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首先说一点，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写出来，我倒是真的希望您把它当成个故事看。
我说过，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阴影，看过这个故事之后，也许有人会说，有点过于灰色了，那么，上面这句话，就算我的解释和回答吧。
那个时代物质极其艰苦，又总有些人，比艰苦的时代还要苦，所以大家不必感到另类和奇怪。
对于这些故事里的人，我几乎找不出来应该恨哪个，我觉得他们之所以今天看来不对，甚至是应该骂上两句，总有一些客观原因。
如果非要让我讲，那么，我倒是觉得故事中的所谓“跑龙套”的角色，比如，那个把糊火柴盒的活儿，包给周母的“包工头”和那个以权谋色的街道干部，才是应该让人恨的。
关于此案的嫌疑人，我听到的故事中，还有周和平一说，我在故事中没有采纳，没有什么原因，就是直觉，我也不想把这个写进去。
震后的周和平冲出废墟，挥舞着刀
“我要杀了他!”
19岁的周和平，硬是靠自己的力量顶开震塌的废墟，瞪着两只充血的眼，挥舞着一把菜刀，发出怒吼。
这是毁掉了二十多万人的大地震之后，唐山迎来的第一个早上。
周和平看到了第一个男人，狂喊着冲了过去。对方大概还没从恶梦中醒过来，突如其来的凶险把他彻底吓傻了。他直瞪瞪地看着挥舞着菜刀奔来的周和平。
突然间，周和平眼里出现了疑惑，先是死盯住他要砍的那个人，后来就有些不知所措，举刀的手垂下来。
“不是他。不是他，”他喃喃自语着，突然又转回身，更快的跑起来。
周和平已经狂喊了一个小时，都是在最后一刻放下手中的菜刀，然后又一路狂吼奔向下一个目标。
后来，周和平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又跑了回来，扔了菜刀，三下五除二，就把一间小平房的废墟掀翻，将床下的一个四十岁多岁的中年女人救了出来。
这中年女人就是周和平的母亲。
周母赤着身，身上满是砖石的划痕。她目光呆滞，接过儿子挖出来的衣服穿上，坐在废墟上，目光直直的望着远处的天空。
第二天，周和平依然是挥舞着刀，但不久，就被刚刚组建起来的维持秩序的民兵拦住了。
趁地震造成的混乱强奸妇女，这在震后的唐山，是可以就地正法的恶性犯罪。
执勤民兵感觉事态严重，当即进行了调查。
周母的精神好像完全垮掉，一句话没说，一动也不动，全如一座泥塑。
梁上君子林小军
差点就成了周和平的继父
这个场景成了唐山的一件奇事。
十几年后，有人出于职业好奇，对这件陈年疑案进行了调查，对了解这对母子的一些知情人进行了走访。
被调查人：林小军，男，1931年生，1957年曾因盗窃罪被判刑三年；1972年，因诈骗罪被判刑三年；1982年，再次因经济犯罪被判十五年。
林小军看上去，却是个很彬彬有礼的男人。
夜色越来越沉了。
29岁的林小军在巷子口窥视了一会儿，昏暗的巷子里没一个人影，也没有哪家的窗口还有灯亮。
十二点多了，哪还有醒着的人？他给自己宽心，沿着墙根，溜进小巷深处。
林小军在黑道上也算小有名堂，最喜欢的就是风高月黑夜。有一回，他半夜里从窗子翻进一户人家，不小心碰到尿盔，女主人似醒不醒地问了一声，胆大包天的林小军就顺势在尿盔中尿了泡尿，女主人竟毫无察觉的又睡了过去。他这才不慌不忙地将人家的财物卷走。
三年前，林小军在销赃时“掉了角儿”,被便衣一把掌拍上山，做了三年“和尚”，一出“庙门”，他还是他。
