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了地震预报，却迟迟不震，水库给地震局打电话，问能不能先把水库里的水放掉，地震局拿不准，说要先请示一下领导。
事情越来越离奇，后来竟然到了医院做一台手术也要打电话询问是否安全，电影院放一场电影都不踏实的地步。
是的，你没听错，这些就发生在48年前的四川松平大地震前。
1976年8月16日和23日，在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之间相继发生两次7.2级地震，造成41人死亡，重伤150人。
地震资料里解释：之所以人员伤亡如此之少，一是地广人稀，二是做了地震预报。
也有人说，这次地震预报的代价太大：听信地震谣言投水自杀的有41人（昨天的文章已经介绍），还有因急于逃离震区攀爬火车摔死的，听到警报跳楼的，总共82人死亡，比震亡的多出一倍，这能叫预报成功吗？
是非功过，也只有读者自己去判断了。
唐山大地震和四川松平大地震有什么联系？
唐山大地震波及国土面积217万平方公里，由于死伤人员太多，损失太大，在人们心中造成严重阴影。
据统计，唐山大地震后，全国各地有两亿人防震，北京搞了两个月防震，老百姓至少有55天时间住在防震棚里。
这给四川防震造成了很大压力，因为松平地震预报得早，各种地震前兆发生得也早。
资料显示，唐山大地震后，成都市防震棚遍地开花，发生多起抢仓库、抢油毡、抢木料事件。最严重时，成都市90%的老百姓露宿街头，大量人员外流。
早在1975年深秋，位于四川省东北部的两个县就出现了异常。
先是南坪县的罗依公社：
那里座落着两个村寨，依山而建，一上一下，往常，山下的村寨泉水多，山上的村寨泉水少，而当时却完全反过来：山上的泉水多得根本用不完，山下的泉水都干了。
松潘县镇平公社镇平大队北有一片空场，突然间，就有一口清泉在空场上喷涌而出，直径有碗口粗。
1976年3月10日中午，大邑县五龙公社的一口水井让人大吃一惊：水色突然变蓝，水位急剧下降，三小时下降了一米多。
1976年4月初，邛崃县有十几眼井水位上升，其中包括一口用于酿酒的名井——文君井，还有那几天抽上来的井水竟然连豆腐也做不成了。
1976年3月17日晚，邛崃县夹关公社的9个大队共有30余处从地下往上冒火球，大的像排球，小的像南瓜花；4月13日，又有不少人看到从山梁上慢慢升起十几个火球。
6月14日，蒲江县青龙公社一社员，发现家里有6只老鼠同时发呆，打死一只后，其余5只并不害怕，仍待在原地不动。
6月21日下午三点二十分，崇庆县安乐公社4大队的一名社员，看到家里脸盆架下突然冒起几缕红绿色火焰。
6月24日晚八点半，崇庆县白头公社一块田地里冒起一股银灰色烟柱，直径约十公分，高约两尺，持续了30分钟才慢慢消失。
6月24日，成都市组建抗震防震指挥部。
6月下旬，四川省委下发28号文，要求地震专业队伍迅速增派人员，深入地震宏观现象显示频繁地区，做好群测群防。
同时，要求各地对宏观异常现象一天一报，有闻必录。有条件的要派工作人员现场核实。
这可把地震工作者们折腾苦了：
一位老农报告，家里的菜地冒火球。地震工作人员赶到其家中，连续在菜地里蹲守两夜，终于证实老农所言为真。
解放军某部打电话，说某公路路边喷出一丈多高水柱，卡车上的战士都看到了。
经实地查验，没有水柱，再经反复观察，原来是傍晚时分，大量的蚊子绕成一团，被夕阳照射后才呈现出水柱模样。
当时，四川省地震办安装了6部电话，还是不够用，电话铃声昼夜不停，仅一个月的时间，就记满20本记录，有反映情况的，有咨询问题的。
1976年8月7日，四川省地震办下发第六期《地震简报》，提示：“8月份龙门山构造带中南段发生6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较大，8月13日、17日、22日这些日子前后尤应注意。”
这些预测已经与实际地震时间相当接近。
作为四川省会的成都市，从1976年年初开始，在市区安装了38台地震警报器，由四路专线统一控制，数以千计的厂企和事业单位自行购置了规格不一的警报器。
6月24日凌晨两点四十分，成都市132厂锅炉开阀放汽，白色的水汽带着尖锐的声音响彻夜空。
很多人从睡梦中惊醒。
“什么声音？”有人问。
“警报呗，最近发的小册子上写着呢，你没看到？”
“不可能，上面说的临震警报响35秒，响两次。”
“机器不会那么准，你再看看外面的白光，是不是地光？”
地声有了，地光有了，这分明就是大地震前兆啊!
