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海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许建强：
我们土建公司的工人虽“土”，但特别能吃苦
比起其他的公司，我们上海建工土建公司就“土”多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在三军里面，我们就相当于步兵。
支持唐山建设，我们公司去了整整两个工程队，加起来有一千多人。
我们工程队开赴唐山是没有做动员工作的。这主要是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我们的工作就是常年流动，全国各地到处飞，到处跑，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
从1966年开始，我们先后参加了国家的“小三线”、“大三线”建设。
当时，我们正在浙江干着一个大工程，工程干到一半，接到通知，就全部撤离了，等于是原来的工程先全部停工。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再加上赈灾，也不存在“合同违约”之类的情况。
据我所知，我们这个系统，有很大一批的工程都全部停工了。总之，就是急国家之所急，全力以赴支援唐山!
唐山发生地震了，单位就通知让你去，你也不用强调什么理由了，再说，也没有理由，大家也知道，唐山那里急需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全国一盘棋嘛。
当时，我女儿只有两三个月大，我和老婆打了个招呼，就走了，她一句话也没说，常年奔波在外，她都习惯了。
我们坐的是14次特快列车。傍晚上车，第二天早晨到达天津。当时已是 10月份，天气很凉了。
随后，我们继续乘火车往唐山。我们土建公司是小部队先去，小部队比较辛苦，先住临时的帐篷，以最快的速度把住房搭建起来。
北方的房子和南方不一样，里面全部都是通暖气的，唐山最冷的温度要零下二十几度呢。房子搭建起来以后，条件还是可以的，浴室、食堂之类的硬件都有了。
我们当时对口支援的是开滦机修厂，主要是负责重建工作。
地震后，机修厂的有些厂房虽没有坍塌，但主要支撑的柱子根部发生了移位，只能在原来的地方重新做个基础。
做基础肯定是要先挖土方，那个时候条件太艰苦了，连挖土机都没有。
当时，施工的时候，气温早到零下了，因为天冷，挖冻土之前，得先把冻土烤化才行，烤的办法就是烧柴生火，烧融一批挖掉一批。
那时候都是用汽车搬运柴火，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柴火集中起来烧，把冻土融化掉后，再一点点的往下面挖。
气温再低的时候，发动汽车也得先烤一烤火，卡车有的也是手摇的，你得先把它烤热，它热乎了，才给你好好跑路。
刚到唐山的时候，我们生活上很不习惯。
不知道是水土不服，还是吃了什么东西，整个工地有几百号人一起拉肚子，上厕所都要排队，实在急得不行的，就自己找地方解决，反正也都是大男人。
上厕所的次数多了，身体上顶不住，就集体去输液，都到医院不可能。我们就和上海医疗队联系，让他们过来一批人，直接到宿舍里为工人们输液。
那时候，还没有农民工或者外包工，全部都是自己公司的职工。
活计多的时候，晚上大家不用动员，都主动去加班，大家认为这些都是自己分内的事，一定要抓紧时间完成。
各班组回去也是有先有后的，谁先做好，谁就先回去，所以没有人落在后面。
那个时候，大家也不讲报酬，反正一天补贴一角七分，加班了，就是两角七分，外加吃夜餐。
什么调休工资、加班工资等等都没有的。吃的东西全部是上海运过去的，一点咸肉、一点米，当地早上是吃窝头的，还有大白菜，整个冬季都是吃这些东西，第二年开春的时候才有了改善。