也怪不得今晚他没胆，今晚上的“活儿”不是他走惯了的“路儿”，眼皮跳了大半天，总觉着得要出事。大凡做贼的，都迷信。
他找到了那个房门，心跳得憋得他换不过气。他真想赶紧溜了，这屋里怕是早伏下了几条壮汉，正等着他这傻小子一头撞进来。可他那手竟身不由己的朝那门上叩了过去。
今中午，他来过一回。
林小军服刑期满，一出监狱大门，“素”了三年的手立刻奇痒难熬。
从公共汽车上下来，林小军手里已有了几张票子。到三五天后和往日的朋友喝酒的时候，他已是一身好“行头”,把票子摔得叭叭响了。
1960年，正值饥荒岁月。城市居民的日子也不好过，国营商店的柜台上空空荡荡，黑市上的一条鸡腿，卖到了五块钱。在当时，这条鸡腿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三四天的工资。
偶尔就有这样的事，一个乞丐冲进饭店，二话不说，抓起一只烧饼吐上几口唾沫，边跑边啃，等赶上去的人抓住他， 一个烧饼早进了肚子，躺在地上任人打个半死，也不在乎。
林小军和其他几个人，也不敢太张扬，找一家饭店，要一斤高价的粮食酒，叫几个菜，躲进雅座里不出大动静。简单一顿，要吃掉三个人加在一块挣一个月的工资。
由于当时粮食紧张，国家对粮食酒有着极严格的专卖制度，很难购到按“平价”出售的酒。能买到的都是“议价”酒，贵得让常人不敢问津。这在当时，是为回笼货币采取的措施之一。
所以除了他们这些人，能到饭店喝一顿的可说少之又少。
几杯酒下肚，他们聊起的在劳改队的生活。这几位都是出出进进的人物，都知道那日子的滋味。要说劳改犯，最熬不过的，怕还是没有女人。正说着，其中一个对林小军说，那条街上，有个小寡妇半掩门，准不准也不知道。
“嗨，咱大老爷们能干那个？”
做贼的，从不谈自己的桃色，也不点破同道的桃色。所以林小军当面回绝，对方也哈哈一笑换个话题。
林小军早记下了那小寡妇的门牌号码。对方也不是不知道，这就算他帮了林小军。
林小军在酒席上留了量，心里开始抓挠。好不容易捱到几位酒足饭饱，一出饭店，他就推说有事与几位分了手。也是借着酒胆，直奔他记下的那条巷子。
这是临街的一间小屋，没窗，能透亮的只有门上的两块玻璃。门虚掩着，玻璃上有帘子，也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林小军来回踅了几趟，这巷子冷清，也没人注意他，就上前敲了敲门。
“谁呀，进来吧!”
果然是个妇人的声音。林小军一硬头皮，推门而入，一只脚进门，又站住了。
这是一间不过八九平方米的小屋，屋里没别的家具，却有两张床。门侧一张大些，里墙一张小些，两张床之间，还有一道收在了一边的布帘子。除一个木箱子，再加上门口的煤炉，基本上没其他东西了。
林小军被堵在门口，是因为屋里到处堆着火柴盒，是这妇人糊的。林小军进门，她也没停下手里的活。
这妇人约三十岁年纪，模样平常，皮肤却很白，留着简单的齐耳短发，穿件打了补丁的褪色兰布褂子。她稍有吃惊：“你……找谁?”
眼前情景大出林小军意料，原以为，眼前应该是个很风骚的女人，屋子也不是想像的模样，一时退也不是，进也不是。
他在进劳改队之前，有过两个相好，可找上门花钱的事今天却是头一遭。
那妇人见他呆在门口，起了身：“你是找到这里的吧。”
既然来了，头皮就索性再硬一回。林小军点着头，紧张得皮笑肉不笑：“大姐…… ”，人就进了屋。
妇人也有紧张之色，抓块抹布擦着手：“有事呵？屋里也没个地坐。”
“不用，不用!”林小军身上直发毛，下边的话竟是自个冒出来：“日子过得挺难!”
