唐山大地震的书。

我看到过一位诗人描写他濒临死亡时的体会。事实上,我被房顶压住昏死过去的那几个小时,也有类似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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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恐惧,有的只是沁入骨髓的冷嗖嗖的遗憾。开始回想,想自己经历过的事,一幅幅图画或场景在眼前叠加起来,闪过……真的,就这样完结了吗?”

“首先丧失的是时间感,时间静止了,不存在了,接着是意识的弥散,不再想自己的肢体、头脑和心灵。好像自己正在渐渐溶解,在渐渐向周围的石头中渗透。”

“最后,一定是在生命绝望的极限处,在视觉性的意识空间,出现了一片极为柔和、静谧、缥缈的蓝色。一种淡蓝,很均匀,有些小点点,很浑厚,犹如我看惯了的机械图纸底色上的那种蔚蓝……”

“据说,国外一些专门研究死亡的学者,采访过许多从死亡线上回来的人,记录了他们的回忆,并编成一本书。我没见过这本书,不知道他们所感受的死亡是什么颜色。但残酷的唐山大地震,却给了我这样一个无限接近死亡,又终究没有超过界限,并最后携带生命返回人世的经验。这经验告诉我:死亡是蔚蓝色的。”

说了这么多关于生死的话题,大地震其实就是一台无情的水压机,把我们平日里如水的时光一下子压缩到极致,让我们的一个行动,甚至一个念头就决定了自己的生死。

我想说:如果真有一个叫上天的水压机的话,我想对这台水压机说,不论是予是取,是生是死,来吧,我都会坦然面对。

(注:本文主人公刘宗保,1947年出生,唐山丰南县胥各庄公社于家泊北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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