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震后，我带领1000余名职工
从垂直深度425米的井下成功脱险
大地震发生之前，我在开滦吕家坨矿任党委常委、革命 委员会副主任一职。
1976年7月27日晚上，我组织矿科室干部和一些井上工人，共计500多人，在井下425米深处，清理回收旧钢管、 铁棚子、废电缆。
当时，回收现场一共涉及两处，我粗略算了一下，两地点间的距离有1000多米。
我一边和大家一起干活，一边强调安全注意事项，跑了这头跑那头。
凌晨3点半，我看大家连续奋战了好几个小时，准备收工上井。
脑海里刚一泛起这个念头，工作面就突然猛烈晃动起来。我一趔趄，想抓住身边的一根柱子，但就像喝醉了一样，咋也抓不住了。
整个巷道都在剧烈抖动，顶板上的矸石哗哗下落。很多人的矿灯、帽子都飞了出去，有十好几个人摔倒，工作面上满是煤尘。
要垮面吧？(整个工作面被摧垮)。这时有人大喊一声，地震了啦。喊声让我一激灵。
当时我在最里边，稍一静下来后，就朝外边大喊：“快撤，都到大巷集中!”
后队变前队，大伙迅速向大巷撤离。工作面离大巷还有一段很长一段距离，我边走边高喊：“都听清楚了，凡是能撤出的人，全部都给我撤出来。”
一行人迅速赶向负425大巷。很快，井下夜班的工人也集合到了这里。看着弟兄们一张张煤尘脸，我暗想，就算危险再大，也要带领大家冲出去，安全返回地面。
我对大家喊道：“弟兄们，地震啦，大家要冷静，先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先跟井上联系。”
我跑步来到磁石电话机前，接通矿调度室。值班的矿领导告诉我，由于强烈地震，全矿断电，主副井提升都已瘫痪，叫我带领井下职工，由风井返回地面。
这时，更多的职工在大巷里聚集着，尽管一束束灯光晃着我的眼，但那一张张面孔，我还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他们当中，有一百多名机关干部，有井上前来参加回收会战的洗煤厂工人，有兄弟单位的打井施工队，有进矿刚六天的新工人，还有几十名妇女同志。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不熟悉井下情况和巷道避难路线，如果组织不好，后果不堪设想。我的手心里开始冒汗。
“老贾，井上情况咋样？”
“地面建筑都倒了没有？”
“矿上的的职工都没事吧？”
一个个问题如炸弹般向我抛来。我清了清嗓子，让大声的喊话，压制住我内心的波动：“大家听我说，井上的情况现在比较稳定，主副井出提升出了点小问题，咱们往风井进发，由风井往返地面，走，大家跟我走。”
我故意阴着脸，一言不发的带着这支队伍前进。
从这里到风井口有十几里路，巷道暗，道路滑，上山坡度陡，光从负425大巷，到负125巷，就要爬800米上山，从负125大巷，到负70回风道，还有300多米上山，然后才能到达风井口。
特别是到最后的关口，风井的梯子道，每次只能上一个人，这1000多人，着急拥挤怎么办？万一维护不好秩序，就会造成人身伤亡。
情况紧急，我召集井下的几个业务骨干，开了个简短的碰头会，然后，由我把决定传达给大家：
第一，成立井下临时党支部和指挥部，由我担任书记和指挥。
第二，在撤离过程中，遵守纪律，团结互助，服从指挥。
第三，队伍撤退的顺序是，兄弟单位的同志先走，然后是井上工人、采煤工人，最后是机关干部。
第四，各单位都要先群众后党员，先工人后干部，领导同志最后撤离。
接着，我宣布了撤退路线，并提醒大家照顾好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
撤退行动开始后，队伍秩序井然。大家互相协助，不让一人掉队。很快，到达了800米上山的下坡头，开始攀登。
图为开滦唐山矿国家森林公园地下采煤区照片
当时余震不断，我和临时指挥部的同志一会儿走在前面，一会走在后面，嘱咐大家注意安全。
在800米上山的途中，有人体力不支，就有人在前面拽，后面推。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曙光就在前面，一定安全返回地面。
征服了800米上山，又走过了负125大巷，爬上了300米陡坡，才到达最后，也是最紧要的关口——风井口。
这里的条件十分险恶，通往地面的梯子间直上直下，平时没有人使用。
梯子长达90多米，分为14节，每次只能上一个人，头上淋水似的瓢泼大雨，不停的倾泻。
