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都没来得及吃，就乘车奔赴唐山
我是个外科医生，在华山医院工作，专业是普外和胸外。7月28日上午，我接了一个大手术任务，整整做了半天，到临近中午时，我们外科的支部书记找到我，说唐山发生了特大地震，情况非常紧急，组织上已经决定把我抽调到刚刚成立的抗震救灾医疗队。
平时，我是在医院用餐的，结果，这一下，我饭都没来得及吃，就赶回了家里，准备日常生活用品，收拾了一个行李箱，当天下午一点多就座上了开往唐山的火车。
火车站里也是彩旗飘扬，一队一队的，我看了看，有中山医院，静安医院、瑞金医院等十好几家医院。
能参与抗震救死扶伤，大家都非常兴奋。第二天早上七点，我们到达了天津杨村车站，火车必须停下来，因为前面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听说唐山那里铁轨都被地震拧成麻花了。
我们坐车到了附近的一个机场，机场里也满是穿白大褂的医生，有比我们早到一天的，因为调度和运力原因，还在原地等待。
当天晚上七点多，终于接到了出发命令，陆续登机了。行程也就是半个小时的时候，机舱内闷热无比，我的一个女同事，没一小会儿就中暑晕倒了，出了很多汗，我们赶紧又是掐人中，又是敷毛巾，人总算慢慢苏醒过来。
到了唐山机场，天气比飞机上也差不了多少，没有住的地方，我们开始吃带的压缩饼干，这压缩饼干说起来在抗美援越中还发挥过巨大作用呢。
一块饼干吃进去，这东西吸水后膨胀，感觉就饱了，接下来就是渴，但找不到水不喝。
第二天一早，我们从机场步行到生活区，总算把喝水的问题解决了。生活区里原来有苏联专家住的别墅，有的虽然没倒，但也不能住人了。
我们就自己找了块地方，搭帐篷、搭灶头、建厕所。
说是厕所，就是挖个坑，把坑周围踩实，再找几块木板围起来。生活设施建好后，就开始搭作手术的帐篷，这个复杂多了，由随行的专业人员完成。我们把带来的医疗器材、简易设备安装好，还设了诊室和抢救室。
上海大医院来人的消息很快就被很多人知道了，我们还没休息，就有大批百姓赶了过来。
作为第一批队员优中选优的队员，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都是年富力强、技术熟练，能吃苦、党性觉悟很高的人。
用土办法解救了一位截瘫尿潴留患者
据统计，最初的两个星期里，我们共接诊治疗了五千多人次，平均每天三四百人次。
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开会总结当天的工作，就听到外面哒哒的响起了拖拉机的声音，我跑出帐篷，是一辆手扶拖拉机，坐在车箱里的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农，是腹部外伤，肠子都流了出来，这位病人专业叫法应该叫弥漫性腹膜炎重危病人。
实事求是的讲，对这样一位病人进行施救，以当时的条件看，还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带队领导决定马上进行手术。
当时，不是有个这样的口号嘛：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那种情况下，转到外地肯定来不及啊。
在医疗器材很不匹配的情况下，有的烧开水，消毒医疗器械，有的煮生理盐水，两位外科主任和我，一共三个人，用了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才把手术完成。
病人抢救成功了。做完手术后，主任又安排专业护士二十四小时陪护。
这是我们抢救成功的第一个危重病人，在当地还是引起了很大震动，大队支部书记、公社书记都过来感谢，讲了很多感谢的话，让我们非常感动。
我们接治的病人中，截瘫病人是最多的。
开始的时候，那严重的伤情常常让随队的实习生们看了吓得喊出来。很多截瘫病人有尿潴留，小便无办法排出，导尿管当时又用完了，有的人就急中生智，把倒塌房屋中的电线剪下来，抽出里面的铜芯，把塑料管（抽出铜芯剩下的电线外皮）的头在火上加热封好，打上两个侧孔，再用二锅头消消毒，就变成了导尿管了。
病人体征如果稳定的话，我们就想办法安置在当地百姓家中，因为实在没地方啊。