我们工业救助唐山，做排险、修复工程，大部分都是靠人力的，不像后来援助汶川地震时，推土机、挖土机等大型机械都用上了。
其实，我们国家运用大型机械设备进行工程建设，是从建设宝钢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宝钢建设是中国建筑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无论是设备上还是技术上，都往前跨了一大步。
上海机械施工公司严时汾：
遇难的小木工朱富国成为我此生难以直面的痛
朱国富从二十米高的开滦煤矿机械制修厂金属加工车间厂房，摔下去的时候，我不在现场。
在这之前，也就是1977年春节的时候，我和我们厂的杨怡林同志去过他们家。
在上海的一座筒子楼里，大白天的，楼道里就得开着灯，开门的就是朱国富的父亲，头发花白，足有六十岁的年纪，当时，提起儿子的时候，老人一脸的宠溺和骄傲，也许是老来得子吧。
朱国富同志牺牲后，我们厂找唐山当地最好的木匠，用最好的木料，给他做了一个木盒子，我们的组长老周、我、那天施工的几位同志，还有上海医疗队的一位小护士，给他送的行。
我们组长老周，一边给小朱擦脸，一边哇哇的哭，小朱才十九岁啊，这么年纪轻轻的，就走了，谁不想啊。
小朱遗体当天乘飞机回上海的时候，我正执行紧急任务，没能送他。
说句实在话，我真受不了那个场面，尤其是想到小朱他爸看到遗体的时候，我受不了，我的心里面真的会自责，虽然那是一起意外事故。
我们上海机械施工公司，于1976年10月份参加唐山援建，当时公司接到援建任务后，在职工中作了动员，原则上是自愿报名、领导批准。
要说起来，我还真是和支援唐山有缘。我是1976年5月份开始从事技术工作，文革期间，我们公司管理机构是大组套小组，有生产组、政工组六个大组，每个大组下面又分几个小组，比如，生产组下面有施工组、动力组等。
我当时是施工组的技术人员，整个组就我一个刚进去的年轻人，主要任务是承担施工技术管理工作，对口各基层单位，做工程前期的技术协调，参加设计施工“三结合”会议。
做好这个工作必须具备一定的经验和能力积累，这正是我欠缺的，平时工程实践的机会不是很多，当时我非常重视这个锻炼的机会，可以通过到唐山参加工程援建，增长一些实用技术和知识，我就主动报名了。
我们援建的项目是开滦煤矿机械制修厂，离唐山市中心十多公里的路程。我们的生活区就在这个工厂的围墙外。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拆除排险，另一方面是修建、重建和新建。所谓排险，就是把地震中，受到破坏的厂房还没有完全倒塌的部分拆除。
地震中，这个工厂的很多厂房并未完全倒塌，有的屋面坍塌了一大块，损坏的构件还悬在半空中，有的墙面已倒塌一半，留下的满是裂缝，拆除工作有不可预见性和极大风险。
我们的工作有两个时期，以1977年春节来划分，春节前三个月的时间，主要是排险，拆除破损的厂房。只有金属加工车间，是在1977年的5月份拆除的。
1977年5月16日早晨，老周、我、孙冬林、韦修林，还有一个开滦机修厂的工人老朱，具体名字忘了，我们几个聚在一起，商量要不要把这个金属加工车间拆除的事。
老朱的意思是先留下来，反正一时半会，也用不到它，我们几个认为，这是这个厂子最后一幢震后建筑，本来年前就应该拆，还把这个“烂尾”留下来，我们心理过意不去，最后决定要拆。
我记得孙冬林还说起过昨天晚上的一件事。
孙冬林在厂外溜弯的时候，遇到个老奶奶，在坟地里哭。这个机修厂南面和北面都是埋的震亡遗体。
孙冬林上前和老奶奶聊了两句，得知，老奶奶一家六口人，震后就剩她自己了。
我心里一阵悲伤，想，这地震都过去十个月了，给人留下的创伤还难以抚平呢。
早起七点半的时候，我和老周接到通知，市中心有个建设任务，需要我们俩马上过去协调。
走了两个人，还剩下三个人，屋顶拆除四个角上钩需要至少四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木工朱富国同志就主动报名，自告奋勇的说：我上去吧。