林小军从兜里摸出了二十块钱放到床上：“大姐，这点钱你贴补贴补，也不顶事。”
那时的二十块钱已是个大数字，林小军估计对方糊一个月的火柴盒，也挣不到这个数。
果然，那妇人的脸先是一阵白，又涌上红晕，轻叹了口气，不再看他。
“你……晚上来吧!”
林小军一口气顶在喉咙眼上，好半天透不过来：“好说，好说!就晚上!”说完了，头也不回地奔了出去。走出了好远， 才回头看了一眼。那屋门又掩上了。他这才透出那口气，觉出背上汗浸浸的凉。
黑了天，他在自己那间发着三年的霉味的小屋里怎么也躺不住，出了门，满大街地瞎逛荡。
林小军叩响了黑着灯的小屋门。
里边没应，有些察窣之声。林小军过人的听觉，他断定是下床穿衣的动静，稍出了口气。
门无声的开了条缝。一股浑浊的气息迎面扑来。
女人从门缝看准了来人，让开身。林小军侧身进了屋，顿时又有警觉，这屋里定还有另一个人。他本欲急抽身，女人已把门扣上了。
“开灯!”他听出自己的嗓子走了调。
女人立着没动。
“开灯!”
女人叹了口气，拉着了那盏瓦数很小的电灯。
林小军发现白天收起的那条布帘子拉上了，挡住了后边那张床。他避开那堆火柴盒，两步跨了过去，里边的床上睡着个七八岁的男孩。
紧绷着的神经松驰下来，林小军这才回头看那女人。
女人披着白天穿的那件褂子，身子却是光着的。见林小军看她，伸手拉灭了灯。
“别弄醒了孩子。”
女人说着，先摸着黑上了床。
林小军试探着脚步，还是踢倒了一捆扎起来的火柴盒。还好，那孩子睡的死。
十几年过去，这条无人理会的巷子，还是没有变化。
鬓角上已透出岁月的霜色的林小军，又是在服刑三年后来到这条小巷，不由回忆起十几年前的岁月。
他沿着记忆走到了他曾熟悉的小屋门前，房门依然虚掩着，门的玻璃挂着与十几年前一模一样的一块旧帘子。他敲了敲门 。
“谁呀？进来吧!”
与他第一次来时听到的声音丝毫不差。林小军推门而入，又如当年，一只脚进门，又站住了。
还是那间屋，还是那些东西，还是堆满了刚糊好不久的火柴盒，女主人还是留着简单的齐耳短发，穿着那件打了补丁的士林兰布褂子，坐当年坐的小凳上，没停手里的活。
“你……找谁?”她见到林小军，全如当年那样稍有吃惊。
“大姐，日子过得挺难。”
话一出口，林小军自己的寒毛全陡地乍立起来。这一问一答，竟让人怀疑是在梦里。
这十几年里，林小军走南闯北，利用文化大革命大串联的“好时机”，很是风风光光地过了些好日子。
1972年，他又栽了进去，自忖这一番没个十年二十年出不了头，没想到公检法机关的军管组一高兴，只让他回“娘家”小住三年。
“你……找这家的人?”妇人起了身，抓过在身边放了十几年的那块抹布。
林小军叹了口气，倚在门框上。已是十几年过去，女人老了，往时光滑的脸上已布上了皱纹，浓密的黑发也显得稀 疏了。
一时间，他眼里有了些泪，十五年前，就应该把这女人娶过来。
林小军有过几个女人，个个都却只是为他的钱。这女人也是他花钱买的“床”，却有种让他说不出的惦念。
他总是半夜来，天不亮就走，手头宽绰就多留点，紧的时候就一个子不拿。钱留得多，女人也不惊，不留钱时也不说话，一样的无声开门，一样的起身送他。
这日了过了大半年，到次年初夏的一个晚上，女人把林小军送到门口，低声说：“明天中午来家吃顿饭吧!”