上的人多了，会造成拥挤，甚至梯子倒塌。梯子一塌，上井的路就断了，余下的人处境会十分危险。上人少了，又会拖延时间，如果地震再次发生，井口变形，我们这些人便会失去生存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绝对维护好秩序，做到紧而不乱，以最快的速度，按顺序撤离。
于是，在各单位清点完人数后，我让机关干部担任临时维护队员，维护好先后次序，坚决按撤退的决定办。登梯子异常困难，头上哗哗的流水，脚下梯子打晃，需要一人紧摸一人地往上攀登。
有的女同志连累带惊吓，腿软了，登不上去，其他人就 在前边拉，后边推，进行重点保护。
一个、两个、三个……我一边用灯照着，一边清点人数。兄弟单位打井队的人上去了，洗煤厂工人上去了，各采区的工人上去了。
各单位的领导，在自己的队伍撤完之后，都向我报告一声随队而去。
等到最后机关干部撤离完毕，我和临时指挥部的同志才登梯子向上爬。
当我爬到地面，已经是上午八点半，前后用去近 5个小时。
但，这短短的五个小时，却是恍如隔世一般漫长。身体的疲劳，精神的紧张和胜利的喜悦混在一起，那滋味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
地面迎接我们的，除矿领导之外，还有刚从井下上来的工人和干部。有人告诉我说，大家商量好了，不等老贾他们几个上来，谁也不离开井口。
我心里一阵发热，沉重的心理压力之下，腿竟有些酸软，我挺了挺腰板，让脸上泛起淡然的微笑，一边与同志们握手，一边高兴的说：“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
钢丝绳传书
成功解救井下1000名弟兄
1976年7月27日，气温异常高。这天是开滦唐家庄矿高产日，正好轮到我值班，此外，还有矿革命委员会的两位同志。
晚7点，我给当班的区、班长们开会布置生产任务。会议开了半个小时，区、班长们都领着任务走了。
8点30分左右，矿宣传科的杨俊臣来到调度室，我们几个人便聊起天儿来。聊着聊着，杨俊臣突然神秘的对我说：“要是地震了，咱们这办公室会不会有事儿?”
我被这突如其来问题问愣了，但还是搭上一句：“没事儿，这房子要是有事儿，那工房还得了?”接着，杨又从裤兜里掏出半包“红光”香烟，煞有介事地说：“李工，抽支烟吧，要不就抽不着了。”随后，他便去下井了。
大概晚上10点钟，我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准备休息。我的办公室在一栋二层楼房的顶层中部位置，西邻总工程师室，东与楼梯相隔的是总工程师室和调度室，北面是行政业务科室和矿革委会的办公处；南面是一条狭长的走廓。
在我那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的正中间，除留有一人宽的过道外，其余则被两张办公桌一隔为二，与它两米相距的东南角便是我的睡床。
不知是啥时候，一阵剧烈的抖动，夹杂着沉闷的滚雷声， 一下子把我惊醒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那筛箩般地摇晃，便将我甩掉在地板上。
因为在睡觉前曾聊过地震的事儿，所以我马上意识到可能是真的地震了。我凭着在井下对付冒顶的经验，一下子钻到了办公桌下面。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四面山墙和铁皮瓦顶坍塌下来。强大的冲击波将四面山墙的三面推倒在房间的外侧，只有北面一侧倒在了屋内，而且只盖住了房间的3/4。
压在办公桌上的上的砖石并不多，只是我的双腿因躲闪不及，被压在了石块砖头之中。
我听到外面是一片凄厉的喊叫声：“救命啊!”“外国扔原子弹啦!”
我拿出矿工特有的自我救护本领，手脚忙活了一阵子。恰在此刻，一股余震猛袭过来，比起第一次，这次余震所不同的是，它时间短且没有地声。
强烈的余震，将我和房顶来了个360度的换位，把我从桌子下面，一下子猛翻到了房顶之上(后来在清理废墟时，我发现原在屋子里的车子和衣服架上的衣服，被甩到7米之远的隔壁房间)。
就这样，借助于大自然的一臂之力，我成功脱险。
天空渐渐发亮，下起了小雨。我一个人站在那儿，大声地喊叫与我一起值班的人。
勤杂工李福林应声了，顺着声音方向，我慢慢地爬了过去，一看，李福林已被砸到走廓的地下室里了。
我顾不上自己的伤痛，赶紧扒人。折腾了一会儿，从一个洞口将他抻了出来。
我搀扶着李福林，问：“小谭怎么样?”
“小谭被砸死了，当时我正在走廓里隔着窗户和他说话，他还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吃东西。”
“李柏顺怎么样了?”
