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余前春：
限时20分钟撤离，因为地陷即将发生
1976年7月28日午夜，我被一阵清脆的紧急集合哨音惊醒，直到冲出军用帐篷，100多名医疗队员排列整齐之时，我朦胧中的意识刚刚被唤醒，而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
第二医学院中队负责人，紧急宣布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消息：必须在20分钟之内撤离此地，原因是：我们休息的这个地方，可能在几小时之内就会塌陷。
一百多名医护人员闻令而动，如惊弓之鸟，收拾东西、拆除帐篷、匆忙上车。
集合队伍解散之前，队长告知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丰润县。赶巧不巧的是，分配给我们的司机也是外地人，对这里的道路也是两眼一抹黑，于是，只能是边开边问。
有一段路要经过震中的路南区。朦胧的夜色中，我们看到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凌晨的风缓缓吹来，空气中装满了腐尸的腥臭。
马灯、手电筒，还有各式各样的矿灯，驱赶走一片黑暗，光影里，是通宵达旦在废墟上抢救伤员的解放军官兵，偶尔还有一、二、三的整齐口号声传来。他们没有任何清墟工具，徒手搬动预制板时，需要更加齐心协力。
路旁是一片又一片的简易帐篷。很多衣衫不整的灾民愣愣的站或坐在路旁，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们鱼贯前行的车辆。地震和流言，让他们对帐篷也产生了由衷的恐惧。
历经一个多小时，我们的车队终于开出了市区。
盛夏清晨的冀东平原，天亮得很早，风里带着一点点的凉意，很快赶走了我的睡意，让一片片记忆又重新在眼前浮现。
7月28日，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1975年的7月28日，我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
当天的毕业典礼结束后，学校又在大礼堂为我们放电影。突然之间，天空电闪雷鸣，雨水从破了的天幕毫无顾及的倾泻下来，大礼堂里一片漆黑。
很快，校门口的重庆南路上就变成了汪洋，水深过膝。我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场景。从礼堂中跑出来，涉水，漫无目的地到了淮海路，所有的商店都半淹在水中。
第二年的7月28日，我正在瑞金医院病理科作住院医生。当天中午，接到医学院通知，让我马上回本部参加紧急会议。
我急匆匆的赶到了学院的三楼会议室。想不到，我是最后一个到场的同志。
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医疗队，前往唐山灾区进行援助。上海市卫生局为大队，我们医学院为一个医疗中队，每个附属医院为两个小队，由我临时负责中队部的文书工作，兼任内科医生，配合高年资医师开展工作。
当晚，我睡在了医学院办公楼的电话旁，随时接收各附属医院上报的人员名单、设备数量，核实准确后，撰写一份专题报告，连夜上交市委。
任务完成后，已经过了十二点。我又和后勤部门的同志赶到市里，领取压缩饼干和军大衣。
当时我还奇怪，这压缩饼干是我们此行离不开的“伙食”。大夏天的，军大衣有什么用？
到了唐山我才明白，华北地区昼夜温差太大，军大衣完全能够派上用场。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我的老家是陕西汉中，小时候看到天上的飞机，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开上飞机，而且，这架飞机还是自己亲手打造，铜质的。
我那时只骑过黄牛和山羊，以为飞机也是用来骑的，小伙伴们就取笑我，送我一个“铜飞机”的外号。
谁能想到，20年后，我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坐飞机，而且是坐到了飞机的“肚子”里。
上飞机前，机场里的人告诉我，唐山的供水系统已全部损坏，要尽量带些水过去。
我看到机场跑道的尽头有一个大水坑，就拿随身带的烧饭锅打来了一锅水，小心翼翼的端上飞机。
飞机是苏制安—24型号，等我进了机舱，座位早已占满，我就坐在了过道上，飞机起飞了，锅里的水就洒了出来，把我裤子都弄湿了。认识我的人就哈哈的笑，说，你老大不小的，怎么还尿湿了裤子？
公路两旁的白桦树站得笔直，路面却都是坑坑洼洼。