我和老周就去市中心了，后来发生的事情，都是回来以后才听说的。
这栋建筑从外观上看，全部是混凝土结构的车间，损坏并不严重。
上到屋顶的四个人，每人负责挂一个点位的钩，其中，一个人是指挥。就在四个人刚刚踏上去，准备将钩子挂到屋角点位的时候，屋面板突然之间，就从中间裂开，“啪”的一下，一分为二，就砸向地面。
指挥的人，身体重心在里面，他把脚一收，没有掉下去，其他正在挂钩的三个人，重心是朝外的，就跟着屋面板一起掉了下去。
煤矿机械厂金属加工厂房，可不比一般的厂房，一般厂房也就五六米高，这里的高度可都在十五米左右，相当于五层楼的高度啊。
这三个人中，伤势相对最轻的是孙冬林，摔下去以后，一直在喊叫，赶来的医护人员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到了医院，孙冬林就昏迷了。等醒来的时候，已是下午六点，医生摘除了他破裂的脾脏，另外，左手左腿全部摔断。
韦修林摔下去以后始终昏迷，颈椎压缩性骨折，那时，市里有一家抗震医院，是上海岳阳医院派出的医疗队组建的。
韦修林在那里住了半个月，其中一个星期，处于人事不省状态，不断的说胡话，头上被打了两个洞，配了支架牵引，伤情稳定后，送上海继续治疗。
最不幸的就是朱富国了，他摔下去的时候，下面是一个钳工师傅在上面画线作业的钢平台，头部先着地，奇怪的是，几乎没有什么外出血，当时就停止了呼吸。
这件事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我都不知想了多少次了，也不知在梦里梦到朱富国同志多少次了，唉，当时上到屋顶上的应该是我啊。
上面说了，我们的第一项工作是拆除，在拆除过程中，我们因地制宜的“发明”了许多实用的工具。比如，拉墙器。
这种拉墙器是专门用于拆墙的，它上面有一个很深很坚固的开口，拆墙时，把拉墙器的开口从墙顶插入，开动吊车，拽拉预先固定在拉墙器一边的钢丝绳，“轰隆”一声，就可以拉倒一大片墙体，工人不用上去挂钩操作，既高效，又安全。
对于不能用拉墙器的拆除的残墙，我们采用“锤击法”。吊车拎着重锤，挥舞巨臂锤击残墙。
像上面也说了，更危险的其实是拆除屋面结构。拆除受损的屋面，像动大手术，先要对它进行“体检”，检查其存在的隐患，排除那些悬挂在空中的构件。
即便如此，拆除的作业也是十分复杂的。需要吊车在满是设备的厂房里行走，拆下的构件如屋架，没办法就地破碎，只能拎着整榀屋架，拿到房外破碎。
我们的第二个主要工作是新建厂房。新建厂房的任务又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老厂房，受灾不太严重的那种，把上面的盖子拆掉，重新加固建造。
另外一种就是在平地上新建厂房。根据我们的统一要求，重建、新建厂房的屋面都改成了轻钢结构：钢屋架、钢支撑、钢檩条和木板油毡石棉瓦的屋面。
除给开滦机修厂建造车间外，我们还帮他们建了幼儿园等生活设施。
造新房子是按部就班了。做结构吊装的施工组织设计的“重头戏”是和土建单位结合，画现场预制构件的平面布置图。
上面说到的那个幼儿园共两层。为保障儿童人身安全，按抗震要求，采用的是预制装配现浇节点的框架结构。
这个工程现场预制的构件，主要是一层一节的混凝土柱，构件数量不太多，现场地方也比较大，平面布置难度并不大。
但，我当时是第一次做施工平面布置图，就在图纸上一笔一画的画柱子，进行平面布置。
一公司107队的主任工程师，一个“老法师”式的人物，看到了打趣式的和我说：“小严，这些构件随便怎么放都是没问题的，你画得这么认真干吗？”
其实就是这些有限的工程实践，使我有了对结构吊装专业最初的认识和积累。
现在我可能也是年轻人眼中的“老妖怪”了，但如果没有当年唐山的工作实践，没有一点一滴的积累，是达不到现在这种程度的。
和我一块到唐山的，还有同组的一位老同志叫王大年，他当时就是一位资深技术员，许多成果都是出自他和他同事之手。随便举两个例子：