“不知道。”
我俩边喊边找李柏顺，不见其踪影(后来知道，当时李柏顺砸死在自己办公室的床铺上)。
我对李福林说：“今天是井下高产的日子，1000余名工人和干部正在井下呢，我们得赶快想个法子。”
大约是28日早晨5点左右，煤矿军方代表李明智、矿革委常委王凤义和岳福云到了矿上。
我提议：赶快组织抢救井下矿工。矿内有0052斜井，矿外有马路门子，赶快组织工人，从那儿向地面撤。
其实，这个时候，置身于千米井下的矿工们还不知道井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对大伙说：“得赶快把地震的消息告诉井下，让他们组织自救。”
新井这边比较好办，井下突然一断风断电，矿工们自然会知道发生了意外，也会通过斜井或梯子间，向上跑。
艾家圈老井那边，就不行了，它在设计上既无斜井，又无梯子间，一旦有灾难性的意外，井下矿工是很难自行逃脱的。
怎么办呢？我忽然想到，可不可以用钢丝绳呢？于是我说：“我看可以在钢丝绳上，绑一张纸条，先把消息告诉井下，然后用稳车和钢丝绳往上面拉人。”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就分头去行动了。这样，在地震发生以后的2个小时之内，临时抢险指挥部便组成了，并拿出了抢险救人的方案。
临时指挥部的同志们碰过头以后，矿外的马路门子，被迅速地打开，不多时，被困的井下矿工，从这里撤到了地面。
艾家圈老井那边，由于现场工人比较少，很难全面组织救援。矿领导就向驻地解放军求助，官兵们一小会就赶到了现场，和矿工们一起组成了一个精干的抢险队。
他们先是找来矿灯，并做好写有：“现已地震，请你们将自己拴在绳索上，往上撤”的纸条，然后，通过纲丝绳送到井下。
这个办法成功了，约有半个小时的工夫，艾家圈的井下矿工也上来了。
经过近5个小时紧张而有秩序地救援，上午9点左右，分布在井田面积22.41平方公里的1000余名井下矿工，除两人殉职外，其他人员分别从矿内0052斜井、矿外马路门子、巍风山斜井和七百户分井梯子间4个部位，全部安全地转移到了地面。
在矿上的救援工作安排妥当以后，我才猛然想到应该赶快回家。
上午9点多钟，我拄了根木棍急切地往家走。当时，我家住东矿区唐家庄老工房。强烈地震把工房区内砖石结构的房子全给震塌了。
一眼望去，到处是一片残垣断壁。在估摸着到了自己的家时，我的心一下子全凉了。喊妻子，没人应；再喊孩子，还是没人回答。我发疯似地找，忽然从一个石头夹缝中看到了妻子和搂在她怀里的儿子。
娘俩已雕像般的被砸在了窗台的出口处。我再也看不下去了，便将身上仅有的一件工作服上衣苫在了妻儿头上。
片刻茫然之后，我又急忙赶到了离矿不远的一座职工住宅楼，去找女儿和儿媳。那年，我大儿子下乡在外，小女儿经常去陪伴她嫂子。
当时她们住的是砖结构的三层楼房。目睹了七扭八歪的砖楼，心想她们准是死了，但我仍是力竭声嘶地喊。这一次，我先是看到了我的女儿，当时她一个人，被挤压在两块楼板之间，上面那一块，看上去足有二三百公斤重，见此情景，我真的急了，觉得浑身的劲儿一下子全涌到了臂膀上。
在过路行人的相助下，楼板很快地被掀下去了，可是女儿早已不行了。我叫人帮忙，把女儿抬到了公路旁，并抻来一床被子给她盖上。
儿媳早已被地震的冲击波，甩到了距楼七八米远的马路旁边。我赶到时，正好有一位医生在此路过，于是我就要下了那医生的白大褂，给儿媳盖上，并叫人帮我把她安置到了一个安稳的地方。
就这样，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战斗”,我总算和我的家人们“团聚”了。
第三天，解放军抢险队来了，我的妻儿很快被扒了出来。当时，也找不到什么穿戴，我就仓促的扒来家里的被褥，将她娘俩裹走了。
听人说，地震刚过那阵儿，我妻子还在拼命地呼喊，要是昨晚我在家呢，也许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还有我那双心爱的儿女，小女儿正在省重点中学——开滦二中念高中一年级。