卡车像蜗牛一样爬行。此时，有老乡赶着马车，被我们超过。赶车的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汉子，一抬手，就甩出一连串清脆的鞭响，仿佛这里根本就不曾发生过什么一样。
我第一次来到广袤的华北平原，感到一阵阵新奇，脑海中自然的浮现出电影《青松岭》里“长鞭一甩叭叭响”的情景，还有公路两旁的青纱帐，也是完全合拍的。
我们一行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丰润，在一座石桥的北面。
正在大家忙着收拾东西，准备下车的时候，一连串喊声像铅球一下子砸了过来：“不准停车，马上开走”。
我们吓了一跳，司机赶紧打方向、踩油门，开出了几十米才停下来。我们回头看去，刚才，人们停车的地方泛起了一阵烟尘。原来，那里立着一面危墙，刚刚轰然倒塌。
就算医疗队是在帐篷里抢救伤者，就算帐篷四面透风，你也很难想像，最初的“抗震医院”竟然没有供电，也没有备用发电机，手术的时候，只能用手电筒代替无影灯，进行急诊手术。
在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里，我见到了几乎全身各部位严重骨折伤员、截瘫伤员、严重感染的伤员；也见到了平时罕见的急性结核，甚至烈性传染病“炭疽”。
地震造成了大量的截瘫病例，许多伤员发生了严重的尿潴留，非常痛苦。
当地所有的医院都无法提供导尿管，我们就用输血袋上的软滴管代替。重伤员一旦解除了生命危险，我们就安排人员，乘飞机转运到外地治疗。
为解决用水的问题，我们自己动手，在院里挖了一口临时水井。水打上来，烧开后，用来消毒手术器械。
临时医院里也没有合格的卫生和通风设备，附近又掩埋着因重伤而死亡的伤员，于是，苍蝇就成了无处不在的存在。
在刚到这里的半个月里，所有的医生、护士、医学生夜以继日的工作，伙食只有压缩饼干，水煮高粱米和缺盐的白菜汤，而这白菜汤，大家又送它一个雅号“抗震一号汤”。
8月3日上午，医疗队领导命我立即搭乘当天飞上海的三叉戟飞机，赶回上海，一方面，连夜向医学院领导汇报灾区情况，另一方面申请一部分物资。
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我向医学院党委书记简要汇报完情况后，那位平日里一脸严肃，甚至无形中就和自己拉开一定距离的老领导，竟然眼神发直，点燃一支烟，沉默了足足有两分钟。
一阵叹息声之后，他抹去眼中汪着的泪水，简单的看了看我们拉出的物资清单，又挥笔在最下面追加了两行字：请后勤处火速安排猪肉三十斤，面粉一百斤，队员们太辛苦了，我们要尽全力让他们吃好！
第二天一早，单位派了一辆车，将食盐、导尿管、消毒水还有那些珍贵的“伙食”一起送到机场。装运，起飞，搭乘救护车，就这样，我又匆匆的赶回了抗震医院。
最紧急的两个月过去之后，我拿着抗震医院的介绍信赶到北京，在协和医院的协助下，购买了一套临床病理科必需的设备器材和试剂，在抗震医院开始了第一例稀有病例的病理尸检和临床病理研讨会。那个病例的关键标本，后来被带回上海，收藏在病理学教研室。
8月中旬的一天，在附近部队接受治疗的一位老同学，特意赶来看望我们。
那天晚上，我们四位在抗震医院奋战的老同学特意请厨房的师傅为我们临时加了两个菜，热情招待这位福大命大的老同学。
正吃得尽性的时候，搪瓷盆突然抖了起来，地下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响声，“地震”，我失声喊了出来，起身迅速跑向外面。但，奇怪的是，我们的双脚就像钉在了地面上一样，一步也动弹不得，只能相互搀扶着，摇摇摆摆的站在原地。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地震，只听见外面房屋倒塌声和病房里病人的惊叫声连成一片。
地震大约持续了十几秒才停止。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起7.1级的特大余震。
第二天上午，我们五个劫后余生的同学，在医院门口站成一排，拍下了一张我们终生难忘的合影。
在这之前，我特意找来了一块废木板，拿出我学木工的看家本领，为医院打造了一块简易“招牌”，然后，又找来油漆，写上“丰润抗震医院”六个标准的防宋字，挂在了医院的大门口。
出乎我意外的是，原本只是为“摆拍”才挂起来的牌子，竟然为日后人们在废墟上寻找抗震医院，提供了极大方便。
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医院条件虽然简陋，但各种器材日臻完善，抗震医院也逐渐从当初只救治危重病人，到成为诊治当地疑难病症，培训当地医护人员的教学医院。