有些危重病人需要开刀抢救，包括神经外科、骨科和普外等手术，当时根本没有外部条件。
余震不停，没人敢进房子，有时我们就露天开刀，没有消毒的东西，二锅头和当地老白干也能挺上。我们去问生产大队有没有酒，他们很大方的就拿出来。
有时候，连手术衣都没有了，我们就找来装化肥的袋子，洗干净，再剪出三个洞，再消好毒，脑袋、两只胳膊都钻进去，就成功了。
手术一般在远离房子的打谷场上，支起两张凳子，凳子上面摆一块门板，再铺上消过毒的被单、塑料布。有的消毒，就是把要消毒的东西，放在蒸馒头的蒸格里蒸一下。
北方地区的蒸格很大，特别管用，架一个灶台，用蒸汽消毒，效果也不错的。
收治过一个病人，神志还比较清醒，一侧眼睛的瞳孔很大， A超检查在这一侧有一个外伤引起的血肿。
上麻醉后，切开头皮，发现是一个凹陷骨折，及硬膜外肿。我们取下颅骨清除血肿，止血，将颅骨整复后放回原处，缝合皮。
这种手术在华山医院是属于小手术，但在那种环境下，不得不做，否则，两到三天后，血肿变大了，就可能有生命危险。
手术后这个病人一直神志清醒，直至转到外地。
奇怪的是，在上海做这类手术时，还有感染的情况。但在唐山，在露天或帐篷里面做的手术，却没有发生感染的。
当时伤病员确实很多，我们深知抢救的时机对于生命的重要，所以从早到晚不停息地忙，工作强度非常大。
还有一些队员，白天冒着酷暑，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巡回，轻伤员当场治疗，重症病人则拉回医疗队治疗。
男男女女围成两圈
才能保证里面有一位女同志洗澡
洗澡成了大问题。男同志不要紧，晚上黑灯瞎火，弄点水来洗洗就可以了。女同志怎么办？
我们也不放心女同志独自外出洗澡。于是，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男同志背对女同志在外面围一圈，女同志自己在里面围一圈，当中留一个女同志洗澡。
这样女同志一个挨着一个洗就可以了。吃的方面，一开始我们是吃压缩饼干，自己煮水喝。
我们这支医疗队吃蔬菜是没问题的，因为旁边就是菜园子，茄子、长豇豆之类的蔬菜都有。
考虑到我们平时工作量特别大，后来当地老百姓就拿来了锅，帮我们做饭。
三天以后，通电了，可以打水了。老百姓派一个小同志每天骑着毛驴来给我们送水。
不久，电话也通了，公路也通了，我们可以直接将截瘫、颅脑损伤等危重病人送到火车站进行转运。于是，我们就联系了解放军。
解放军对我们很好，时不时的给我们送大米、盐，还有筷子、铁锅等生活物资。
可以说我们医疗队缺什么东西，解放军都尽量供应给我们。解放军派来了两部车子，把我们这边的重伤员送到火车站，我们男医生是跟着一起去的，女同志则留在驻地守候。
到了火车站，我们看到“唐山站”三个大字都被震得掉落在了地上。人们说火车站旁边的房子倒塌了，阻挡了火车轨道，要把房子拆掉。我们就等着拆了一个晚上。
谁知，当晚突遇狂风暴雨，没有人敢进房子里面，大家只得在露天用四个棍子支一块塑料布，搭起一个篷，在塑料布底下待着。
这种情况下，大人还勉强受得了，小孩子因为环境又冷又湿，都哭了起来，到处都是哭声。
于是，我们找到火车站解放军指挥部，说我们上海医疗队是来送病人的，中午饭和晚上饭都没吃。解放军就送来一大箱饼干，我们就用解放军的水壶把水灌满，边吃饼干边喝水。
天亮后，火车通了，当时没有电话联系，写信既没有邮票，也没有地方邮寄，大家想到出来这么久了，都没有和家里联系，心里又惦记又着急，于是趁着这个机会，就都抓紧时间写家信。
信封好以后，我们又拿钱，给了火车上的解放军工作人员。等到我们回到上海以后才发现，这些信都是从哈尔滨出的，这是因为当时唐山火车只通东北方向的现实情况造成的。
我在送病人的过程中，看到一座座六层楼，被地震摧毁，推倒后就像一座山一样。像上海一样，当时唐山的六层居民楼也是砖堆砌后架上预制板，没有框架结构，地一摇就塌，大家说像手风琴压缩了一样，住在里面的人损伤很大，几乎无人幸免。
打防疫针，筹建抗震医院
解放军开来了很多吊车，把尸体从废墟中一个接一个地吊出，简单地包一包，放在卡车上。因为天热，他们穿带着防毒面具、长筒靴、长橡皮手套，劳动强度非常大，好多解放军还被感染得了病。
当时处理尸体很简单，包好后，挖一个坑，把尸体放进去，撒点石灰，打上消毒药水。
尸体就是这样一批一批地进行处理。后来发现这种方法不对，许多年以后，大量尸体在地下，不会腐烂怎么办?