第二天下午，他来了。女人已做好了几个小菜，放倒了吃饭的小木桌，斟上满满一盅酒。这半年多，母子俩的气色明显地好了，初见时的菜色已经褪去，染上了些粉粉的红。女人就越显出成年人特有的诱惑。
女人低头坐在一边，不时给林小军倒酒，给有几分胆怯的儿子夹菜。孤身游荡了十来年的林小军，在这充满了家庭温馨的氛围里，大受感动，忘了自己是个做尽坏事的歹徒，而这母子脸上的红晕，本是他从那一个个痛不欲生的人们身上抽出来的血染就的。
“大哥，”林小军下了几盅酒，低着头的妇人悄悄看他一眼，开了口，“我也不知道大哥是个什么人，一个妇道人家也不该打听。这大半年，我们娘俩全靠大哥照应。我没问过大哥，大哥您也没说过。也不用问，我知道大哥没娶。大哥要是不嫌弃，打今儿起，这孩子就跟着您姓，大哥的下半辈子就由我们娘俩服待。要是这话恼了大哥，您也别跟我这没见识的妇道人家一般见识。”
林小军被女人的话说呆了。他看到，有两行泪从女人的眼里落下来，被裤子吸了进去，只一会儿，两腿上就有两大块布的颜色变深了。
他沉沉地叹了口气。女人说的话他事先不是没想过，他也想有个家。可他是东游西荡的贼，没准哪一天栽进去 ,这个家就算是替旁人忙活的了。
今儿被这女人一番话，他又动了心。可动心归动心，他只要一看到她的那个孩子，就打心底里怵了。他有个直觉，这孩子早晚是个讨债的人精。
他不愿当着面扫了女人的兴，这女人打心里让他生怜：“我这个人不是个东西，你得让我好好合计合计。”
林小军这一走就是十几年。出了狱，他来了，女人已不认得他。
“我是小军。”
“小军…… ”女人身子晃了晃，定定神儿，坐回小凳上。又拿起手里的活，一刷子浆糊不听指挥，全刷到手上。
“没别的意思，我过来看看。”他说着，拿出五十块钱，放到床上，那正是他十五年前放下二十块钱的地方。
女人瞟了一眼钱，轻轻叹了口气，良久没抬头道：“孩子大了，家里不方便。你说个地方吧，我去。”
有阵脚步声由远而近。
女人听到了，飞快的把钱往被底下一塞，又飞快的坐到小凳上，抓起手里的活。一个年轻人站到了门口。
这是个极壮实的青年，堵在门口就像一堵墙，风也别想从他跟前过。
林小军一眼看出，这是当年那个七八岁的瘦小男孩。
女人好像不知儿子回来的样子，照旧垂着头，可她那双手在抖。
“要没别的事，我就走了”林小军赶紧抽身。
他对堵在门口的年轻人讨好地点头，看到了对方咬得紧绷绷直跳的腮肌，看到了那对发了红的眼睛。
年轻人侧身给他让出了路。作母亲的没抬头，也没开口。
这是1975年秋天的事情。
兰爱平的孽缘
被采访人：兰爱平，女，1954年生。曾下过乡，后来回城当了工人，与周和平有过一段经人介绍的恋爱史。
三十五岁的兰爱平，看上去要年轻一些。她在1978年结了婚，有个儿子。被采访时，只她一人在家。提起往事，她莫明奇妙地摇摇头，带着自嘲或嘲弄的口吻说：“周和平那人，没法说!”
周家的情况比兰爱平想得还要糟。不说别的，单说结婚住哪里就是个大问题，总不能小两口和婆婆挤在一间小黑屋里，拿布帘子一挡，了事吧!