不久，第一批医疗队员返程，我按规定回到上海，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抗震救灾报告团，做了十场巡回报告，然后，又从上海启程，带领新一批医护人员入驻丰润抗震医院。
我从1987年7月，获马里兰大学医科哲学博士留美至今，已经三十六年的时间了，我的人生也已走过七十载岁月。
如果你要问我，最值得回忆的是什么，我会不假思索的告诉你，就是1976年，在唐山，在丰润抗震医院这前前后后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不仅在病理实践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这段充满艰难、艰苦、艰辛的日子，更是成为我生命中的宝贵财富，并时时装点我以后的回忆。
黄浦区中心医院主治医师黄卫民：
我们被毛主席纪念堂指挥部干部叫神仙
“你学外科多少年了？”
“四年。”
“我带你过三关，第一关，我带你开刀，第二关，你带我开刀，第三关，我看你开刀。”
“那，过这三关要多久呢？”
“这个，就需要由我说了算了。”
以上，是我和中山医院名医任长裕同志于1976年9月17日，在唐山玉田抗震医院中的一段对话。
后来，我不服气，想尽快“出师”。白天，跟着任医生目不转睛的看，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一遍遍的脑子里过电影。
实践证明，不到一个月，开刀开到第三个病人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主刀了。
从实习医生跟着高年资医生开刀，到自己动手开刀，一般情况下，需要三至四年，但在玉田抗震医院，这中间的跨度是不到一个月。
我们是上海第二批赴唐山抗震救灾的医疗队，1976年9月16日到达玉田抗震医院，和同年7月出发的第一批医疗队换班，我们在那里服务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直到1977年6月份，才返回上海。
玉田抗震医院离唐山、丰南有将近七十公里。之所以把医院建在这里，是因为唐山、丰南是震中，河北省委和上海市委考虑到，医疗队进驻后，如果再发生地震，当地医疗力量势必不足，因此，需要在合适的地点，组建新的预备医疗机构。
另外，从地理位置上看，玉田位于唐山、北京、天津三地的中心，不论哪个地方出问题，玉田的医疗队都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玉田抗震医院由上海第一医院、华山医院、中山医院、五官科医院、儿科医院、黄浦区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组成。
医院分为护理、后勤、医生三个大组。医生下面只有大外科和大内科两个科室，不设门诊，病人送过来不送外科就送内科，一切都随病人需要，医生分配调度也非常合理。
我们去的时候，地震已经过去了两个月，地震抢救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常规医疗阶段。
问诊的大多是当地医院看不好的疑难杂症，地震引起的后遗症，还有狂犬病、破伤风、白血病等等。出现白血病的原因，可能是受地震时地光影响。
我主刀的第一个病号是当地的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中午被一辆马车拉过来，全身瘦得没有一点多余的肉，就是肚子特别大。
我拿手指拍了拍他的肚子，像暖水袋一样的声响。会诊的结果为十二指肠溃疡畸形。手术前需要做腰部麻醉。
打好麻药，刚开刀时，发现血液呈紫色，再一看，呼吸十分微弱。当时，我还是十分紧张的，任医生说，得赶紧叫呼吸科的大夫过来。
一会，喇叭里就响起了紧急呼叫的声音，钮善福大夫赶了过来。一番诊断后，对病人采取了气管插管人工辅助呼吸的方法，保证了手术的顺利进行。
钮大夫后来解释，这个小伙子的背部上长一颗疖子，腰麻位置较高，麻药影响了呼吸中枢。
还有两例病人，现在说起来，都不一定能抢救成功，在当时那个简陋的条件下，简直可以说是奇迹。
第一例是一位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喝农药自杀，是家人赶着马车，用了三天的时间才送到玉田。
我们问她爸，女孩自杀的原因。她爸紫着脸，一幅气鼓鼓的样子，只顾低头抽那杆老旱烟袋。
当妈的道出了原由。原来，女儿想买一条裤子，当爸的不给钱，还把孩子狠狠的数落了一顿。孩子想不开，就喝了半瓶农药。
当时，女孩子的呼吸已非常困难，浑身大汗淋漓，衣服都湿透了，看得出，中毒已经很严重了。
当时，内科采取了洗胃、导泻、活性碳吸附的办法，女孩子竟然神奇的起死回生了。
第二例的身份在当时非常特殊。毛主席纪念堂建设指挥部的一名同志，开着小车，在玉田至北京的公路上，与一辆大货车相撞，方向盘狠狠的顶在了肚子上。