首先是街道旁的一户居民大喊“地震”，紧接着，上万名职工的宿舍区一阵喧哗，尽管有人解释那是锅炉放汽，但绝大多数人都不信。
一时间，吼叫声，门窗碰撞声，暖壶破碎声交织在一起，人们误以为房倒了，屋塌了。
一些人刚起身，推开窗户就往外跳，忘了身在高层。
成都火车北站一家旅行社警报器混线鸣响，发生火灾，消防车鸣笛赶去救火，附近单位的警报器也纷纷拉响，一时间人仰马翻……
北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国营招待所，一位旅客从三楼跳下摔伤，抢救无效死亡。
据和他同处一室的人说，临睡前，这位旅客还在介绍避震经验。
此人说，他经历过1973年的炉霍7.6级地震。当时，他飞快从窗户跳出，才保得一命。结果，当晚警报响起时，此人故技重演，推开窗户跳了出去，而这次，迎接他的却是死亡……
此后，又连续发生多起因刮风并线导致警报器鸣响事件。
8月16日，乐山市地震办给省地震办打去电话：“成都人有不少跑到我们这里，大大小小旅馆都住满了，乐山东风旅馆里80%住的都是成都人，连成都的公共汽车都开到乐山了。”
实际上，成都市警报器官方只拉响了两次：一次是8月17日凌晨，原因是造反派头子当时正在街头视察，他想亲身体验一下警报声中，带领车队驶过成都街头的威风。
另一次是8月24日晚的一次地震虚报。
灌县（现为都江堰市）发生的事情更离谱：因为一个电话，5万人的小县城连夜撤离。
1976年6月26日，国家地震局在成都市召开地震趋势会商会，此前，已经确定龙门山构造带中南段是发震地点，这次会议是再把发震地点精准化。
1975年2月海城大地震的成功预报让地震专家们信心满满（其实，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存在一定偶然因素，我在这个系列的第52篇文章中有介绍）。
经会商讨论，北京来的一位专家把危险点定在了灌县。
当时，会议在成都市锦江宾馆召开，宾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是灌县人，他充分发扬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一个电话打到了温江地区。
温江地区高度重视，晚十一点召开了电话会议。
6月27日凌晨，灌县启动了有线广播：地震形势危急，县城附近居民就近就地疏散，离开建筑物，撤离县城!
当晚，灌县天降大雨。
县城一共5万人，要全部撤离。
据县城居民马显友回忆：
我当年41岁，有三个孩子，老大17岁，老二10岁，最小的5岁。
说实话，当时，我真不想撤，因为大家在外面搭了防震棚，防震棚周围也没有建筑物。
喇叭里的声音很大，说得也很严峻，派出所挨家挨户做工作。
我给每个孩子的口袋里都装了钱和粮票，我在衣兜里还装了一瓶云南白药。
按通知要求，我带着三个孩子去不远处的一个车队，在那里坐车，结果，大门还没开，大家着急了，一拥而上，把大门挤开了。
人群疯了一样往车上挤，我们娘四个没着急，知道挤不上去。
人太多，车太少，更多的人在步行。
6月25日早晨五点，我们走到目的地——聚源公社。
我们一家被安置到生产队的一间仓库，地上铺着一层稻草。
我们在聚源公社待了三天。
五天后，外出的人们陆续返回县城，但有家不能回，人们一直住在防震棚里。
工厂停产了两个月，很多人逃出省外避震。
县城八居龙角车街有一位72岁老汉，坐火车去了唐山亲戚家，还有十四居的一位女孩，也去唐山避震，结果赶上了唐山大地震，全被砸死了。
类似的情况还有西南交通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在唐山铁道学院基础上改建而成，国家从1964年启动搬迁计划，将唐山铁道学院迁往四川，到1972年基本搬迁完毕。
唐山大地震中，遇难的西南交通大学职工和家属共380人，一部分为老学校留守人员，另一部分是跑到唐山避震的人员。
避震对当地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据灌县人民银行统计，1976年6月至10月，灌县城乡储蓄存款由547万元降为359万元，仅6月24日一天，临时取款就达到548笔，金额合计93000元。
很多取款群众说：“存款干啥，不如吃在肚子里保险。”
由此看来，地震预报真的存在很大社会风险。它和天气预报完全不同：天气预报，哪怕是防台风预报，错了就错了，大概率不会影响整个社会秩序。
而地震预报却不一样，特别是那些没有固定发震日期的预报，整天让人提心吊胆，甚至引发社会混乱，对人的心理也会造成严重冲击。
因此，不论地震工作者还是决策者，面对各种数据异常的地震前兆时，心情是很矛盾的：你分不清地震什么时间发生，地震预报发出后，会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最后，让我引用一位地震工作者的讲话作为文章结尾。
罗灼礼，松平地震前担任四川省地震办公室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是松平地震预报的技术负责人。
1976年6月24日，罗灼礼在成都市锦江礼堂讲过这样一段话：
“地震有它的一般规律，也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所以不敢说一定有把握，但是，能不能等研究清楚了再报？那也不行。因为地震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很大，只能边实践、边预报、边总结，总结成功和失败的正反两方经验，不断提高预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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