男女事上，兰爱平是个过来人，她想不出和男人上了床，隔帘子有个老妈的尴尬。就为这一条，她差点一进门就赶紧撤了回去。
“闺女，我能干活，不拖累你们……
“妈!”周和平喝断了母亲。
这母子俩的关系，让兰爱平生不少疑惑。听周和平的话，他定是个孝子，可他又如此粗暴地对待他所孝顺的妈，还是当着没准日后成他媳妇的姑娘。
他妈听话得倒像是周和平的女儿。让人不理解。
回到家，兰爱平辗转反侧大半夜。第二天，介绍人过来问她的意思，她答应处一处再看看。这就算应了一半。
兰爱平并非真看中了周和平，她有她难言的苦处。
十八岁时，兰爱平成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年后，有路子的知青们回了城，原本抱成一个团的知青们，立刻变成了一群精于内部倾轧的小阴谋家。
男知青动起了脑筋，把家里寄来的钱，变成各式各样的礼物。女知青则使用另一种工具，用自已的身子换取一张“招工登记表”的故事兰爱平没少听说。
兰爱平是个有心机的姑娘，她谋划了很久，绕过了大队这一级，把赌注押在了公社里一个管知青的干部身上。
这个干部四十多岁，家属在离公社不远的一个村子。这干部每天回家，到农忙就请假在家干活。
那天是个礼拜天，兰爱平去时，那干部的孩子们跟着当妈的回了姥姥家，就剩他一个人在家。
对方从身后抱住了她……
那一夜，知青点上的女同伴谁也没发现兰爱平的异常。第二天早上，她把被子和枕头都拿到了太阳底下。
此后整整四个月，兰爱平成了那人在公社的宿舍，临时无人的家里，野外的庄稼地里，各种有机会的地方。兰爱平全忍了。
她终于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没有向那人提任何条件，只是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对方立刻慌了手脚。一个月后，很有些焦头烂额的他，用尽本事，为兰爱平搞到一张回城的招工登计表。条件只有一个：兰爱平必须立刻回城。
兰爱平回到了唐山，忍着女医生的种种奚落，打掉了已经成形的孩子。一个不大不小的名声，也就在一个不大不小的范围内传开了。
在不太远的灯影里也有一对青年男女，是那辆自行车出卖了他们。
大概1976年时的恋人们，都躲在小胡同的灯影深处，兰爱平和周和平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他们处了三个多月。三个月里，他们的实质关系比之第一天没有任何变化，周和平很“木头”,从不主动要求与兰爱平见面，仅有的几次出门散步，全是兰爱平主动的。
兰爱平担心，如此一个正派老实人，到了新婚之夜发现她的秘密，肯定会翻脸不认人。
她大费心思，周和平若果真是个老实人，那么，在某个时候让他匆匆忙忙地有了头一回，他也不知道对方没了第一次，一切就可以遮盖过去。
心机过人的兰爱平，今晚特意穿了条裙子。
刚才，在拐进这条胡同时，兰爱平就看到了那对被自行车出卖的恋人，她装作被吓了一跳，就势抓住了周和平的胳膊。
周和平一惊，身子立刻僵硬起来，极不自然的瞅一眼那辆自行车，稍往回抽了抽臂，被兰爱平抓住不放，呼吸变得急促沉重。
两人在黑暗里靠得极近，周和平的心跳，把兰爱平震得阵阵酥麻。她终究是个有过体验的女人。
在周和平被兰爱平拥抱时，像被电击了，如大树般强直死硬，随后，在兰爱平的热吻里，他打起了寒战。
兰爱平被自己的热情鼓舞着，错误的理解了周和平的反应。她不甘于对方的被动，抓起那只铁一般凉硬的手，寻进自己的前胸。
那只手停在她火热的胸上。
突然，那只手压住了她。她一阵快活的晕弦，期待着更进一步的温存。但，那却不是温存，是抓是撕的疯狂。
她刚刚叫出了声，却被粗暴的摔到地上，她未及由暴怒而生的叫骂，被对方镇住了。
“不要脸!不要脸!”周和平仿佛疯了，完全不顾所处的环境，狂喊大叫。
兰爱平怕了，悄悄爬起来往后退。见对方只是在原地发疯，没有逼上来，掉过头跌跌撞撞地逃跑了。跑出很远，仍能听得到周和平的怒吼。
这是1976年6月底，兰爱平后来再没见过周和平。
十几年后，结了婚有了孩子，又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的兰爱平仍然不懂，周和平的暴怒究竟从何而来？
喜欢研究犯罪心理学的
民兵小队长张林
被采访人：张林，男，1927年生。唐山大地震后，在临时的民兵组织中担任过小队长。
他已经退休，最大的爱好是研究犯罪心理学。他说，这是从地震以后才有的爱好。
提起周和平，他长长地叹了口气：“不瞒你说，这案子我琢磨了十三年也没琢磨透。不过，也没白琢磨。”
后来，是张林让手下的民兵，把总要杀人的周和平抓了起来。
张林问了他的姓名等常规问题，迅速提出了疑问要点：“周和平，刚才你说，是认错了人，那就是说，出事的时候你是亲眼看到那人了，对吧？”
周和平重又显得急躁不安：“我看见了!亲眼看见了!我记得那个畜牲的模样，烧成灰我也认得他。那家伙长得很壮 实，浓眉毛眼睛不小，一看就是流氓像! 还有，他脖子上、胸前让我妈抓了十几道口子。我非得亲手宰了那个畜牲!”