儿子是小学六年级，唉，面对匆匆而去的亲人，我真是悲痛欲绝啊!我吸烟、喝酒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地震当天的中午12点，我回到矿上。当时，秦皇岛市抢险慰问车正在那儿，矿革委的同志们看我伤势重，就催我上车去那里治疗。
我说不去，可他们硬是将我架上了车。这样，当天晚上，我就被送到了北戴河第二医院。
不知怎么的，我始终平静不下来，矿上和家里还有那么多事儿，我怎么能在那呆着呢。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偷偷地溜到了北戴河开滦疗养所，登上了专送疗养员回唐山的大轿子车，回矿投入抗震救灾、恢复生产的工作之中。
走资派的儿子
成功将38米高烟囱风险排除
强烈的大地震，仅几秒钟，就把开滦赵各庄矿新建的搪瓷溜槽厂变成了一片瓦砾，遍地只有那38米高的大烟筒，歪斜着，似倒非倒的立在厂矿中央。
烟筒基础全部损坏，攀爬烟筒用的一个个铁蹬也全部抽出，一节节护烟筒的铁圈也都崩断脱落。从上到下，一个20多米长的大裂缝，把烟筒分为两半，时刻有坍塌的危险。
236部队的汪政委，向工兵营全体战士说：“同志们，抗震指挥部，已把这烟囱定为赵各庄矿第一危险建筑，为了使矿上早日恢复生产，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尽快把它拆除!团党委决定派工兵营战士上去，在烟筒顶端拴上钢丝绳。下边用推土机把烟筒拉倒。同志们，为党、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谁能上去把钢绳拴到烟筒顶端，一定给他记功!”
一个年轻的战士，搬着上烟筒的铁梯上去了，爬了不到4米，“哗啦”一声，铁梯蹬抽了签，小战士从一丈高的烟筒上掉了下来。
又一个战士顺着劈开的大裂缝上去了，烟筒上的砖全是活动的，爬了不到6米，不得不退下来。
瘦高个的雷团长说：“同志们，谁能上去，团党委给他记一等功!”
“我上去。”作为一名普通矿工的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
我在地上抓了把沙土，揉揉满是油污的手，来到了正与部队首长谈话的，厂党支部书记柳连凤和厂长齐茂祥面前：“齐厂长，柳书记，亲人解放军不远万里来到我们唐山，帮助抗震救灾，上烟筒的危险应由我们开滦工人承担，我能上去!”
“你，你能上去？”齐厂长、柳书记两人似乎有点不相信。
我自信地点点头说：“只是得给我找副布手套，派人帮我往上送钢丝绳!”
我相信自己的体力，能完成这项任务。
我仰头望了望38米高的烟筒顶端，见避雷针引下来的10 毫米铁筋，仍在烟筒上筑着，直接地下。
我毅然拽着避雷针引线，双脚蹬着砖缝爬上了烟筒。一米，两米，三米，豆大的汗珠，从我脸上淌了下来，流入眼中，一阵刺痒。
爬了一段，实在爬不动了，身后腰带上挂着的钢丝绳好像有千斤重。
“同志们，快帮助工人师傅往上送钢丝绳!”汪政委喊了起来。几个战士学着我的样子，紧握避雷针引线爬了上来，给我送绳，使我加快了攀登的速度。
“胜利在望，还有七八米!”烟筒下的人们冲我呼喊着。“轰隆隆”,大地抖动起来，余震发生了。烟筒顶端的砖纷纷下落。
“哗啦”,避雷针引线又断了。说时迟，那时快，身体刚往下一坠，我立即用右手攀住了大裂缝上的断砖，脚下一 用力，壁虎般的贴在烟囱的大裂缝里。
“快下来吧”，齐厂长在烟囱下焦急地喊着。
怎么下去？下比上还危险，离地面有30多米。
上!我心想着，顺着砖缝往上爬。我终于蹬着砖缝上到了38米的高空，望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迅速拴好了钢丝绳，打上卡缆，在一片“向开滦工人学习!向开滦工人阶级致敬!”的欢呼声中，我顺着已和推土机接好的钢丝绳，滑回地面。
“师傅，我代表236部队向你致敬!我们一定向赵各庄矿党委反映，把一等功记在你的名下!”
汪政委握着我满是血泡的手说。
“给他请功?他爸爸是走资派，他是走资派的儿子。”一个造反起家的干部在一旁说。
“我并没有跟领导要功，我只是不想让解放军为我们担风险!”
