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声枪响和
一头左后腿被砸伤的毛驴
地动山摇之后，五相庄漆黑的街道上，竟是一片可怕的死寂。
我猫腰从地上抄起一根木棍，撬开房东张再生家刚刚倒塌的屋顶，拽出那个帆布提包，里面有一条超纤维尼龙裤和一把三号手枪，勿忙穿上裤子，抬手朝天上连打了三枪，大喊一声：“地震了，都不要慌，爬出来的赶快救人！”
沉闷的枪声加上我急吼吼的喊声过后，废墟里响起了一连串的呼救声。
唐山大地震发生前，我在丰南县武装部上班，但是长期居住在农村，当时又叫“大下”，就是你当干部的，是不能坐班的，你要到基层去，下放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参加生产劳动，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当时下到宣庄公社，分包公社北部的五个大队，平时在五相庄大队张再生家住。
和我一起住的，还有县公安局的刘子臣、刘敬宗两位同志。
我记得他们俩，那个阶段的任务是清理蒋介石集团，从台湾运过来的反动标语、口号。
这些标语口号都是坐气球过来的，气球爆了，纸质标语就像天女散花一般的飞下来，老百姓好奇，免不了就会打开看看。
这些内容极具反动性、蛊惑性。因此，必须及时清理。
那段时间，我们也是整天配合这项工作，就是发动广大民兵站岗、监督，发现问题立即上报。
7月27日下午，我带了分包的五个大队书记联查，就是干这码事。
下午五点多的时候，我们一行六人经过宋家坨村。村西边有个大池塘。
五相庄大队书记董杏文，是个三十岁的年轻人。他好奇的指了指池塘边的水面：“肖主任，你看这瓜子鱼（北方土语，学名叫鲫鱼）咋都到坑边上来了？”
我们几个人围拢过去。还真是，树叶大小的瓜子鱼，成片成片的挤到坑边，瞪着眼睛，张着嘴往外吐水泡，看到我们死死的盯着它们，也一点不害怕。
“这个，也许是天气热，气压低，鱼缺氧了吧。”县公安局的刘子臣解释道。
我们一行人，又边说边往前走，一会就到了我住的五相庄大队。
大队部院里新打了一眼机井，十几个挑水的小伙子，还有两个姑娘在那里排队。
“今天这是咋啦，挑水的，居然排队了？”董杏文一脸的疑惑。
“抽不上水来啦，水流特别小，不排队咋办？”一个长头发的小伙子冲我们喊。
“昨天水流还哗哗的，足着呢，今天咋就不行了，水井位置选错了？改天，我问问县打井队的。”董杏文从机井边挤出人群，对我说。
当天夜里三点多钟，大地的剧烈晃动，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脑海里有地震值班这根弦，所以，当时就知道是地震了。
我匆忙爬起，一脚踹开窗户，从屋里跳了出去。
夜空中飘起了雨丝。
张再生的弟弟跟在我身后，也从窗户跳出。
在东屋住的张再生，抱着他闺女跑到了堂屋，却怎么也打不开门，在里面着急的叫喊。我一脚把门踹开，接过小孩。不一会，两口子也爬了出来。
我、张再生还有他弟弟，我们三个人，又联手去刨西屋的礁子顶、抬房檩，把县公安局的两位同志也扒了出来。
东隔壁就是董杏文家。听到董杏文的呼叫，我们三人立刻冲了上去。
砖混（一半红砖，一半土坯）礁子顶大平房，已全部倒塌。董杏文上半截身子露在外面，我上去一把拉住他的右胳膊，他疼得“啊呀”一声，原来右胳膊早已被砸折。
刘宗敬不知从哪找来两块木板，把董杏文的右胳膊固定好，然后我们才把他扒了出来。
礁子顶裂了几道大的缝隙，董杏文的老婆和两个女儿全都压在了下面。
我们几个又合力撬开房顶，把娘仨也救了出来。
董杏文的老婆被拉出来的时候，猫着腰，原来是小腹受伤了，让一根折断的椽子扎了个窟窿，一个劲的往外冒血。
扒完第五家，我们实在干不动了，也顾不上雨水了，一屁股坐在地上，牛一样的喘着粗气。
怎么办？这有那么多人等着救。
“两位兄弟，你们先在这照看着，我去宋家坨搬救兵去。”我朝公安局的“二刘”放下这句话，急匆匆的赶向村外。
跑到宋家坨，那里的情况也差不多。大队部跟前，围着几个人，原来是大队书记王绍庭因为救人，累晕了过去，几个人正人那里掐人中、搬脑袋抢救呢。
还有一位女民兵，蹲在地上低声的哭，原来是她家的砖房全趴窝了，他爸被砖石土块压住了全身，只露出个满是灰土的脑袋。
我和四个五个冲过去，把老人家扒了出来，但人早就不行了。