腹腔查出有气体，从脾脏、胃、肝脏到肠子，全都受到撞击，断掉。情况十分危险急。如果将病人送到北京，中途至少需要两个小时，很可能撑不过去。
救援的第一步是先输血。病人的血型是AB型，这种血型的人很少。当时也是实在没办法，只能通过喇叭紧急广播：整个医疗队的人员，凡是属于AB型血的，马上来手术室报到。
一共有六个人符合条件，就全部采血，每人好像采了400CC。
当时，医疗队全部的外科医生都赶过来。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把病人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病人情况稳定后，接到了北京继续治疗。
病人后来出院了，到我们这里专程表示感谢，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简直是神仙啊。
后来，我们一再被邀请，到毛主席纪念堂参观。那时，毛主席纪念堂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呢。
说实话，做医生的，尤其是外科医生，没有比手术取得圆满成功，患者被成功抢救过来，更能让我们开心的事了。
实事求是的讲，我感觉那时候的医患关系是最好的。
现在都讲究做份内的事情，没做手术前，就要白纸黑字的和病人家属签一份协议，什么是病人和病人家属应承担的责任，哪些是医院和医生的责任，都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就算是这样，每年仍然有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健康更关注了吗？
应该有这个因素，但肯定不全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医患之间好像都不太信任。
在唐山救援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病人和病人家属对，医生无条件的信任，就像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一样。
我们小的时候，对医生和老师，都是称呼先生的，你对先生有什么不信任的呢？那时候医生说向走东，病生家属没有说偏偏向西去的，哪怕是病人死了，也会给医院送表扬信，含着眼泪向医生道谢，他们都相信医生尽力了。
像那时候的急诊，医生都是站在门口的，病人一到，就主动出去迎接，根本不存在像今天，有些病人家属和医生吵吵闹闹甚至出现极端的现象，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玉田抗震医院救活了那么多人，不是仅仅是凭满腔热情，就能做得到的，你得有真本事、真功夫才行。
我们现在回忆这些事情，一个是纪念，另一个我觉得是反思，就像对于我们这些医生而言，不是统计当时抢救了多少人，而是要看救护这件事的当代意义在哪里，有什么启示。
唐山大地震过去四十多年了。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时代不同了，社会也在发展，现在的救灾条件比原来不知好了多少倍，但不论怎么变化，严谨的工作态度不能变，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不能丢。
尽管那个时候的条件那么差，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报酬，但玉田抗震医院拯救了那么多人，建立了一种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医患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不能用金钱或利益来衡量的，是值得今天的医生和患者学习的。
病人有了疾病，他们是在无奈、无助的情况下，才来求助医生的，医生要有担当，有责任感，没有必要害怕，害怕担责。无论什么时候，再高明的医生，也有看不好的病。
现在有一个老的传统，我们做得不如原来了，那就是像原来说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医务人员就会尽百分之百的努力抢救”。
现在哪个医生敢这么讲，敢这么说，也不敢说完全能够做到。
一个学校也好，一所医院也罢，墙上都是应该有几个大字的。比如学校，应该是教书育人，医院，就应该是救死扶伤。老祖宗留下来的传承不能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