如：把2——6吨塔吊改造成30吨塔桅起重机，上海文化广场复建工程大型网架屋面整体提升等。这些项目都是获得了很多荣誉的。
比如，塔吊改造引起当时国家建工总局的高度重视，组织召开了全国性的现场会，列入了当时建筑机械的系列，另外两个项目也分别获得了1978年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和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
王大年同志在去唐山前，提出需要带一个助手，我就是作为他的助手跟着来到唐山的。
去唐山的时候，机施一队先调遣了两台15吨履带吊，这可是当时公司的主力设备啊，还有一辆交通牌卡车，还派了102和105两个起重小队和吊车、汽车司机。
我们动身去唐山，是在上海北站上的车，第二天早晨七点左右到达天津站。
公司先头部队派了卡车来接我们，那时，正值粉碎“四人帮”，举国游行庆祝时刻。
我记得，从天津到唐山的路上，要经过一座舟桥，是解放军为了救灾架设的。
一百多米长的大木桥飞跨在河面，据说，按照建桥常规，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完成，英雄的解放军舟桥战士，在五十多个小时内，就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那时候，唐山老百姓住的“抗震棚”实在是太简单了：在地面上砌一段七八十公分高的墙，上面支一个用木条做成的简单窗户，连玻璃都没有，就是一张塑料薄膜，屋顶也只是用竹片、油毡等简单铺盖。
和汶川地震时候的彩钢房相比，简直天差地别，这也说明那时候国家救灾恢复能力还是不行的。
站在我们专业的角度讲，这次地震之所以造成这么多人的伤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房子的建造结构。
楼房的这种空心楼板，即所谓的预制板，真是“要命板”。地震时，这种楼板砸下来，在楼上面的人或许还好些，对于下面的人来说，就是一场灭顶之灾啊。
吃的方面，比起来早到达的医疗救援队而言，是好多了。当时，我从上海带了很多大蒜到唐山，主要是为了杀菌，提高抵抗能力。
另外，老婆还特意给我带了一大包的辣酱和咸鱼，是对付吃粗粮用的。
真的是要感谢她的细心，来到这里后，一天三顿白菜，一个星期偶尔吃一次猪头肉，你必须要早去，晚一点就没有了。像我们这工种，加班是常事，所以我吃猪头肉的次数真的是屈指可数了。
白菜吃腻了，就吃辣酱，这东西太开胃了，用唐山的话讲就叫“下饭”吧。
我记得去唐山之前，是三两米饭的饭量，到唐山以后，饭量与时俱进，半斤米饭下肚，都没什么感觉，原因嘛，副食品少，油水少，还有就是劳动强度太大了。
我大概是1977年6月中旬返回上海，前后在唐山待了近八个月。回去后，和我们单位的领导，去了一次朱富国的家慰问。
与第一次见面相比，朱富国的父亲一下苍老了足足十岁。
说话的时候，老爷子一把抓住我的手，说起他儿子生前的事，没完没了。
说着说着，老爷子就哭了，然后就再说，说着说着，就把我当成了他儿子了。
老人家就这么一个儿子，那是他的全部希望啊。后来，我们就陪着老人家一起落泪。
后来，因工作的原因，我就没有再去过。我这人性格内向，喜欢独处，但就心太软，我真是受不了那种生离死别，或者是刻在骨子里的，因思念而产生的深深的痛苦。
后来，我给老爷子寄过几次钱，都被他退了回来。每次看着退款单，我都要落泪。
再后来，我听人说，老爷子快不行的时候，还在念叨着他儿子的名字，临走时，手里还紧紧攥着朱富国小时候的照片……
（这篇文章文字所配图片，均为上海建工集团图片，上海建工集团的前身是上海建工局，而文中两位主人公，正是建工局旗下的员工。唐山人民不会忘记上海建工和上海建工的所有员工，不会忘记你们，为唐山重建所付出的牺牲和作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