调不到救兵，也要救人啊，我找到宋家坨的赤脚医生安继敏，让她赶紧和我回五相庄救人，就这样，匆匆赶回，给董杏文老婆的伤口先包扎上了。
三个小时后，我看情况差不多了，就抓了辆大水管（一种特别能驮货的老式自行车）到宣庄公社看看。
宣庄街里的房子全都倒了，包括供销社仓库里的十几辆自行车，车把还都是崭新的，大梁却都给砸弯了。我看到倒塌的门卫室旁边站了个人，就先赶到了公社的办公地点。
公社的一拉溜平房没倒，但门前公路上，裂开了一条两米多宽的大口子，像是一张饥饿的血盆大口，随时想把人生吞进去。
院子里的地面，中间拱了起来，形成了中间高、东西两边低的奇特景观。
我和赶来的公社张书记商量了一下，从废墟里抠出来半张纸，写了个纸条：命令王家盘子、楼庄子两个民兵队，各安排20名武装民兵，立即到公社执行安保任务。
也找不到公章，就由张书记和我分别在纸条上签了个字，交给了宣庄一街的一个小民兵，马上下去安排。
大约三十分钟后，小民兵将纸条交了回来，上面楼庄子民兵连长签了“执行”两个字，王家盘子民兵连长签了“坚决执行”四个字。
又过了有二十分钟，四十个民兵身背枪支，全副武装的跑步赶到。
我立刻安排，将四十人分成五组，马上赶赴预定地点，在供销社、银行、粮库、粮店等重要目标上执行保卫任务。
天渐渐的黑了下来，往日热闹的街里，此刻却一片死寂，不见了袅袅的炊烟，也听不见时不时的狗叫。
我提着手枪在街里巡视。
天空中的雨还是没完没了，余震就像爱发脾气的老子，想起来就是一阵吼。
街道两边，堆满了盖着棉被、苫布、塑料纸和其他各种叫不上名字的覆盖物的死尸。
一头毛驴拉着车，驴的左后腿被砸伤了。木板车就那么一顿一顿的往前走，却不见赶车的人。
不一会，迎面走来了一个瘦瘦的老者，直接用手去牵驴的笼头，驴却一抬脖子，发出一阵不耐烦的叫声。
“站住，这是你家的驴吗？”我问。
“不是我家的，还是你家的啊。”老者一脸不屑。
“好，是你家的，你先给我说说，这驴是你啥时候买的，还是原来下崽下的？”
老者愣住了，低了头，眼睛的余光又瞄向了我手里的枪，头就埋得更低了。
我刚想接着问他，突然，一转身，撒丫子就跑远了，比半大小子跑得都快。
后来，我才知道，这车是去拉氨水的，天还没亮的时候，赶车的在供销社门前的台阶上睡着了，结果大地震来了，供销社门市突然倒塌，人直接就被砸死了，驴也被砸伤了左后腿。
震后第二天，我从武装部找了辆解放车，和几个民兵一起，把我分包的五个村，还有附近四六八庄的伤员，运往唐山机场。
在机场的草坪里，一个操着迁西口音的老大娘，躺在那里不断的叫喊，声音越来越小，肚子却鼓得越来越大，旁边围了两个护士。
原来，老大娘一天没吃东西了，看到护士递过来的一包压缩饼干，也没问，就像吃普通饼干那样，一口气把一包压缩饼干都给吃了，吃了就和护士找水，护士忙完了一问，就吓坏了，正在那里抢救呢。
我们几个民兵，将卡车上的伤员一个个的搀着、背着、抱着、抬着，送上开往全国各地的飞机。
后来，有个长得很干练的女飞行员，见我带着枪，知道我是丰南武装部的后，就和我打听四王庄的大队书记的情况。
我回来后，专程跑了一趟，那位书记已在震中遇难，我就把消息带到了机场的调度室。后来，这位飞行员还特意找到我，说那位大队书记是她姨夫，表示了专门感谢，还邀请我坐她的飞机去石家庄，四十分钟的行程，来回也不到三个小时。
我说我带着车，回去还要再运伤员，表示了我的谢意。
被我遗忘的两个妹妹
和老朱家女儿的死尸
1975年的春天，我记得，当时天气还有点冷，我家在村东头的第一家，建了四间大平房。
平房上梁那天，我爸高兴得买了一纸箱的鞭炮，把院子一下崩了个红红火火。村里人都说，这老郭头肯定是高兴坏了，要不，咋啥得买一箱鞭炮呢。
四间平房的北面是个养鱼池，里面撒的全是鲤鱼鱼苗。
1976年7月27日早，我挑着水从鱼池边经过。下了两天的雨，鱼池里的水疯涨起来，但和四周的围埝，还有十多公分高的距离。
我看着身前水桶里，水面折射出的阳光，有点刺眼，就收了目光，望向了不远处。
临水面的平地上，竟蹦跳着五个条七八斤重的鲤鱼。
晚上，后窗外鱼池里的大鱼闹的更欢了，好像进了油锅，乒乒乓乓的跳个不停。
我老婆问我：“你说这咋回事，这鱼白天跳完了，晚上跳，是跳财呢，还是跳灾呢？”
我叭的打了她一下，笑着说：“你当是你的眼皮啊，还跳财、跳灾，快睡觉吧。”
睡梦中，我好像飞了起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又重重的摔在了炕上，接着就是炒豆子一样的颠簸，把我从炕上一下子颠到了地下。