张林问：“你当时干什么来着？怎么没当场抓住他?”
“我干什么?”周和平火了，“我被压住了，出不来!”
“这个…… ”王先令沉吟一会，说：“我没想到，对不住!你先别着急，我一定帮你抓住那个畜牲!我想问问，你妈妈当时在什么地方？”
张林的态度使周和平大有缓和：“我妈在床底下，她没太砸着。我有个事没想通，那个家伙是怎么进来的。后来是我自己钻出来的，费好大事，才又救出我妈，那个畜牲就跑得没了人影!”
张林越听越糊涂，越糊涂越觉得蹊跷：“你把你妈救出来了，你领我去见见她行吗，我没别的意思，我们的任务就是抓坏蛋。”
周和平的母亲比张林想象得要年轻些。
张林有些后悔此行。他不过是执勤民兵，这类案子除非抓住现行犯，他顶多向警察打个招呼，就算尽到责任了。眼下唐山这情况，怕那警察也抓不到那罪犯，他又掺和什么?偏有根绳牵着他，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也许，他属于直觉特别敏锐的人。
“同志，”张林颇费番斟酌，企图打破僵局，“我们听你儿子讲，出了桩案子，我们想来了解一点情况，你能不能给我谈谈事情的经过?”
周和平的母亲依旧望着极其遥远的天空，而她的灵魂定已进入那冥冥之中。
“你不要误会，我是执勤的民兵。咱们唐山虽说遭了这么大灾，也不能让坏人为非作歹，只要有一个，咱们就抓一个!
“妈!”一旁的周和平大叫一声，直眼看着母亲，“你告诉他!”