于是就把尸体挖出来再重新处理。不久，上海运来了一批裹尸袋，可把尸体放进去慢慢腐烂。
以历来的经验，地震过后，疫病很有可能流行。疫病导致死亡的人数，往往比地震死亡的人数还要多，而且规模还要大。据说1936年唐山附近地震，震后疫病流行，死亡无数。
针对这种情况，唐山采取了多种办法。一是用农用飞机喷洒敌敌畏，喷洒之前都会通知民众，把饮用水等东西盖好，但这样也难以全面覆盖。
于是另外还用汽车后面装一个水兜，像洒水车一样沿着马路喷洒。还有个人肩背喷雾器补死角，做到消毒全覆盖。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医务人员给当地老百姓打预防针，这种方法是彻底的，而且每天都在进行。
当地老百姓也很配合，大家自觉地排队。大概一个星期以后，预防针都打完了。这样第一个阶段也结束了。
后来的工作就是筹建抗震医院。那时天气已经冷了，当地人给我们造了芦苇的房子，稻草房顶，四面墙内是空的，门口烧火，热气从另一个口冒出来，这样房间就热起来了，这就是当地的火墙。
我们不习惯睡这种火炕，睡火炕不能穿衣服，否则浑身都是汗。睡在炕上很热，天亮就冷了。
我们到老百姓家里去看，他们地震后造了简易房，每家人就是一炕，家里有几代人的话，就用一块布隔开。
因为没有办法洗澡，我们身上都长出了跳蚤。后来上海送来了很多樟脑丸。
唐山的余震很多。有时候人在上厕所，地震就发生了，人还没来得及提裤子，就马上从厕所跑出来，然后抓牢一件物体，保持身体的平衡。
有时晚上睡觉也会发生地震，大家都很害怕地穿着棉毛衫、棉毛裤从房子里面跑出来，外面又特别冷，短时间内也不敢回去睡觉，只得在风中挨冷受冻。
我们在房上挂了马口铁，地震的时候，马口铁会“铛铛”作响，一天会响很多次。
记得我经历过一次最厉害的余震。当时我们去广场看电影，因为怕余震，一般都在露天放电影，找们坐在很大的石条上，石条足有几米长，一米左右直径，几百上千斤重呢。
突然听到好像有几十架甚至上百架飞机飞过一样的声音，发出很闷的“嗡嗡”声，有一种无形的恐惧感。
响过以后，人和几百上千斤的石头都被震得跳了起来，先是垂直跳起来，片刻即大幅度左右摇摆，感觉眼前所有的东西都在动。
人根本就站不住，坐不稳。余震历时很短，震后的一分钟，周围没有一点声音，一片死寂。过了好长时间，人们才“哇”地一阵尖叫起来，大家都吓懵了。
但电影继续放，大家也继续看。后来听人说这次余震很厉害，但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只有几位在房子里的人跳出来，受了下肢骨折之类的外伤。这也是我人生中经历的最惊险的一次地震。
为了利用原县医院的X 光机，我们在不稳固的X光间内搭了一个原木结构的房子，像大房内衬了一套小房子。
这样我们就有安全摄X电和各种造影的能力，这机器太小，摄电或造影时间长。工作人员要多受X光的照射，明知 对身体不利，大家也泰然处之。
医院有了各个部门和科室，也有病房，开刀手术就都可 以做了。我在其他医院的医生帮助下，也做了脑血管造影、脑瘤等手术。
这些手术都是当时上海三级医院的水平。所以老百姓对我们反映都很好，非常感谢我们，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吃饭。
记得有一次，老乡驾着解放军送来的一辆胶皮轮马车接我们。我们坐在后面，穿戴着解放军的帽子、大衣、棉裤和鞋子，到了百姓的家里。
老百姓怕我们冷，连忙招呼我们炕上坐。我们三点钟去百姓家里，就是不想麻烦他们请我们吃饭。
结果他们还是很热情地做饭招待，还拿出冻山芋和冻柿子等唐山特产给我们吃。有时晚上去百姓家里急诊，天气太冷，我们都冻得发抖。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但老乡很热情。
在抗震救灾的日子里，从外地飞来的直升机基本上天天都可以看到。飞机上会不断扔下来《人民日报》、各种通告、整包的衣服、大饼等东西。
我们队里当时有个骨科医生，飞机飞来的时候，正好在给一位病人看病，恰巧看到飞机上扔下来一个大包朝自己方向飞来。
他和那位病人马上离开，结果这包东西把他们刚在坐的椅子砸碎了。如果不离开的话，二人均有受伤的可能。
他随即打开这个大包一摸，里面装的是大饼，而且还是热的，后来听说都是山东做的。上海方面对唐山的支援也是很多的，每天都有飞机飞来。
为丰富文化生活，首先送来了一个大彩电。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每人还都可以分到一个苹果。上海派来的医疗队，也都是实实在在有能力做事的。
在此期间，我曾回上海短暂休假。在经过一座大桥时，见到桥墩是用枕木架起来的，非常高。原来的桥已塌，尚未修复。火车在桥上行驶，比人走得还慢。其他的医疗队员还在当地坚持着。
“四人帮”打倒后，一天，单位党委书记突然来我家，说有事情需要我赶回到唐山。
他对我说：在唐山的医疗队伍正在开会，需要对打倒“四人帮”进行表态，他们情况不明，消息不通，不知道应该怎么表态。打倒“四人帮”的中央文件，你只能用脑子记，不能写下来，下午就动身去唐山传达。
我们医疗队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的同志到天津来接我。在汽车上我就向他们传达了单位的指示，叫他们赶快去表态，要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支持打倒“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