老婆抱着小儿子跑了出去。我赶忙上炕找大儿子，黑暗中，啥也看不见，摸到的都是砖石砂土。
我疯了一样的轮起胳膊，终于摸到了大儿子的后背。
大儿子是脸朝下趴着的，我把他抱到院子里。大儿子全身软绵绵的，已经晕了过去。
我父母从东屋冲了出来。奶奶抱起了大孙子，天亮时，老大才哭出了第一声，老大的背部被檩条砸伤，事后到石家庄住了两个月的医院，说是中枢神经严重受损。
我的这个大儿子，一躺就在炕上躺了四十七年，现在的智商还不如一个三岁的小孩，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在院子里淋了一会雨，我想起，还有生产队的账本在屋里，就冲了进去，凭印象把墙挂着的账表、板柜上的账册、表格、单据等等一股脑都给抱了出来，又怕淋了雨，第二次返回，抢了一个毯子和两件衣服盖在了上面。
没过五分钟，我想起了还有一把枪。我是民兵，门旮旯还挂着一把半自动步枪，枪号至今记忆犹新：3984。
当兵的不能丢了枪，枪砸坏了也不行啊。我第三次又跑了进去。一家人在外面都急坏了，叫我快出来，保命要紧。
枪在门后的墙上挂着，我摘下枪，又迅速打开房门。
谢天谢地，我终于跑了出来。余震像潮水般又一次袭来，屋里先是咣地响了一下，接着就像个醉汉似的晃了晃，但还是没有倒下。
后来，我又冒险把结婚买的缝纫机搬了出来。
为更好的保护账册，我把苫缝纫机的塑料布拿了下来，盖在了生产队的那堆资料上。
账册完完整整，那台心爱的缝纫机，却因雨淋再也无法使用了。
赵辛庄，就这么一个小村，六百口人，竟在震中死亡68人！
中午时分，还没顾得上吃口饭，老党员谢仕林来找我，说是要把伤员集中到村东头去，等着过来车辆往外运。
我们一共十二个人，四个人一组，从废墟上找来几个门板子当担架，门板的两头用绳子兜住，一条扁担两个人，前后四人，就这么着，把伤员一个个的抬到村东头，能走路去的就自己走过去。
当天，我和董连成在前面抬，也不知往返了几次，反正干到下午三点多。
抬完伤员，这创新的“担架”又有了新的用途：抬死尸。
埋尸的地点，安排在村南面的一块场地。抬死尸比伤员还累，伤员有个别的，可以走着去指定地点，死尸分散在各家，埋尸地点还挺远。
还是四个人一组，我和董连成那组，盯到了整个任务完成，我们俩后面的那个扁担，换了好几个人。
到了后来，天黑了，我们抬尸的要挨家找，挖坑的人以为没有死人了，就都回去了。
我们这些抬尸的把人送了过去，也不能放下就走，只能是放下扁担，有锹的就拿锹挖，没锹的就用手刨。
刚刚下过雨，泥土都是软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庆卓家，有一段路地势太低，汪了一大片的水，我们把门板放在了最高处。
我趟着水走进去。从老朱怀中接过他三闺女，尸体是用棉被裹着的。我们平时说，死沉死沉的，死人就是这样，身体僵硬，但又不像物体那么硬，没体会过的真不知道。
最后，埋的是来村里探亲的两名妇女，原来，想着等亲属过来接一下，看来亲属们顾不上了，大热天的，怕尸体腐烂，村里的亲属就让先埋了。
我爸说，我家的房子个性坚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打不倒的小强吧。全村只有五处房子没倒，其中就有我们家的。
为了做晚饭，我爸和我一样，先后几次冲进房子里，从里面抢出来了炕席、粮食、锅，还有其他厨具。
老人家是泥瓦匠，木活也在行，不到半天的功夫，棚子搭好了，灶台垒好了，饭也做好了。
一大锅的高粱米饭，掀开锅盖，家人和邻居二十多人呼拉一下围了过去，没有别的动静，只剩了吧唧嘴声音。
人们一句话也没有，看不出痛苦，只是沉默着，大口吞食着，好像猪圈里的猪吃食一样。
我吃完了一碗，再去盛第二碗的时候，大锅里连个米粒都没有了，二妹和三妹站起身，端着碗走过来，要把她们碗里的饭分给我。我说，没事，我吃饱了。
抬起头时，我看到两个妹妹的脸上满是灰土，她俩就在赵辛庄住，在别人家借住，我却一天没去看她们，我这个当哥的也……
想到这里，我脑子里突然有个雷炸响了，轰的一下。这才想起，早起，一家人都在院子里的时候，我爸妈就让我去借宿的人家，看看两个妹妹，我却因为扒救别人，给忘了个干干净净。
好在，两个妹妹现在平平安安的。
是啊，平平安安的就好，平安即是福。
想到这里，我眼里竟有两串泪水，掉在了端着的碗中……