周和平的母亲，终于从冥冥中收回了自己的灵魂，微微叹了口气，极缓的转过脸。
再问不出一个字的张林，大约察看了一下现场。
这是间临街的小屋，已彻底被震毁。从现场看，有一个被搬动的缺口，缺口里面就是那张保护了周和平母亲的床。从那低矮的床下面，找不到什么线索。
他安慰了一番没有任何反应的母子，也离开了。回去后，对有关人员汇报了这件颇离奇的案子。
那一夜，张林没睡好。天将亮时，半梦半醒的他突然得到了某种灵感的指示，跳了起来，直奔出事点。
周和平的母亲仍然坐那张塑料布下，而她的儿子不知去向。第三天，受了伤的周母，被收治并转移外地，始终一言未发。她的儿子周和平下落不明，再没有任何人见到过这个极壮硕的汉子。
这桩奇案的结局自然是不了了之，也因此它成为传得极邪乎的一桩疑案，也就因此折磨了张林十三年之久，并使他迷上了犯罪心理学。
周和平的母亲原是个乡下姑娘，结婚后进了城，她丈夫是个工人。不幸得很，当儿子两岁时她丈夫染病去世，这是1955年。
丈夫去世后，她和儿子立刻陷入窘境，她没有工作，没有技能，在城市的生存能力几乎等于零。大约有两年时间， 她除了捡点破烂，没其他收入，估计在这个时候她已失身。
后来，她有了一份较固定的收入——糊火柴盒。她弄到的这份活不是从火柴厂，而是从一个属于“包工头”的人手中争取来的。
这个人从火柴厂揽来活，然后再分给那些渴求这条活路的人。这个“包工头”把周母作为交换条件，这一点在文革初期得以证实。
文革初期，各地都“游斗”了一些“破鞋”人物，周母就曾被街上的人们，在脖子里挂上一双破鞋游街，知情人就点出了那个“包工头”。
她被游斗时，还有另一个人被曝光，这人是街道干部。 1960年前后，国家面临巨大困难，各地都有一批城市居民被 “下放”到农村，周家母子这种情况就属于“下放”对象。这个街道干部趁此机会占有了周母，母子才得以留城。
她在街上名声不好，并不仅这两人，还有其他人。起先，是由于生活所迫，后来，一个健康女人的生理要求也起了很大作用。
林小军是个有点特殊的例子。在她二十余年的生活中，这是她动的唯一的一次改嫁的念头。她不改嫁有主要原因， 怕是找不到合适的人。
她虽然年轻，丧夫之初大约还有守志之心，后来失身坏了名声，再嫁人就难了。她之所以想嫁林小军，恐怕是看出了他不是个好人。
以上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年幼且性格极度内向的周和平心中，打下了极深的烙印，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恶劣影响，直至周和平长大成人。
有一种可能，这个案件是周和平虚构出来的。
这儿要先解释周和平的一种心态：他为什么到处追杀男人时“宣扬”母亲被强奸？周和平受下意识支配，而对母亲进行的报复，因为，受旧思想支配的一些人，往往认同这样一种观念：女人被强暴，非但是女人的耻辱，甚至是她们的劣根所致。
如果周母并未被强暴，她的心理同样矛盾，她所不能饶恕儿子的，就是儿子利用观念所给予她的污辱。由于周和平正是如此污辱母亲，所以在母亲的目光面前，那根深蒂固的对男人的仇恨，也足以使其自杀。
除去这种可能，亦还有第二种可能：罪案确实发生，确有一个歹徒强奸了周母，而周和平亲眼目睹了罪案。
周和平为什么目睹罪案，却不当场杀死罪犯，有了上边的分析，找出答案并不困难，因为那个人代替他进行了报复，这当然是将母亲异化为“一般的女人”。
这是一种“意识犯罪”，同样会导致他追杀男人和最后对自己的仇杀。而他母亲所不能饶恕的，也就变成儿子与罪恶的“同谋”。
至于张林所看到的现场，则可能是被余震破坏了的现场。
在这两种可能中，有一点是共同的：父母的不合于社会观念的行为，可能在儿女心上造成巨大的创伤，这种创伤在某个合适的条件作用下，将激发出惨痛的悲剧。而且，越是社会的大环境不宽容，这创伤越难弥合，悲剧性结局越难避免。
周和平的结局可能是自杀，在当时的唐山，在二十几万尸骨中，增加一具尸骨是无处查证的。
但是，任何案件，任何事情只能有一个真实的经过，即所谓真相。在此案中，能回答这个真相的只有一个人：周和平的母亲。
此案无果
被采访人：周母，1931年生。大地震后半年，她回到唐山，一年后，与一位断了腿的幸存者结了婚。这是她在外地认识的病友。
1976年的地震，好像埋藏了过去的一 切，包括她的记忆。她生活在一个新的环境，与过去的一切断了联系。她老了，非常慈祥。
刚刚提到地震，她就封住了话题：“我不记得有过地震，不记得。你记得吗？”
她慈祥的目光，使任何人都无可抗拒。谁又有权利去破坏一个饱受磨难的老人最后的安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