我带着心中的酸楚，眼含泪花，分开人群，离开了现场……
不久，上级给我父亲平反，对我的错定，开滦党委也给予了纠正，部队党委要为我请功排险的事，已被人淡忘，我始终认为这是我们开滦工人应该做的。
开滦唐山矿工人李振兴
井下攀爬250米，成功将罐笼风险排除
大地震那年，我担任唐山矿机电科运行车间井筒维修组组长。
8月23日，一号井恢复运转的第五天，上午8点多钟，我接到科调度室的紧急电话：一号井的罐笼卡在井筒里，罐内有7名矿工，随时有生命危险。
险情就是命令，我抄起一条保险带，一口气跑到井口。
这时，矿党委领导、一部分外地帮助恢复建设的职工和抗震救灾的解放军，已聚在那里，商议如何处理。
局生产处负责同志告诉我，据信号反映，大罐卡在距地面250米的地方，往下还有几百米深，里面有7名矿工。
我听完介绍，心猛地一沉，感到此事生死攸关，一刻也不能耽误。
用什么办法使卡在井眼中的矿工弟兄脱险呢?当时地震过后刚20几天，手头只有几副保险带和几条棕绳。只能用棕绳系人下去查明情况，排除险情。
当我把这个想法大胆地提出后，人们一下子沉默了。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井眼卡罐，如果处理不好，将会造成绞车绳挣断，罐笼坠毁，乘罐人员伤亡。
我见大家都不言语，就说：“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领导听了，沉思片刻后点点头，问我：“这项任务很艰巨，你有把握完成吗?”
我严肃而坚定地说：“井眼中的情况我吃得透。我是共产党员，请领导相信我。”
领导当场批准了我的请求。为了防止万一，工友们用一条棕绳绑在了我的腰上，我手持保险带，攀着沾满油污的罐道爬下了黑洞洞的井眼。
罐道是直上直下的安装在井眼中央的罐笼轨道，如同铺在大地上的铁轨一样，几十吨重的罐笼被绞车钢丝绳提着，沿罐道上下滑行。
熟悉煤矿生产的人都知道，几百米深的井眼，除了几根 光溜溜的罐道，就是光秃秃的井壁，一般人就是站在井口向下望一眼，也会头晕目眩。
在井眼中工作，稍一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救出7名处在危险境地的弟兄。
棕绳一米一米地向下延伸，井眼里的冷风吹得我睁不开眼，井壁渗出的冰冷的地下水，很快浇透了我的工作服，罐道上的润滑油顺着我的手套进入袖口、前胸，身上感到冰凉。
系在身上的绳子，勒得我的腰又疼又木。我攀着罐道下滑，10米、20米、100米……，每下滑一节罐道，就敏捷的摘一次保险带再挂一次。
滑着滑着，我突然发现下面有灯亮着，滑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一位想爬到井上去汇报险情的工人，站在罐道梁上。
他告诉我，爬到这儿上不去了，大罐离这里约有40米。我解下身上的保险带对他说：“你就站这儿别动了。用上这条保险带，等我处理好大罐，然后载你上井。”
我帮他拴好保险带，又往下滑去。解下了保险带，我下滑的速度加快了，但是也更加危险了。
滑着滑着，忽然棕绳不往下放了。后来才知道，拴在我 身上的绳子到头了。我用灯往下照了照，发现大罐就在下面，罐顶距我约五六米。
我解下腰中的棕绳，双手攀着罐道向下滑去。在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的情况下，我终于滑到了罐顶，钻进了罐笼。
被困的工友们见我来了，发出了一阵惊喜的呼喊，为使大家尽快脱离险境，我不顾劳累，钻出罐笼，查找事故点。
原来是大罐罐耳脱轨了。要使罐耳复轨，首先要扭正大罐位置。
我双脚蹬在罐道梁上，随着头顶上的矿灯，仔细找准了大罐倾斜的角度和罐耳脱轨的位置。
我一只手撑着井壁，另一只手板住罐道，用力猛蹬罐角。倾斜的罐笼受力后缓缓移动，逐渐正位了。
在使罐耳复轨过程中，为了不让其他同志担风险，我独自把罐耳螺丝一条一条地拆下，复轨后又一条一条地拧紧。
尽管井筒里很冷，但我已满头热汗。不知啥时候，右手划了个大口子，血流了出来，汗水和血水滴入深深的矿井中。
故障终于排除了。我看了一下表，从下井到现在只用了20分钟。
这20分钟，我下滑了250米，处理好事故，我发出了提升罐笼的信号。大罐缓缓上升了。半路上又将那位工友拉到罐里。罐笼载着我们八个人徐徐地升出了地平线，井口上，迎接我们的是一片欢呼声。
（感谢您坚持看到了文章末尾，我的微头条置顶处，有一篇征文，希望友友们有时间，再花一两分钟的时间阅读、支持一下，我先感谢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